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革，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大國戰略競爭重回國際關係議程的中心位置，這將對中國的發展崛起和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國作為新崛起的大國，越是接近世界舞臺中央，越面臨加快學習國際經驗、汲取歷史教訓的壓力，日益需要加強對國際政治演變，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戰前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國戰略競爭、美蘇冷戰經驗教訓和兩次世界大戰前國際政治演變的研究，在積極的學習實踐中提高戰略謀劃、精準博弈、管控分歧的意識和能力。
本組文章原刊於《世界知識》雜誌2018年第20期，三位作者分別系盤古智庫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講師李晨，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副教授胡欣，盤古智庫研究員王一鳴。
”
歷史經驗、體系升級與大國競爭
李 晨
大國競爭是近現代國際關係發展的主線之一。由於國內動員力和技術的侷限，除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外，20世紀前歐洲大國之間的戰爭主要是依靠常備軍爭奪領土等針對局部戰略利益的有限戰爭。20世紀以來，大國戰略競爭步入全新階段，參與者不僅超越傳統歐洲國家範疇，更通過政治與技術變革進行著真正意義上的優勢之爭。兩次世界大戰的地理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久、破壞力之大、對於不同國家影響之深都表明，基於技術、經濟和政治社會變革，大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競爭能力，“總體戰”成為大國競爭手段和結果。二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成為前所未有的超級大國，新的大國戰略競爭方式也開始出現。冷戰時期，在核武器的陰影下，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一旦升級，不僅會對自身和盟友等第三方造成巨大破壞，甚至可以毀滅整個人類文明。為了應對這種局面，超級大國競爭一方面強調貫穿和平、危機與戰爭時期的大戰略，另一方面在經歷多次危機後更加重視對競爭的管控。
大國競爭重視歷史經驗
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經驗對冷戰期間的美蘇競爭產生巨大影響。冷戰初期的大國決策者，包括軍事、外交部門的領導人及其幕僚，普遍有著直接參與20世紀上半葉、特別是二戰期間大國競爭的經歷，積累了戰略規劃和軍事指揮的直接經驗。在大戰略層面，兩次世界大戰和戰間期的歷史經驗促使美國意識到孤立主義代價巨大，確立了全球戰略觀念，下決心通過和平時期的同盟體系建設和軍事力量前沿部署來與對手競爭。沙俄在一戰期間崩潰，新生的蘇俄（蘇聯）先後受到其他大國的干涉、孤立和納粹德國的入侵，也使二戰後的蘇聯下決心加強軍備和建立勢力範圍來維護自身安全，為此不惜與戰時盟友美英發生對抗。
同時，二戰的慘痛代價使得美蘇決策者在冷戰時期都形成了備戰和止戰相結合的較理性的戰爭觀念。例如，冷戰初期，美國領導人希望通過遏制蘇聯來避免再次出現“慕尼黑危機”引發戰爭，蘇聯領導人的當務之急也是阻止資本主義世界在元氣恢復之後重新武裝德國並與蘇聯再戰。面對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加之1941年先後遭受德國和日本戰略突襲而捲入戰爭的教訓，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在國內動員、戰略方針、軍事力量部署和作戰理論上都將防止和反制對方戰略突襲作為重中之重。此外，蘇軍在歐洲戰區不斷髮展的大縱深戰役理論和北約在越戰後積極踐行的“積極防禦”、“空地一體戰”等作戰理論也都得益於二戰歐洲戰場的作戰經驗。
儘管冷戰已過去近30年，冷戰時期兩個體系完全對立的競爭框架也無疑具有歷史特殊性，但是冷戰對當代大國競爭的經驗教訓仍值得歸納。首先，部分冷戰時期的國際戰略背景因素延續到當代，包括核武器、軍事革命、國內體制，以及美歐與俄根深蒂固的相互厭惡與防範心理等。其次，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作為安全戰略主要支柱的同盟體系和全球軍事戰略等，不僅構建於冷戰時期，而且積累了豐富的操作經驗。第三，冷戰經驗與教訓首先給蘇聯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的戰略思想與行為打下烙印。在美國，基辛格、斯考特羅夫特等冷戰後期的大戰略家對決策持續發揮影響。冷戰後期進入美國國安體系的政治家、外交官、軍人、情報分析人員和專家學者，親歷了美國從越戰後的低谷到重獲主動權的轉折，現在都已成為戰略界的領軍人物和中流砥柱。此外，冷戰結束後成長起來的美國少壯派的戰略知識體系也深受冷戰影響，接受了在理論研究、歷史研究和地區研究領域總結的冷戰經驗。
