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水平相比,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都较低, 有必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劳均资本, 推动劳动生产率既快又稳增长。
一、劳动生产率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推动下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67%。1952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为1760元/人 (2015年不变价, 下同) ;1980年增加到4424元/人, 这一水平仅相当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7.2%;2016年提高到95175元/人。1952—2016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43%。其中, 改革开放前 (1952—1978年) 、后 (1978—2016年) 年均增速分别为3.25%、8.67%;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1991—2008年, 劳动生产率从6947元/人增至46816元/人, 年均增速高达11.8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降至9.27% (表1、图1) 。
表1 劳动生产率变化 (2015年价)
图1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从增长来源看, 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推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方面, 1978—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达到2.8%, 其中1991—2008年年均增速达到3.6%, 高于甚至远高于同期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骤降至2.6%, 并一路下降到2016年的1%。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一是受趋势性因素影响, 几乎所有经济体在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时, 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明显下降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2015)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作用的减弱, 以及与技术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缩小和技术追赶难度增大, 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趋于下降。三是受外部需求不足等周期性因素和内部结构性矛盾影响, 生产能力未能充分释放,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总是以“余值”形式出现, 当经济持续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 剔除劳动、资本要素后的“余值”必然减少。劳均资本方面, 1978—2016年, 资本回报推动下的资本广化和深化特征明显, 劳均资本年均增速达到8.9%。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的增长推动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增长。
从三次产业看,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间劳动力流动。采用Fagerberg的“转换份额法”按三次产业对全国劳动生产率进行分解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 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与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相互影响对全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鲍莫尔效应) 最大, 为51.6%;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对全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纯生产率效应) 次之, 为45.8%;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而劳动力在行业间流动对全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丹尼森效应) 最小, 为2.6%。
从地区看, 随着全国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省级层面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扩大, 但劳动生产率增速差距在缩小, 东部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速上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
从所有制看, 国企、外资的劳动生产率较高, 私企、港澳台企较低。主要原因是国企集中于能源、公用事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领域, 外企集中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计算机、通信、汽车、电气等成品和半成品领域, 私企则集中于竞争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不高的部分成品和半成品、基础材料领域。国企内部劳动生产率高低分化比私企严重, 在以国企为主、同时分布有外企的公用事业领域, 国企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外企。
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低和劳均资本少
在数据可信度验证基础上, 通过与世界各经济体比较找位置, 与发达经济体比较找差距, 与部分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比较找原因, 我们发现, 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和劳均资本较少。
(一) 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 增速远高于其他经济体
我国劳动生产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 仅为G7平均水平的1/4。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计算, 2016年,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为51921美元 (各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2011年不变价美元计, 下同) , 我国为23486美元,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2%、G7国家平均水平的25.6%、OECD国家的27.8%、亚太地区的46.9%, 拉美国家的65.5%、金砖国家的73%, 仅为美国的19.7%、法国的24.3%、加拿大的26.2%、德国的26.4%、意大利的26.6%、英国的27.4%、日本的31.4%, 差距明显 (表2) 。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 但增速很快。2001—2016年, 世界各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4%, 我国的年均增速为7.7%, 是世界年均增速的5.5倍。同期, OECD国家、金砖国家、亚太经济体、拉美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1%、2.4%、3.3%、1.1%, 我国的年均增速分别相当于这些组别经济体年均增速的7倍、3.2倍、2.3倍、7倍 (表3) 。与G7比较, 我国2001—2010年、2011—2014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9.3%、5.2%, 而G7同期的年均增速分别仅为0.8%、0.3%。
表2 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比较
表3 单位:%2001—2016年我国与部分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
