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史蒂夫·乔布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苹果公司；我们还会从比尔·盖茨联想到微软，从马克·扎克伯格联想到推特，从埃隆·马斯克联想到特斯拉……
在中国，马云和阿里巴巴紧密相连，即便马云已经宣布了退休计划，但这丝毫没有削弱两者的关联性。马化腾是腾讯的创始人，柳传志是联想的创始人，王石是万科的创始人，刘强东是京东的创始人，在公众的心目中，这些创始人和企业划上了等号。
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紧密相连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企业领导人品牌是企业整体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故事的最好载体，在“讲故事”的时代，公众对企业领导人的兴趣，要对公司和产品的兴趣，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自带流量，深深吸引大众传媒，引起主动传播；
他们还是公司和产品的免费代言人。公众对企业领导人产生好感和信任，情感移植，由此会对企业产生好感，信任企业的产品。那些追求流量的互联网公司，特别喜欢将大把的钱花费在企业领导人身上，我们见到的互联网英雄越来越多，显然这是一种更有效果的营销成果。
越来越多的企业品牌运营部门，将注意力聚焦在企业领导人的身上，通过挖掘并传播他们的创业故事、管理故事，对行业的真知灼见，来包装领导人，提高传播声量。
在打造领导人品牌的过程中，“一个定位”和“两大关系”，需要引起注意和思考。
1，企业领导人的定位；
2，企业领导人和团队的关系；
3，企业领导人和企业的关系；
首先要明确定位。
这里的定位，不是工作职责的描述，而是形象代言的识别。
企业领导人是企业的最佳代言人，但绝不仅仅只是企业代言人，还应该成为所在行业的最有权威、最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当一家公司的领导人有足够大的格局，去为整个行业代言时，这家公司也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那篇在体量上并不是NO.1；反之，体量上NO.1的企业，如果在话语权上落后，影响力则不会公众所充分感知。
在地产行业，谁的意见最为重要？许家印、杨国强，还是郁亮？2018年上半年，杨国强的碧桂园销售额4136.8亿元，许家印的恒大集团3077.7亿元，万科排在第三位，3021.8亿元。碧桂园、恒大的体量要大于万科，但媒体所聚焦的往往是万科的郁亮，郁亮抛出的“白银时代”“拐点论”，每一次都为舆论界侧目。反观恒大、碧桂园，很少输出能够影响整个地产行业的观点。
在舆论场上，恒大、碧桂园的话语权远远落后于万科。“地产一哥”是郁亮，而非许家印、杨国强。
在2017年之前，马云的形象更多的是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的商业领袖。他的品牌形象也需要进一步升级，由此，2016年的“云栖大会”上，马云提出了“五新”模式：即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资源，俨然成为了中国新经济的意见领袖。虽然这“五新”并不成体系，只有新零售被人接受，新制造业开始为人所提及，但这并不妨碍马云成为中国新经济意见领袖的地位。
其次是个人和团队的关系。
企业领导人需要提高曝光，那么管理团队呢？有的人认为，企业应该是“一个形象、一个声音”，团队应该退居幕后，不能够喧宾夺主。不能“喧宾夺主”固然没错，但管理团队的适度曝光，对企业进行背书，对品牌提升有益无害。
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所有的资源全部聚焦到企业领导人身上，没有团队。你知道刘强东，但你只有京东的高管团队中有哪些大牛吗？第二个误区是高管团队频频出镜，对行业问题语出惊人，企业领导人的曝光相对不足，显示出公司管理的失控。
“十八罗汉”是阿里巴巴的重要品牌故事
还记得马云的“十八罗汉”的故事吗？1999年，蔡崇信放弃了70万美元的年薪，加盟阿里，每月拿500元的工资。这个耳熟能详的段子，所描述的核心观点是阿里巴巴前途无量的增长空间。在这个品牌故事中，蔡崇信是为阿里巴巴进行背书，也是为马云“背书”。
滴滴的这个故事也许不如“十八罗汉”经典，但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滴滴的程维去挖当时担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柳青时，把整个滴滴将近一半的工资发给了柳青，柳青成为滴滴公司的“第二号”人物。我们在盛赞柳青“下嫁”的同时，也增强了对滴滴这家公司成长性的信任感。
第三是企业领导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当企业选择形象代言人时，往往会从“情感移植”的角度，进行甄别遴选。当企业领导人为企业代言时，也是企业的形象代言人，格力电器的董明珠，这两年直接当上了企业形象代言人。企业可以选择形象代言人，也可以更换代言人，但只能“被动接受”企业领导人，且不易更换，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和公司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是无法切割 。企业领导人向公众展示责任、睿智、博学等形象时，有助于赢得公众信任；反之，当企业领导人出现负面声音时，这对企业是一个灾难。
最近发生的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涉嫌强奸一案，对京东来说就是一场梦魇般的经历，不仅京东的股价大跌，连累京东的公众形象也毁于一旦。京东除了聘请律师，又能做什么呢？京东的发言人又能向外界澄清什么呢？除非京东“开除”拥有80%投票权的刘强东，将两者的关系做彻底切割，否则它一定充满了无力感的。
刘强东的负面新闻，对京东造成了困扰。
当然，刘强东是一个极端案例。更多的企业领导人出现负面舆论时，比如被指到的不检或者因行贿而受到刑事处分等，选择了在不失去控制权的前提下的隐退。黄光裕入狱，并没有实际国美电器的控制权，而是遥控指挥着“商业帝国”的运转。
它提醒我们的是，情感移植是一个中性词汇，对一家公司特别是公众公司而言，企业领导人为代企业代言是一把双刃剑，要用好这个超级“大杀器”，更要时刻堤防它的失控；要精心维护和配置，更要做好坏事情发生时的预案，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