冷戰美蘇競爭具有長期和複合的特點，雙方能夠競爭的前提是，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以及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的競爭領域逼迫對方就範的能力。為把力量對比保持在競爭區間內，雙方都竭力通過國內動員保持競爭力。長期競爭必然產生複合競爭，對參與者的國內發展、創新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都提出更高要求。在整個1970年代直至1980年代中期，蘇聯軍事力量如日中天，但在國內經濟和創新競爭中已開始顯露疲態，美國觀察家們對此看在眼裡，依託美國自身的經濟復甦推出包括星球大戰計劃在內的加速蘇聯虛耗的戰略設計，最終致其逐步陷入被動。
美蘇競爭表明，零和博弈不能凌駕於戰略目標輕重緩急之上，因為這種思維誇大局部得失的戰略意義，不斷擴大競爭範圍，提高競爭成本。比如推動美國直接干預越南戰事的“多米諾骨牌”理論，誇大了蘇聯能夠從印度支那共產主義運動中獲得的收益和美國可能遭受的損失。再比如，擔心阿富汗政權變動後成為美國等反蘇力量“跳板”的疑慮最終促使蘇聯對阿進行大規模軍事幹涉，加劇了蘇聯內政外交困境。
2016年5月9日俄羅斯在衛國戰爭勝利71週年紀念日紅場閱兵時展示的S-300防空導彈。2018年9月24日，俄國防部宣佈將向敘利亞政府軍提供這種武器。
軍控與裁軍和危機管控降低競爭的風險，但並不等於可以完全避免戰爭。冷戰期間，美蘇對柏林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等進行了較成功的管控，但不應忽視的是，雙方的政策本身就是危機的成因，所採取的管控措施——如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海上隔離選項，也存在較高風險係數。雙方形成了一些行為規則，並通過冷戰中後期的雙邊條約和協議給予確認，但自1970年代末起，冷戰再度進入高潮。1983年，美蘇因蘇方對北約演習意圖的誤判再度走到核戰爭邊緣。雙方海空力量在冷戰末期依然危險動作不斷，操作層面的默契無法彌補戰略互信的缺失。
體系升級是大國競爭關鍵
現當代大國戰略競爭，不僅是實力基礎的競爭，也是戰略規劃與實施能力和資源轉化效率的競爭。面對不斷變化的競爭環境，各國都需要進行體系升級，充分動員物力和人才資源，並保持不斷創新。
大國競爭不斷升級軍事指揮和管理體系，以適應技術變革和戰略環境的變化。19世紀中後期的三場德國統一戰爭中，德軍總參謀部在戰略規劃、戰略動員和作戰指揮方面的優勢引人注目。一戰前，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主要大國的陸海軍都克服本國政治和軍事傳統的束縛，引入與德軍相似的參謀部門體制，加強針對主要競爭對手的戰爭準備與計劃。基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主要大國不斷開拓和完善聯合指揮和戰略規劃體制。英國在一戰末期組建皇家空軍，使空中力量成為獨立軍種，二戰期間又率先通過參謀長委員會實現了軍種參謀長之間的協調。美國在二戰中吸收英國經驗，成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二戰後成立了作為獨立軍種的空軍。基於二戰經驗，結合軍事遏制蘇聯的需要，美國將全球劃分為不同的戰區司令部任務區，建立和完善了依託同盟體系的軍事力量前沿部署，並不斷強化從國防部到戰區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大國的大戰略規劃與執行體制也在競爭中得到創新。20世紀初，英國首先設立內閣領導下的能夠協調外交、國防和殖民事務的帝國防務委員會。同時，為打擊主要競爭對手在英國國內的間諜行為，進一步滿足外交和海陸軍等不同部門對情報的需求，還設立了軍情五處和六處這兩個主要的反間諜和情報收集部門。基於二戰經驗和冷戰需求，美國於1947年建立的戰後國家安全體制也包括能進行跨部門決策與協調的國家安全理事會，以及負責情報收集、分析和秘密行動的中央情報局。這一體制在冷戰的重要關頭，如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發揮了關鍵作用。