(二) 与各经济体比较, 我国劳均资本的差距是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1.4倍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 劳均资本约为1/2。按照宾州大学国际比较项目发布的最新数据计算, 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为1, 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0.64, 我国相当于美国的0.43,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2%。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劳均资本为163538美元, 我国为86902美元,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1%。在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两个因素上, 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 但劳均资本差距更大 (图2) 。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是研发效率有待提高。按照世界银行对研发人员的统计口径 (包括在校从事研发的博士生) , 2014年我国每百万人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数为1113人, 低于日本的5386人、加拿大的4519人 (2013年) 、德国的4381人、英国的4252人、美国的4019人 (2012年) , 低于韩国的6899人、新加坡的6658人、俄罗斯的3102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 2013年超过日本, 目前仅次于美国。目前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1%, 与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平均投入水平相当, 高出相近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约1个百分点 (低于以色列的4.25%、韩国的4.23%、日本的3.49%) , 而最具研发创新价值的三方专利授权量仅分别为日本的1/7、美国的1/6。
图2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劳均资本 (2014年)
注:样本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为以当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为1的相对值。考虑到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这几个中东小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特征少有普遍意义, 右图去除了他们全要素生产率大于2.5的观测值, 图中包括115个经济体。资料来源:劳动生产率来源于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劳均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宾州大学国际比较项目;图3—图5同
(三) 与G7国家比较, 我国劳均资本的差距是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1.6倍
我国劳均资本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23%, 全要素生产率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52%。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为美国的43%、法国的45%、德国的46%、加拿大的55%、意大利的58%、英国的60%、日本的61%, 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52%, 差距明显。2014年我国劳均资本为86902美元, 为意大利的16%、法国的20%、英国的23%、德国和美国的24%、加拿大的27%、日本的31%, 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23%。我国与G7国家劳均资本的差距是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1.6倍。2014年我国劳均资本水平约相当于美国1950年、加拿大1959年、德国1967年、英国和法国1968年、意大利1970年、日本1988年的水平 (表4) 。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增速均远高于G7国家。我国2001—2010年、2011—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分别为3.8%、1.4%, 而G7国家的年均增速分别为-0.03%、-0.14%。同期, 我国劳均资本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3.35%、11.73%, 而G7国家的年均增速分别仅为4.77%、3.04% (表5) 。正是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的持续快速增长, 才使我国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
发达国家经历过持续地增加要素投入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乔根森、戈洛和弗劳梅尼 (1987) 分解美国和G7国家二战后经济数据后发现, 1948—1979年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资本投入。在此期间, 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4%, 其中资本和劳动投入 (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 的贡献合计为2.6%, 贡献率在3/4以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有0.8%, 贡献率不足1/4。同时乔根森 (1995) 还发现, 1960—1995年, G7国家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也很重要。
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美国时也经历过资本快速积累的过程。二战后6个G7国家的劳均资本低于或远低于美国, 以1950年美国的劳均资本为1, 日本为美国水平的0.1, 意大利为0.31, 德国为0.35, 法国为0.4, 英国和加拿大的劳均资本存量相对较高, 分别相当于美国水平的0.58和0.66。经过近40多年的资本积累后, 到1995年, 6国的劳均资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均超过0.7, 到2014年, 6国的劳均资本相当于美国的0.8左右 (图3) 。
表4 我国与G7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上的差距 (2014年)
表5 单位:%2001—2014年我国与G7国家的生产率增速比较
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接近技术前沿国家的过程。1953年的法国和德国、1957年的意大利、1968年的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美国的水平分别为0.51、0.43、0.59、0.54, 与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水平 (0.43) 接近 (图4) 。此后, 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增长, 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 最终成为发达国家。
图3 1950—2014年G7国家与我国的劳均资本水平 (以美国为1)
图4 部分G7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四) 与40个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比较,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劳均资本较高
与40个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相比,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有40个经济体或与我国当前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相近, 或经历过我国当前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为美国的43%, 处于中偏下水平, 高于斯里兰卡 (2010) 、印度尼西亚 (2013) 等经济体。多数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美国水平的50%以上, 40个样本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约相当于美国水平的60%。在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经济体中,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低。
与样本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相比, 我国劳均资本较高。2014年我国劳均资本为86902美元, 仅次于牙买加 (126504美元, 2014) 、印度尼西亚 (108304美元, 2013) 、新加坡 (106700美元, 1988) 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87934美元, 2001) 。样本经济体劳均资本的平均水平为49298美元, 我国为这一平均水平的1.8倍, 分别为日本 (1968年) 、德国 (1953年) 、法国 (1953年) 、韩国 (1990年) 的2.5倍、2.3倍、2倍、1.5倍。与这些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相近时期比较, 我国资本形成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
(五) 从部分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 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变动趋势更重要
