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高中毕业的我回到阔别13年的家乡常州郊区红梅公社红星大队后林庄生产队，插队落户当了知青。
对于我回乡，乡亲们是很欢迎的。一是因为当时我23岁，年轻力壮，顶个强劳动力。二是生产队的社员一般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是文盲，唯一一个高中生因为家里是富裕中农而被打入零册，我的到来使队长有了一个写写弄弄的帮手。最重要的原因是队里没有自己的会计。原来的队会计是个私塾先生，因为年纪大，不肯干了，队会计一直由邻队会计兼着，极不方便，所以队里想让我回乡后当会计。
谁知办回乡证明时我竟挨了当头一棒，差点回不了乡。
一开始，生产队、大队、公社一路绿灯，但最后一关常州郊区革命委员会（即现在的郊区政府）却就是不给我盖章。我问为什么？郊革会办事组组长说，“没有为什么，这个章就是不盖”。于是我气得和他吵了起来。当时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跟他据理力争，他但却根本不把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放在眼里，结果两人越吵越凶，惊动了周围的人。其中一个中年人跑过来看了我的三级证明，然后对办事组长说，“这个小佬不懂亲头（常州土话，意为不懂事），请你原谅。他们队田多人少，缺少劳动力，请你把印盖给他”。就这样，办事组长虽不情愿却顺水推舟盖了印。这个有菩萨心肠的人是谁？！他就是红梅公社革委会许副主任。他之所以出来帮我打圆场，是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干部，对于全公社99个生产队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我们生产队在全公社湾萨底里（最边缘），一穷二白并且缺劳动力。当时我们村140多亩田仅有二三十个劳动力，他多么希望我这个高中生能回乡为生产队出点力啊！
“大闹郊革会”让我和许副主任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以后他始终关心着我，到我们队转田头碰到了总要问我苦不苦，是不是吃得消？鼓励我“年轻人不能怕吃苦，一天干下来累了没有力气了，睡一觉，第二天力气又来了”。有一次，他带着一大批队长、大队长来我们队检查生产，我正在秧田里下秧（播种），因为是新手，缩手缩脚的，他不顾田里和田埂上一百多号人怎么想，大声说“维兴，胆大些，放开手脚，下疏了就再补撒一点，下密了手握紧一点少撒点就行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在田里实笃笃干了五年后，我被调去公社搞扫盲，估计也是他点的将。1978年我考上大学去向他辞行，他只问我一句话，“你去了南京读书，美英（我妻子）一人在家既要带小孩，又要上班，家离医院又那么远，怎么办哦？”我回答:“只能苦苦她了”。谁知，我刚到南京，他就将我爱人从离家十几里的公社医院调到离家二里多的下属保健站。“急百姓之急，帮百姓之难”，现在的干部能够有几个做到哦！后来他升任常州郊区法院院长，任前来南京培训，还利用休息时间专门跑到南师，带给我关心和鼓励。
再说，当初郊革会办事组长为什么不给我盖印呢？原来，我初中语文老师当了校革委会主任，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还是他的语文课代表，就是因为文革中我和他派别不同，他“耕田耕不到你（我已经打好了生产队、大队、公社同意接收的证明，这几个地方他管不着），耙田也要耙到你”，去郊革会歪了歪嘴，不让我回常州郊区缺劳动力的老家，想逼我去金坛农村插队。
前后对照，干部怎么当？干部好不好？怎样对待老百姓是个试金石。受这件事的启发，我暗暗告诫自己：对人要友善，解人所难，帮人所需。决不能害人谋利，这才是做人之道。（作者：维兴）
2018.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