大國在戰略競爭中都重視發揮現代國家體系優勢，依託高等教育，培養和動員各領域人才。20世紀到來時，美國、英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已同決策層和政府部門間結成較穩定的紐帶，大學資深教師直接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從事政治學教學研究並擔任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威爾遜在一戰前先後當選新澤西州州長和總統。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在內的高校畢業生不斷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成為落實外交政策的骨幹。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高校理工科專家學者被動員至軍事技術創新項目中工作，數學、商科、外語等領域專家學者參與提高後勤和作戰效率的運籌研究、密碼破譯工作；包括歷史學和政治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則加入戰略情報局、軍情六處，參與情報收集和分析，甚至深入敵後開展秘密行動。
20世紀上半葉的“總體戰”為美英等國儲備了大量戰略人才。冷戰初期，正是喬治•凱南、保羅•尼采等傳統戰略精英協助美國決策者確立了對蘇戰略的基本框架和方向。為適應和平時期長期競爭的需求，美國進一步創新和完善了競爭所需的研究體制以及人才培養、儲備和使用方式。
第一，直接通過政府研究經費撥款，鼓勵大學開展軍事技術創新研究和國際地區問題研究，刺激了麻省理工學院、西海岸大學的理工相關學科發展，並使蘇聯、東亞等地區國別研究在綜合性大學生根發芽、形成體系。
2018年9月16日，美國”勇士之盾”大規模軍事演習在太平洋關島附近海域舉行，圖為參演美國海軍第五艦隊戰艦發射戰斧式巡航導彈。
第二，安全與戰略研究智庫形成自身特點和體系。二戰之前，美英已出現一些關注外交問題的傳統智庫，如美國的對外關係委員會和英國的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主要功能是充當聯通政、商、學界的跨界交流平臺，也組織研究，出版刊物和論著，但並不直接響應國家政策和戰略需求。根據冷戰需要發展起來的美國智庫在決策體系中擁有更顯著地位，被賦予明確任務。美國軍方推動設立蘭德公司、海軍分析中心、防務分析研究所等專業防務智庫，使學界專家有固定的涉密渠道和平臺參與重要戰略和技術問題研究，又不受軍隊官僚體制的管理和待遇的束縛。對外關係委員會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等綜合型外交安全智庫則通過“旋轉門”密切了與決策體系的直接聯繫，增加了政策影響力。
第三，美國政府部門高度重視、積極整合高校和智庫的研究成果。1970年代美國國防部設立淨評估辦公室，其核心團隊具有智庫和高校科研背景，瞭解學界情況，重視與專家學者保持聯繫，邀請他們參與各種長期競爭科研項目，以突破決策體系內部的思維定式。政府外的專家學者通過上述平臺，挑戰了美國政府對於蘇聯軍費開支帶來的經濟負擔和蘇聯海上戰略方向等重大問題上的成見，推動了冷戰後期美國對蘇競爭戰略的調整。
對中國的啟發
中國的近現代史同工業革命以來的大國競爭關係密切，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形成深受美蘇冷戰的影響，最終以四兩撥千斤之勢對冷戰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然而，在20世紀，中國尚未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角。雖然中國經濟崛起發端於冷戰後期，但過去30多年，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則是在大國競爭因素較弱的外部環境下進行的。這一時期，美國在東亞地緣政治議題中保持對中國的防範，其戰略界也一直存在強調中國長遠挑戰的呼聲，但多數時間裡，美國對中國發展的看法和反應具有非零和特徵。
近年來，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內政外交挫折所產生的焦慮共同推動了美國戰略觀念的變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強調大國競爭，不僅不再“幫助”中國崛起，還在戰略和軍事層面明確將中國視為主要挑戰，以消極和零和視角看待中國，多管齊下進行干擾甚至反制，將戰略競爭強加給中國。
中國需要吸取大國競爭歷史經驗，適應形勢的變化。
刀尖上的“遊戲”：美俄（蘇）軍事風險管控的啟示
胡 欣