在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或曾经相近的经济体中, 全要素生产率排位靠前的部分经济体的长期发展绩效迥异。它们中的一部分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持续较快增长, 最终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另一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经过一段时期的较快增长后出现急速大幅下降, 最终陷入增长停滞。前者如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后者如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 (图5) , 这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一度达到很高水平, 如墨西哥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还持续快速增长了一段时期, 但突然出现急速下降, 并难以回升, 这些经济体恰恰是被认为落入增长陷阱的拉美经济体。这说明,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重要的, 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快增长的持续性更重要。
三、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劳均资本的重要性趋于提高
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显示, 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劳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增强,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也会发生明显变化。
(一) 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劳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增强
我们运用部分经济体在与我国2016—2020年、2021—2030年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的数据, 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在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性变化。按购买力平价法调整并以2011年不变价美元计, 201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为23486美元/人, 2016—2020年, 我国劳动生产率将从23486美元/人增加到30328美元/人, 2021—2030年, 将从30328美元/人增加到52297美元/人。劳动生产率处于23486—30328美元/人之间的样本数为142个, 处于30328—52297美元/人之间的样本数591个。
采用的劳动生产率模型形式为:
其中, lp为劳动生产率, tfp、perck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劳均资本。X为一组控制变量, 以控制其他经济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ε为残差项, 下标i、t分别表示经济体、年份。
图5 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高部分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分别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模型 (LSDV) 和固定效应模型 (FE) 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 全要素生产率、劳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并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加入控制变量后, 全要素生产率、劳均资本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劳动生产率水平从23486—30328美元/人 (2016—2020年) 提高到30328—52297美元/人 (2021—2030年) , 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水平的差距每缩小0.01, 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幅度在0.3%左右, 而劳均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 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幅度从超过0.25%下降至0.10%。随着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劳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趋于提高。
(二)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动力和机制会出现明显变化
2000—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3%,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为1%。如两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按此相对速度延续下去, 202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将由2014年的0.43提高至0.5左右, 2030年将进一步提高至0.6左右。
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四个方面, 并分别选取相应的指标作为定量分析的核心解释变量, 同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形式为:
其中, 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 (tfp) , 解释变量为技术创新 (RD) 、人力资本 (HC) 、制度体系 (IS) 和治理能力 (GR) , X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下标i、t分别表示经济体、年份。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四个因素除了单独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外, 还通过交互机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主要是人力资本促进技术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用两个指标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 (rtfp, 以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为1) , 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程度;二是与技术前沿国家 (ctfp, 以美国为1) 全要素生产率之比, 反映两国间的技术差距。
样本涉及世界232个经济体1950—2014年的数据, 受限于部分数据的完整性, 进入模型的样本量小于上述数。估计结果显示, 一是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2014—2020年、2021—2030年大部分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表6) , 表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改进这些因素将不同程度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表6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二是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交互影响始终显著。2014—2020年和2020—2030年间,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7) , 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交互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此外, 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单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十分显著。
三是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分别与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交互机制在2014—2020年间显著, 2021—2030年间不显著。表明2014—2020年间, 技术创新与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人力资本与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交互机制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而2021—2030年间, 上述交互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下降。
表7 交互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 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分别与制度体系、治理能力的交互机制在2020年前显著而2020年后不显著, 均来自样本数据的估算结果, 揭示的是样本经济体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制度、治理之间的交互机制随劳动生产率水平变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并非直接意味着我国在制度、治理上什么都不做, 也会“自动地”表现出样本经济体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水平为0.5 (2020年) 前后的这一特征。恰恰相反, 样本经济体的这一特征警示我们, 要抓紧时间完善制度体系, 增强治理能力, 使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制度、治理的这种交互作用随劳动生产率水平变化的特征显现出来。
