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五分之一国人看过的电影

《王的男人》上映于2005年,是当年韩国的千万人次观影电影之一。韩国时任总统卢武铉据说也凑了热闹。韩国人口五千余万,这意味着大约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这部影片。按这个比例来看,大致与今夏的《战狼2》在中国的气势相当。只不过《战狼2》承载了太多国民的政治意淫和自我膨胀。这部影片很容易让人想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影片当初宣传也曾以此为噱头,毕竟《霸》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撇去这些非作品的因素,影片还是带有韩国名族独特的现实气息和历史解释。

《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李碧华的作品好讲奇情,通过超现实的叙事讲述不一般的情感。徐克曾改编其作品有《青蛇》,同样也获得了相当好的评价。不同原作的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已经不限于表现奇情了,而增添了他观念之中的“沉重历史”感。无论是从个人成长还是导演当时的所处社会环境来看,导演都无法避免在这样一个世纪转型的时期对时代问题在自己作品中作出自己的回答。因此,《霸》里面可以清晰看到民国、中日战争、建国、文革等时代意境以及现实的关照。改编意味着再创造,即增添自己的东西,使其成为自己的作品。观者从电影《霸》里面看到的不仅仅限于主人公的悲戚一生,还有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感叹。这是导演的进入,但也反映了中国大部分导演的一个肤浅毛病:对于中国过往的历史缺乏深刻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想要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表达自己对时代的感知,一方面由于素养的缺乏,导致最终作品只能是简单的历史要素堆砌而缺乏恰当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作品上即是用肤浅的理解打动肤浅的观众煽动肤浅的情绪。

商业片往往无法避免上述矛盾,但《王的男人》甩掉了《霸王别姬》的“苦大仇深”和沉重历史感,而注重于表现人物。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人物的多样意味着作品进入方式的多样。从这一点来看,《霸》在人物上的进入角度并不开阔。相当一部分“扁平人物”存在反映了主题先行的保守创作倾向。此外,在今天看来,该片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政治正确”。

古代人看戏有这样一种心态,女人看戏是因为她知道扮女人的是个男人,男人喜欢看戏是因为他想看看男人怎么扮演女人。于此片,凡是以主角孔吉为探讨对象的探讨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心理出发点。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性恋或者说耽美这些亚文化都是一种猎奇。每个人抱着不同的心态进入影院,又抱着不同的心态出来。叫好有叫好的方法,批评有批评的卖点,但都忽略了影片本身。猎奇是人的一种正常心理,宣传方抓住这一点制造话题。话题之下,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个真话题,看了个假电影。所以鲁迅常主张,保持与事件的距离。因而,不论是《霸》还是《王》,探讨从影片和故事出发是一种基本的尊重和素养。

《王》的优点在于人物的塑造。商业片不同于艺术片的一点在于,商业片会尽己所能地把创作者的意思传达给观众而不晦涩。因此,人物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了人物形象的注脚。孔吉和长生自然是影片主要想表现的人物,形象突出无可指摘,但创作者不限于仅表现他们两个人,也因此有了多样的配角人物。

燕山君(王)是朝鲜史上有名的暴君,但在影片中,儿时的凄惨经历造就了成年的暴君。纠结在其内心的“俄狄浦斯情结”与长期压抑的情感,是其荒诞、暴虐、多变的内在根源。

张绿水本是高级妓女,高下不论,妓女仍是妓女,本性难移,这是故事前半部分的形象。但燕山君再次回到她胯下的时候,她骂了句疯子。影片最后,众臣反叛,一太监来劝她离开,她不屑一顾。她是一个女人,但她也是皇帝真正的知己,对于皇帝来说,他没有明白自己的人,张绿水允许他放纵给了他一种被理解的欣慰。理解,是不存在与宫廷贵族的,而张绿水来自社会底层。

同样身处社会底层的六甲有着普通平民的诸多毛病,胆小、懦弱、短浅甚或有些贪婪,但最后舍身救了孔吉。普通人也有不普通的地方,正如妓女也可以有情有义,杂技演员也有他们的情谊和原则。对韩国观众来说,平民英雄比贵族精英更加令人敬重。

而大太监处善为匡正皇帝,带戏子入宫。劝说无果,只能离开宫廷。众臣造反,有代表去游说过他,但被他拒绝了。他和其他臣子一样,面对暴政敢怒不敢言,但不同于大臣的直言进谏,他选择的是曲线救国。隐藏在皇帝旁边的人,看似帮凶,其实也是众多忠臣的代表之一。

影片的中译名“王的男人”并不准确,但很充分,王的男人不仅仅指的是孔吉,还包括他身边的一班臣子、太监以及他的先皇,整个故事就是王以及身边一众男人的矛盾纠葛。影片以两个戏子的视角切入了一段历史,在这一段历史之中,两个戏子并不是主角。他们只是处于皇帝和大臣的角力之中。不论是哪一方赢了,他们的结果都不会很好。长生有才华、有胆识、正义、独立,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民族的脊梁”,然而眼睛瞎了之后,正如他所说,“眼睛瞎了却不能演瞎子”。英雄只有死了才能成为民族的脊梁,对这样的人来说,世界只剩下虚无。无论在什么时候,戏子的舞台都只在布置的舞台,不在历史的舞台。正如大太监说的“戏子只是戏子”,人们只不过是找了个借口来宣泄愤怒罢了。

对于这样一种影片,借由话题进入从来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韩国民众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对政治保持着非同一般的敏感,对于他们来说,危害他们的不仅仅是来自北方的朝鲜,更令人心寒的是韩国易变政治下的阴霾。这部影片并没有脱离政治探讨的大框架。尽管它展现的是两个伶人短暂的生活,但表现的是高压政治之下,人的自由与生存。

电影在最后安排了一个似乎多余的结尾,孔吉、长生、六甲已死,却又说出了“我们都在”的话。国家怎么样,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过是政治高压下的牺牲品,但皇帝和大臣的争斗搭上了他们的性命。处于社会旋涡的人,谈不上自我意识主导选择。但就像他们说的,他们不过是提供欢乐的艺人,不应该“每次演戏都要死人”。奇情之下是平常的政治隐喻和宗法批评,政治解构之中喊出的是自由、尊重、生存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