近年來，隨著美歐與俄羅斯矛盾的日趨尖銳，雙方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對抗更為頻繁和激烈。特別是在東歐、波羅的海地區和敘利亞，雙方軍艦戰機頻頻遭遇與對峙，這就是俗稱的“貓鼠遊戲”。不過，熟悉軍事的人都知道，所謂“貓鼠遊戲”一旦脫離了遊戲規則，就極可能帶來嚴重的連鎖反應。不過，自冷戰以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間的軍事摩擦一直得以避免發展為直接衝突，很大程度是因為在針鋒相對的較量背後，已形成具有較高可操作性的軍事衝突風險管控模式。
危險的“遊戲”
1945年4月，美蘇軍隊以盟友姿態在德國易北河畔握手會師。然而，僅過了幾年，這兩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開始以新的角色“掰手腕”，由此導演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冷戰。為了追求各自戰略目標，兩國在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上展開了激烈爭奪，而兩軍在世界範圍內也成為既相互尊重又令對方心生恐怖的強大對手。
美國白宮地下深處的情況室（SITUATION ROOM）。美國頂級戰略決策大多在這裡做出。此照片攝於2007年5月間（小布什總統任內）。
在你來我往的試探與較量中，高風險的軍事摩擦層出不窮，兩個超級大國乃至世界數次遊走在戰爭邊緣。比如，1966年美日在日本海附近舉行聯合演習時，蘇聯太平洋艦隊的軍艦進行跟蹤監視，與美軍驅逐艦發生碰撞。同時，美國海軍的航母編隊發現蘇軍飛機正試圖靠近己方，迅速派出戰機在200海里外進行攔截。這樣的畫面後來成為雙方關係的常態。而在軍事對峙最激烈的歐洲地區，蘇聯與北約的軍艦戰機屢屢在天空和海洋上演著跟蹤、攔截、圍堵、碰撞情節，雙方作戰部隊還採取了極具威脅性的火控雷達照射、模擬導彈攻擊、低空近距飛行突襲等行為，都嘗試以非戰爭的手段來逼迫對方“先眨眼”，火藥味十足，甚至發生過一次難度係數極高的“空中手術刀事件”，當時蘇聯戰機用自己的垂直尾翼將逼近的美國反潛巡邏機機身劃開一道口子，迫使對方返航。
蘇聯解體後，激烈的大國競爭成為俄羅斯不得不繼承的遺產，類似鬥爭繼續上演，至今不絕。特別是隨著北約東擴不斷逼近俄羅斯戰略腹地，俄與西方的軍事矛盾日趨尖銳。如今在波羅的海地區，雙方除日常軍事巡邏外，還持續舉行大規模軍演。北約戰機經常起飛攔截俄軍機，而當美國或北約偵察機靠近俄邊界時，俄戰機也會升空驅趕，彼此間距甚至僅為7米。不過，雖然西方經常就此指責俄以非專業方式干擾己方的飛行，但雙方飛行員都熟悉這種套路，在跟蹤與反跟蹤、攔截與反攔截過程中，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彼此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海上。相較空中，水面艦艇可視度高，規避空間大，除非是刻意撞擊擠壓，一般都能以“彬彬有禮”的方式完成“接觸”。最危險的是水下較量，冷戰期間就多次發生過美蘇潛艇碰撞的事故，僅公開的就有十多起，導致雙方多艘潛艇損傷甚至沉沒。美俄間的海底較量也從未停止過，特別是在相互跟蹤監視過程中，碰撞風險始終存在。1993年3月，俄羅斯戰略潛艇同美國“鱘魚”級核潛艇在巴倫支海發生碰撞，兩艇同時受損。受制於技術、海洋環境等因素影響，加上潛艇往往執行的都是秘密任務，不願被對方掌握自身行動的目標和軌跡，再把水下環境特殊性計算在內，兩方几乎沒有任何溝通，一旦發生了對峙或碰撞，在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做出錯誤選擇引起嚴重後果的可能性也極高。因此，這種海底“遊戲”的風險係數是最高的。
如何避免擦槍走火
從冷戰時期算起，直至今天的美俄衝突，雙方間發生的軍機、艦船對峙難以計數。在這些較量中，國際社會對擦槍走火的風險極度擔心，畢竟突發情況導致螺旋上升的後果，到了頂層就是高強度、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幸運的是，由於美蘇都在努力避免戰爭風險，因此如何防止零星偶發事件成為引發更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導火索，成為雙方乃至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
大國間要避免軍事決策被偶然事件所綁架，尤其是有效實施對軍事衝突風險的管控，是一個系統化、複雜化的工程，也是一個恆量與變量動態博弈的過程。從歷史經驗來看，主要是四個方面因素髮揮了積極作用。