四、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提高生产率构建制度和治理基础。尽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完善产权制度,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二是重点推进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 促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建设法治政府, 推进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简政放权, 创新监管方式。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打破行政垄断, 防止市场垄断。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三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按照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 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放开部分领域对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开放促创新促竞争, 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转移, 提高潜在进入者的生产率壁垒, 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
不断提高研发效率。一是优化研发投入结构, 从重视资金投入向重视资金投入和人员激励并重转变。资金投入上避免多头管理、相互竞争造成地区和部门间低水平重复研发现状。尊重科研活动特点和规律, 改进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规定, 促进形成能有效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二是加强不同创新主体间的联合研发, 从单兵突进向协同创新转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标、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研发体系,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研发。打破封闭, 健全军民深度融合、国防技术联合研发转移机制, 以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军民共用性强的领域为重点, 推进军民融合创新。三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健全科技成果市场化定价机制。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收益, 给予社会创新致富、创新成名成家的预期。完善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分配政策。四是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 从主导向服务转变。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搭建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 提供必要的公共科学技术支持。推动创新要素向市场和企业集聚,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一步加大创新扶持、成果转化和市场吸收的资金支持。
持续积累人力资本。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加快教育现代化, 基础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有条件的地区将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延伸。高等教育要适应创新发展要求, 加强中高端人才培养。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完善国民健康政策, 为国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增加公共财政投入, 增强健康服务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支持社会办医, 发展健康产业。二是推进教育医疗资源均等化配置。明确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的地方事权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担责任, 特殊困难地区中央财政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制定并限期实现省内义务教育、基本医疗资源配置均等化标准。优先改善中西部和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学校和医疗机构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持续推进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基层以及弱势人群倾斜, 打破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
全方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投资主体上, 政府投资向公益性和外部性领域集中, 国企投资向准公益性领域集中, 民间投资非禁即许。有效实现政府投资提供公共产品和矫正外部性、国企投资维护和增进公众利益、民间投资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的职能, 提高资本配置整体效率。资金来源上, 严格约束企业过度包装上市、圈钱套现等不规范行为, 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和国企信贷约束, 境内投资和对外投资都要严守商业审慎原则, 减少低成本甚至无成本融资导致资本低效配置问题。投资方式上, 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领域, 在用好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传统投资方式基础上, 尽快统一PPP管理政策和规则;竞争性领域, 用好传统投资方式的同时, 积极探索并严格规范地方各类政府投资引导基金, 通过政府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结合, 提高运用公共资金实现公共目标的效果与能力。过程监管上, 约束企业在空间占用、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内部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行为, 减少因标准、产业政策执行不到位而频现严重产能过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损害;加大自上而下的执法力度, 鼓励社会公众监督。通过完善体制、严格执法、加强监督,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投资活动方式。
引导储蓄顺利转化为资本。一是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 引导企业获取长期收益。调整产业进入或退出标准要兼顾企业的投资回报周期, 保持产能、技术等标准的相对稳定性, 避免转型升级政策频繁变动使企业进退失据甚至无所适从。对因政策变动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应给予相应补偿, 确保补偿资金到位, 解决好职工安置、资产债务处置等相关问题。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引导企业获取长期收益, 减少政策频繁变动导致企业难以安排长期投资, 被迫在市场上博取短期收益、挣快钱的行为。二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发挥民间资本投融资约束相对健全的优势。继续将市场化程度较高且长期由国有资本垄断的石油、电力生产、电信、互联网、铁路和航空运输、金融、出版等竞争性领域, 作为扩大民间投资的重点。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在公益性、准公益性领域 (包括增量和存量) 广泛引进民间资本。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担保机构、扩大直接融资,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发挥转型升级对提升生产率的综合效应。畅通中西部向境内中心市场、境外市场的交通运输通道, 提高中西部交通运输便捷性, 吸引在东部失去比较优势的部分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 为农民就近进城务工提供就业岗位, 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 实现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 鼓励东部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升级。通过并行地推动东部与内陆地区产业的升级, 发挥欠发达地区较低成本优势, 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竞争;在发达地区培育新优势, 参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竞争。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增长, 促进劳动生产率、劳均收入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
作者：张长春 徐文舸 杜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