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剧《风筝》的人都会对剧中很多角色印象深刻，比如主人公周志乾就是一个迷倒众多观众，即使破衣烂衫，走路一瘸一拐依然抵挡不住浑身上下散发无穷魅力的角色；而袁农却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遭到一些观众的吐槽斥骂，觉得他是一个虚伪，狭隘，道貌岸然，虽是正面角色却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物。他们两者按说都是信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忠于党忠于自己信仰的我党的忠诚战士，可是为什么人物的差距如此之大呢？美国畅销书作家杰克·霍吉说过这样一句话：“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从这两者身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句经典的人生哲理：性格决定命运，格调决定人生。
周志乾和袁农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个性鲜明的对比角色。从忍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煎熬和艰辛，看淡生死荣辱的周志乾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凭借过人胆识，镇定从容中苦中作乐，且不乏诙谐幽默之举，乐观态度存在于他生活的每个细枝末节上。乐观主义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行动。这种乐观精神也是他人性耀眼光辉中的闪光之处，比如在在对待红卫兵批斗的态度上，周志乾用唱戏的办法去转移痛苦；然而袁农的人物特点，让很多观众感到爱恨交织，一方面他忠于党，忠于自己的信仰，是我党经历过严酷斗争和屠杀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干部形象，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做事偏执，一根筋，认准的事不改变的较真性格的人，在红卫兵批斗他是叛徒时袁农告白说：“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叛徒，我被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关了两年零五个月，我被上过电刑，被灌过辣椒水，沾了水的皮鞭子都抽进了我的肋骨里，可我，我对得起和我并肩作战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我没有叛党，到现在我的胃里都有溃疡，我的神经系统都没问题。可我没有背叛党，没有背叛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定信仰！”无论郭文志怎样对他拳打脚踢，他对信念始终不渝。袁农经历了几十回这样的批斗后，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不堪重负自杀身亡。无疑是袁农的性格中的悲观主义思想特点使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乐观（optimism）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optimum（意为“最好的”），它是一种精神态度，反映出的是拥有一种“期待未来会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的信念。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却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为抵抗死亡而斗争，而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在哲学领域，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是哲学家们常见的研究范畴。在我们的生活中，性格决定成败或者决定命运的也比比皆是。周志乾和袁农的人物性格让我想起了读过的一篇文章《平常的沈从文》，文革中有许多文化名人，因为不堪屈辱或是失去生活信心而自杀身亡。沈从文备受迫害却活了下来，最根本的是他对苦难的态度，他能从苦难侮辱和不幸中发现生活中积极向上的方面，能在冰冷的境况中给自己找出温暖的生活色彩，这是智者的生存之道，就如《风筝》中的六哥周志乾在苦难和磨砺中坚持信仰不忘初心一样。
在我们的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事例，拿我身边的一位学生为例，他是我校中考录取的第一名，然而今年的高考他却弃考了。性格决定了未来。这位同学的性格和袁农很像，做事偏执，较真，对自己要求很高，认准的事不改变。学习上对自己定位很高，一旦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就懊恼不已，心生怨念，感觉世界不厚道，未来一片黑暗。随着高三学习压力的增加，他越来越难以长时间坐在课堂听讲，时常焦躁不安，嗜睡明显，学业难以为继。经过医院诊断为抑郁症，需要药物治疗。即使这样，高考报名后，这位同学还是没能迈入高考考场，也许未来还有机会，但他性格中的悲观思想是别人无法影响到的吧。希望他能意识到自我的性格偏差，适度调整，回归生活学习正轨。
《风筝》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是是亲情，战友情，兄弟情，男女情，更是信仰，人性，理性等精神领域的思考。“物质滋养肉体，精神食粮却能滋养灵魂。”我想每个人都会从《风筝》这部影视剧中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角色与故事中体会领略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得，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品存在的意义。柳云龙导演八年磨一剑，他不愧是文艺界一位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而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生活的理想不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吗？要想有理想的生活首先要有一颗乐观跃动的心。雨果说：“笑就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 从可爱的老周身上，从沈从文老人身上，我们学到了在逆境中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忘初心，坚持信仰，微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