首先，對抗雙方要形成防止衝突擴大化乃至失控的戰略共識。國家的軍事行為都要受到國家大戰略方針尤其是軍事戰略的指導和制約。美蘇之所以能成功避免真刀真槍爆發衝突，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雙方都對於衝突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有著客觀認知。兩國擁有的強大常規軍力和恐怖的核武庫都讓對方在採取強硬行動之前三思後行，從而形成避免矛盾激化為直接軍事衝突的戰略共識。如今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克里米亞事件和敘利亞危機中，採取了積極的進攻性政策，雖同美歐利益出現尖銳對立，但美國依然竭力避免與俄發生正面衝突，俄也不會主動損傷美方人員或裝備，這也是基於相同的戰略共識。
具體來說，這種戰略共識有兩層含義。一是決策者始終在腦海裡清醒地保持一條紅線，即，倘若隨意採取冒進政策，必將導致極危險後果。基於此，決策者們會更加謹慎地考慮非戰爭的替代手段，並通過溝通來降低衝突風險。二是不過度逼迫對手，懂得給對手留下回旋空間。成熟的戰略家很少會選擇把勢均力敵的對手逼入絕境，因為這將引發後者孤注一擲的反擊。預留彈性妥協或談判的空間，能有效防止雙方陷入非死即活的境地。當年著名的“古巴導彈危機”就是典型例子，在美艦對蘇艦進行嚴密圍堵和施加軍事壓力的同時，肯尼迪總統始終避免過度羞辱蘇聯，避免羞辱蘇聯領導人，兩國最終採取了各退一步的處理方式，美國承諾撤出在土耳其部署的導彈，蘇聯則撤走在古巴的導彈，彼此保留了顏面，從而將世界從核大戰的邊緣拉了回來。
2018年6月27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上將在北京八一大樓前舉行儀式，歡迎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華。
其次，以機制化方式預防軍事衝突風險必不可少。預防衝突的戰略共識，歸根到底是決策者對外部環境的思想投射，而思想性的東西在複雜環境特別是濃厚敵對氛圍的影響下，很容易失去穩定性。因此，要實施較為有效的軍事危機管控，還必須在雙方形成戰略共識的基礎上，建立機制化的措施來予以保障。就拿美蘇海上危機管控為例，雙方鑑於兩國海軍在衝突邊緣的反覆碰撞，深感建立制度化的管控方式迫在眉睫。1972年，美蘇簽訂了《防止公海及上空事件的協定》，共同確立了8條規則，包括保持安全距離、不得使用武器對對方進行瞄準或模擬攻擊、不得向對方艦機發射任何物體、要向對方發出傳遞清晰意圖的信號等，同時還建立了直接溝通渠道、年度檢查制度等。這也是冷戰中兩國簽訂的第一個海上安全合作與危機管控雙邊協定。1988年，在黑海發生了蘇軍艦擠撞美巡洋艦的事件，兩國隨後在1989年又簽訂了《關於防止危險軍事行動的協定》，明確提出“減少並和平處理兩國武裝部隊相互間因危險軍事活動而產生的任何意外事件，確保人員和裝備在和平時期相互接近時的安全”；雙方軍事力量在同一區域內時，要建立全方位的通信聯繫，增加用於通用的信號和簡語；制定了和平處理相關事件的程序。國家管控軍事衝突風險的手段還包括建立軍事熱線、戰略磋商對話、軍事行動預先通報等制度，這些措施能增強軍事活動的透明度，傳遞己方對軍事行動的剋制立場，有助於消除相互的猜疑和敵意。
再者，處於對抗前沿的指揮官應擁有較豐富的危機應對經驗，熟悉標準化操作流程。1995年公映的好萊塢影片《紅潮風暴》講的是，一艘蘇聯戰略核潛艇面臨是否應向美國發射核導彈的困難抉擇，當時該艇在與外部聯繫中斷、不掌握兩國關係近況的情況下，艇長堅持按既定計劃發射核彈，最終被主人公阻止，避免了因失誤而觸發美蘇核戰。故事雖為虛構，但真實反映了危機狀態下軍隊錯誤執行命令的隱患。對抗雙方的前線部隊通常會處於高強度狀態中，指揮員神經高度緊張，特別是在面臨對方威懾行舉動時，容易產生誤判。這就要求指揮官不僅要熟練軍事作戰程序，還有對國家戰略、國際形勢等有著豐富的知識和準確的判斷力，同時具備較高的專業水準，熟悉處理危機的標準化操作流程，避免因個人衝動而造成危機升級、失控。因此，美蘇（俄）都很重視針對危機狀態的軍事人員模擬訓練，特別是訓練應對危機的能力、處置危機的方式以及心理素質培養，目的就是要把“人”這個關鍵因素也是最重要變量的主動性發揮出來，把不確定性儘量降到可控範圍內。
第四，國際社會對和平安全的基本訴求能發揮不小的作用。
人本身就是複雜物種，而手指放在導彈發射按鈕上的人，更是危險而複雜的生物。回顧美俄（蘇）處理軍事摩擦時的經驗和教訓，顯然能夠成為當前大國管控衝突風險的有益借鑑。當前，在關鍵的戰略區域內，部分國家之間的安全利益對立是客觀存在的，但預防出現意外事件、防止軍事危機擴大惡化，依然是愛好和平者有著高度共性的訴求，這也為國際社會建立以實現安全與和平為目標的危機管控機制，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政策基礎。
誰在“修昔底德陷阱”裡迷失？
王一鳴
