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
（1927年8月—1937年7月）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建立起一個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中國共產黨繼續推進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領導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在土地革命時期，黨緊緊依靠農民這個革命主要同盟軍，建立和鞏固工農民主統一戰線，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當日本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之時，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西安事變，特別是全國抗戰的爆發，促進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掀起了全民族抗戰的新高潮。
瓦窯堡會議後，中共中央加強了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中央政治局多次開會研究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3月27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分析了國民黨內左右翼情況，決定採取區別對待的方針；5月5日，在紅軍東征山西連連勝利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發表回師通電，以進一步爭取閻錫山和蔣介石，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停戰議和，一致抗日；5月28日，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爭取張學良東北軍反蔣抗日的問題；7月30日，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抗日統一戰線與白區工作，確定整個統一戰線工作和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由毛澤東負責；8月10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主要討論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
日本侵略中國以後，嚴重的民族危機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也促使國民黨營壘內部關係發生變化。在國民黨中，那些擁有地盤和軍隊、又與蔣介石中央軍存在矛盾的力量，稱為有實力的反對派或地方實力派。在全民族抗戰的形勢下，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大部分有團結抗日的要求，又同蔣介石存在著尖銳的利害衝突。他們出於抗日和與蔣抗衡的需要，有聯合共產黨的需求和行動。因此，黨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加強了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統一戰線工作。
聯合張學良、楊虎城
紅軍到達陝北後，為解除國民黨軍隊對陝北根據地的威脅，對駐紮在西北地區的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領導的東北軍、西北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停止了敵對行動。
1928年張作霖被日本軍方炸死，張學良對日有殺父之仇。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奉命不抵抗而退入關內，後奉蔣介石之命“剿共”，於1935年夏秋間與紅軍作戰，三戰三敗，損失兵力近3個師。蔣介石對其不僅不予補充，反而宣佈撤銷被紅軍殲滅的第110師、109師的建制和番號，更促進了張學良抗日救國思想的發展。據此，中共中央加緊了對東北軍的爭取與聯合工作：在瓦窯堡會議前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以書信傳遞等方式，同張學良建立了聯繫；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開展對東北軍的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20名紅軍將領聯名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將士書》，明確表示願意與東北軍聯合起來，組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共同抗日，提議雙方互派代表共同協商抗日的具體辦法。
二三月間，中共中央派聯絡局長李克農等赴洛川與張學良及其軍長王以哲就聯合抗日的問題達成口頭協議。4月9日，應張學良的要求，周恩來到膚施（即延安）同張學良秘密會談。
圖為膚施會晤地點
張學良提出要設法使蔣抗日。周恩來對張不能反蔣表示理解。雙方商定了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派代表、經濟通商等協議。通過會談，張學良對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心悅誠服，特別是從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逐步堅定了與紅軍聯合抗日的決心，並同陝北紅軍達成秘密協議合作抗日。黨中央派出劉鼎為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在西安進行工作。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等，也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影響，不斷致信張學良，勸說他聯合西北軍楊虎城、聯合中國共產黨。
6月20日，黨中央發出《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指出：爭取東北軍走向抗日是我們的基本方針，黨在東北軍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也不是把東北軍變成紅軍，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爭取的方法，主要靠耐心說服與解釋的工作。強調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應是“上層統一戰線與下層統一戰線同時並進與互相配合”，上層統一戰線尤其具有重要意義。10月5日，毛澤東、周恩來給張學良寫信，提出共同簽訂抗日救國協定，為西北地區“三位一體”的大聯合創造基礎。
黨積極開展對楊虎城及其西北軍的爭取工作。楊虎城在大革命時期就曾與黨有過聯繫，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他仍與共產黨人保持聯繫。1935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通過南漢宸向楊虎城轉達了黨的《八一宣言》和願與西北軍聯合抗日的六條意見，楊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陝西省委負責人汪鋒帶去毛澤東給楊虎城的親筆信，向他闡明黨的聯合抗日、以西北大聯合推動全國聯合抗戰的主張。楊虎城消除了疑慮，決心走聯共抗日的道路。經過多次談判，1936年5月，雙方達成了四項協定：兩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雙方互派代表，加強聯繫；十七路軍設立必要的交通站，掩護紅軍運輸和人員往來；雙方同時為聯合抗日做準備工作。8月，黨中央派出張文彬為紅軍代表駐西安。此後，黨同十七路軍建立了比較牢固的合作關係。
與此同時，黨中央還在張學良、楊虎城之間進行工作，促使他們的團結合作。為了鞏固東北軍、西北軍的聯合，1936年10月26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彭德懷等46名紅軍將領聯合給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寫信，曉以民族大義，倡議停戰抗日。紅軍同東北軍、西北軍合作關係的確立，促使西北地區局部抗日局面形成。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在西北地區首先取得的一個勝利。
為了實現西北聯合抗日，黨還派出鄧發聯絡新疆督辦盛世才，初步溝通了與他的聯繫。派出彭雪楓為特使聯絡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東北軍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表示了立即停戰、聯合抗日救國的願望。對寧夏馬鴻逵、馬鴻賓，陝北高桂滋、哥老會等都提出了共赴國難的呼籲。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擴大，推動了全國範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爭取閻錫山等合作抗日
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與閻錫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圖為決死隊向山西五臺縣開進。
1936年5月，黨分析了與閻錫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決定通過爭取閻錫山實現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進而推動華北乃至全國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澤東致信閻錫山，陳述紅軍的抗日誠意，表示願意聯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時，通過多種關係和渠道敦促其早下決心。閻錫山雖未對聯共明確表態，但表示願意抗日，並取消了一些對抗日救國的限制。7月，日軍進犯綏東，威脅山西。閻錫山權衡利弊，確定了“聯共擁蔣”、“守土抗戰”的方針。中共中央相繼派出代表與閻錫山磋商聯合抗日事宜，並在太原設立秘密聯絡站。北方局選派了大批優秀幹部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骨幹到山西，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8月下旬，受北方局派遣，剛出獄的薄一波接受閻錫山邀請，回山西做爭取閻錫山抗日的工作。10月，成立由薄一波任書記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員會，接辦原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進行公開合法的抗日救亡工作。 11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楓秘密到達太原，開始了同閻錫山的正式談判。雙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則下達成協議，決定互設通信站，建立電臺聯繫。至此，正式確立了與閻錫山的合作關係。
1936年6月2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電全國，籲請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立即對日抗戰，並以抗日反蔣為名組成抗日救國西南聯軍。廣東軍閥陳濟棠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要求國民黨中央准許出兵北上抗日，發動了“兩廣事變”。隨即以“北上抗日”名義出兵湖南。中共中央積極支持這一事變，6月12日，毛澤東、朱德聯合署名發佈《宣言》，表示“願意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共同奮鬥”。7月初，蔣介石策動陳濟棠部將叛變，重新控制了廣東，並對廣西形成重兵包圍討伐之勢，李宗仁、白崇禧也準備破釜沉舟，決一死戰。中共中央從有利於抗戰出發，向李宗仁提出同蔣介石和平解決的意見。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抗日的輿論壓力下，事件得以和平解決。李宗仁、白崇禧深感中共抗日的誠意，派出代表到陝北與中共訂立了《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確定了雙方的合作關係。1937年6月，雙方進一步擬定了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和抗戰的綱領草案7條。
此外，黨還同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聯繫支持並推動該部抗日，同四川的劉湘建立聯繫並達成停戰抗日的協議，對四川劉文輝、雲南的龍雲等也進行了聯繫或爭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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