當前的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正以持續不斷的話語和行為宣洩著競爭意識，而在美國當代政治語境裡，這種競爭意識源自某種更具歷史鏡像的恐懼。作為直接表現，“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成為反映中美結構性矛盾最常使用的隱喻。在去年底以來特朗普政府接連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報告》等官方政策方件中，美國將“頭號安全威脅”由反恐回調為大國戰略競爭，將中國定性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這更表明，冷戰後的“歷史假期”行將結束，整個世界正踱回到恐怖的“霍布斯叢林”邊緣。我們真的瞭解美國的戰略思維嗎？美國反覆渲染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否存在某種“邏輯陷阱”？中美關係能否吸取歷史教訓，走出一條新路？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
希臘伯羅奔尼撒島上的歷史遺蹟。
“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隱喻
在美蘇冷戰最緊張的1970年，美國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某次旅途中衝著海軍上將小埃爾莫·朱姆沃爾特大發牢騷。在基辛格看來，美國已經走過了最為輝煌的歷史節點，接下來註定要歷經衰敗之路。他對於與蘇聯的漫長對抗感到悲觀——“他們對待我們就像斯巴達人對待雅典人一樣”。
這是當時美國戰略界普遍的心態。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系教授斯蒂夫•康納曾在回憶錄中寫到：“在那個奇特的年代，美國國力強盛，又總是預想著災難迫在眉睫……蘇聯和中國各自擁有衛星國和相互配合的征服計劃，似乎要與控制著海權和空中優勢的自由世界走向衝突……伯羅奔尼撒戰爭給我們的時代提供了一個簡明而又令人驚懼的歷史寓言”。
在很多美國高校，記述公元前3世紀發生在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與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之間數十年戰爭的史書早就是本科新生指定讀物，求知者不能隨口談論“米洛斯對話”或“西西里遠征”便多少顯得沒受過良好教育。伍德羅·威爾遜（第28任總統，領導美國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相當一批國務活動家要麼講授過希臘史，要麼深入研究過其中的片段。遏制戰略的重要推崇者馬歇爾國務卿曾在1947年公開講，“我很懷疑倘若一個人在他的腦海裡尚未回顧過伯羅奔尼撒戰史和雅典的失敗，他在觀察今天的國際形勢時是否具備充分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
作為首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的學者，美國曆史學家、普利策非虛構類文學獎獲得者赫爾曼·沃克1980年在海軍戰爭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提到，“無論向前還是向後望去，我都難以找到慰藉……古代希臘世界發生的悲劇正在重新上演，同盟的瓦解、文官和軍人的衝突、背叛與反背叛…我們如何打破這個遠自修昔底德世界的陷阱？”
在沃克看來，修昔底德所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研究主題在於揭示了兩大聯盟“沉默對抗”誘發戰爭的邏輯——大國間的悲劇是通過聯盟內部小國的持續性衝突被迫捲入的。折射到現代，從越南到古巴，從“三八線”到柏林牆，這條沿聯盟國家邊境劃下的長長戰爭引線廣泛而真實地存在著。
真正使“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發揚光大”的是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前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在里根和克林頓時期長期擔任美國政府的國際事務顧問，很明白把“古老寓言”轉換為現實政策建議的重要性和聳動效應，他的早期著作《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真相》是政治學研究領域的經典作品。艾利森認為，對美國而言，來自蘇聯的恐懼已成為過去，現在是“中國世紀”。在其所著《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擺脫“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艾利森無奈地寫道，“我們不必成為中國的奴隸，但必須學會接受其強大”，否則，“美中必有一戰”。較之於沃克，艾利森的邏輯更為簡練乾脆，崛起國和霸權國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無人能走出這片“叢林”。在艾利森深入研究的人類歷史上16個國家競爭經典案例中，有12例以公開衝突告終。
值得注意的不同之處是，在基辛格、康納、沃克等人比照歷史鏡像所產生的憂思裡，蘇聯是可怕的“斯巴達戰士”，“雅典戰敗的不幸”或將降臨於美國。而在艾利森的理論闡述中，美國搖身一變成了保守節制、被迫應戰的“斯巴達人”，中國的快速崛起和“擴張主義”與昔日傲慢跋扈的雅典人別無二致。
美國到底是誰
為了看清美國，不妨求助於講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史書。
古代雅典帝國的最初氣象來自於希波戰爭後期。由於斯巴達缺乏海上力量主動退出聯軍，是雅典率領希臘世界南征北戰，討伐愛琴海周邊的波斯殘餘，小亞細亞諸邦紛紛表示擁戴。這與美國藉助兩次世界大戰將帝國權勢跨過大洋進而在全球範圍內與蘇聯爭奪戰略空間頗為相似。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戰爭帶來了相似的遺產，奠定了兩個帝國在戰後的基本發展輪廓與初始合法性。
古代雅典人大幅重組同盟，四處扶植地中海各邦的民主力量上臺，一如當代美國人在塞爾維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所作所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軍事史權威、美國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維克托•漢森教授在描述美國的民主輸出時寫道，“當世界再度見證巨型艦隊開赴天涯海角，西西里、米洛斯和密卡利蘇斯都在我們當代的媒體裡被反覆提及……我們的政府以自信和驕傲的雅典人方式，要他們對我們的德行和無私感到放心”。
古代雅典也講安全機制設計，主動承擔了盟友的戰備訓練，各城邦紛紛上繳戰船、統一支付歲入。而戰後美國在北約和東亞也大體是這樣做的，致使英國連續多年沒有航空母艦，法國只剩下“戴高樂號”航母象徵性地四處遊弋。鼎盛時期的雅典艦隊每年都會環繞伯羅奔尼撒半島一週，將愛琴海宣告為帝國“內海”；現代美國海軍則要求任何時候在役航母不得少於十艘，從直布羅陀到馬六甲，帝國的海上權勢宣示無處不在。
在經濟制度構建方面，雅典收繳了戰後整個同盟的全部財富，統一了幣制和度量衡，在每個城邦市場刻下石碑，警示私鑄貨幣之人。現代美國同樣大發戰爭財，通過《租借法案》和“馬歇爾計劃”，接過歐洲盟友雙手奉上的長達幾個世紀的帝國榮光，並通過其所創設的新型國際金融機構維繫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對其它國家的匯率波動和金融政策指指點點。
從一開始，同為海洋性帝國，美國就像極了雅典，這種相似是深入精神內核的。修昔底德在他的名篇《葬禮演說》裡反覆宣示雅典的偉大:“我們的憲法和使我們偉大的生活方式……是別人的模範”；“我寧願你們每天都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偉大，他是真正的偉大，你們應當熱愛他”。美國人同樣認為自己偉大，他們深信自己和猶太人一樣，也是“上帝的選民”。伴隨著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獲得的勝利，這種“偉大”最終轉換為一種美國式的救贖意識和“普世”精神，並在成為今天特朗普“美國第一”口號的理念根源。美國革命之父托馬斯•潘恩曾斷言：“如果雅典曾是什麼東西的微型縮影，美利堅將是它的龐然巨型”。維克托·漢森也不無自嘲地慨嘆“伯羅奔尼撒戰爭與美國人的關聯從未像當前這樣緊密。我們有如雅典人，無比強大，但不安全；聲稱酷愛和平，但總是身處某種衝突；渴望被人喜歡甚於被人敬畏，為自己的藝術和文學感到驕傲，但最後總是發現自己還是更擅長戰爭”。
美國是無二的“雅典”，在美蘇對抗的晦暗歲月裡願意接過“民主之光”身份，也不想承擔艦船四處遊弋的罵名。但在中國學者白春曉看來，這是一種身份錯亂：“在同一個時期內，雅典既可以被比擬為美國，也可以被比作蘇聯。為了使修昔底德能夠指導居於高位、足以影響國際事務決策的政治家們，雅典不得不變成門神亞努斯那樣的兩面派……幾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能被精心挑選出來闡述一番，為某些人一時的政治目的服務……並這種對修昔底德的濫用造成了我們對他理解上的障礙”。
迷失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國
在去年6月清華大學第六屆世界和平論壇上，艾利森教授坦誠地談到，“我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從骨子裡一直認為，美國就意味著‘第一’，這已深入我的基因。所以，現在有另外一個強國有可能挑戰‘美國第一’的位置，這與我的世界觀是根本矛盾的”。在《註定一戰》一書中，艾利森羅列了中國飛速崛起的數據，涉及從鋼鐵生產、高校排名到經濟增長的方方面面。在他看來，這些是中美或許註定走向戰爭的關鍵理據。
然而，當歷史走到今天，“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實際已無從搭建。如果說中美矛盾有成為世界主要矛盾的趨勢—這並非全無可能，那麼這一矛盾會否終將失去控制卻是值得懷疑的。從屬性上看，中國更像是安於一隅的斯巴達人，既不向同盟徵收歲入，也不搞領土擴張。斯巴達人從未以追求希臘世界霸權為目標,也無意通過權力來消解恐懼、維繫安全。中國也有著“安土重遷”的傳統，一向信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骨子裡遵循戰略保守主義。然而不同於斯巴達的遁世主義，中國熱衷於推動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福祉，在新時代深切地懷有屬於自己的夢想，希望與世界各國交友，在國際舞臺承擔建設性的大國責任。最重要的是，中國一貫奉行不結盟政策，從而避開了任何可能引致聯盟衝突的戰爭引線，不會被盟友國家無端拉入“修昔底德陷阱”。
從結構上看，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始終氤氳著叢林般的零和氛圍，一道阿提卡長城和一片海洋將兩大城邦隔離開來。而當今時代，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將所有國家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強國間的互動邏輯早已從非合作博弈轉向合作博弈
近年，面對美國佈下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國主動實踐理念和政策上的新構想、新舉措，“新型大國關係”倡議就體現了我們在解決兩國結構性認知障礙的善意，儘管沒有得到美方積極回應，但兩國各層級的戰略關係和合作機制已經搭建起來。當美國從各種國際承諾中退出、減少向國際社會輸出安全穩定和公共產品之際，中國主動擔負了大國責任，填補了全球公共服務的部分空白。
反觀美國，直到今天仍迷失在身份恐慌與零和思維的陷阱裡不能自拔。艾利森重祭“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後，在西方學界受到一些批評。巴德學院深稔於東亞文化的教授伊恩•布魯瑪指出，艾利森的中國認知過分集中於基辛格和李光耀（艾利森不懂漢語，但與基辛格、李光耀私交甚好，曾編有《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使得他的研究存在著一些不應有的史實錯誤，“如果他對中國懂得更多一些，會更有說服力”。布魯瑪特別提到兩個例子：一是看到基辛格引用中國古代大戰略家孫子的理論，艾利森便順著認為中國偏愛“不戰而屈人之兵”；二是艾利森警告美國政府,中國在面對更強大對手時會傾向於使用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有如日本在日俄海戰和珍珠港做過的那樣”。
在中美理應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今天，“修昔底德陷阱”概念顯得過於乾癟冰冷。它可以作為一種來自古代的深刻的歷史隱喻，但是永遠無法成為我們正在生長的世界裡的現實理據。同樣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研究方面的權威，耶魯大學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納德·卡根、哈佛大學古典系教授厄恩斯特·巴迪安卻從未在自己的各種著述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這種“研究伊利亞特卻不提荷馬”的現象也說明，將靜態的模型從鮮活的歷史中簡單機械地剝離出來，並不能解答對帝國榮耀和王者之慾的追逐是如何壓倒了審慎與節制,對國家利益的維護是如何從謀求相對安全轉向謀取絕對安全的，最終將自身逼進了霍布斯式的絕對困境。
每個人都希望避開陷阱，遠離弱肉強食的“霍布斯叢林”。然而歷史的狡黠之處正在於，它永遠不會把答案直接推送到我們面前。探究歷史，與其說是為了獲知如何處理具體國際事務，不如說是為了體認人類可能遭遇的種種苦難，正如耶魯大學教授唐納德·卡根2005年在傑斐遜講壇的演講《為歷史一辯》所說，“它使情感起伏波動，使心靈警覺冷靜。我們成了更深刻的個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文章來源於《世界知識》雜誌2018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