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很反感人家拿他和老舍比，更反感人说他是京味文学的传人。
他说得对，新北京和老北京不是一码事儿，小羊圈胡同与复兴路29号更有天壤之别。
王朔与老舍这个命题中包含了“革命文化”对中国城市的大规模改造，乌托邦梦想强行扭转了因聚居、商贸衍生出的“城市”本质，其彻底程度远超过当年满洲人对北京的重装——那时京城的市井娱乐、士大夫文化统统被限制在称为“宣南”的保留区。
这一回，城市无论大小，全被分隔成大大小小的“单位”。“大院”不是胡同，“新村”也不是弄堂，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说成“传人”，确实太像一种迂腐或别有用心的想象。
与王安忆相比，王朔更缺乏对城市前世与老舍等前辈作家的敬意。
他借朋友之口说，老舍写北京“从来都是置身事外的，观察家式的，多实感而少真情，是我们说的那种‘隔着玻璃看画’。”（《我看老舍》）
王朔独独推许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恰恰因为他打心眼儿里认为自己的好作品是那些“写他们家的事儿，他自己的事儿，一写就是从心里往外淌”的小说。
老舍与王朔还是有北京人的共性。鲁迅当年批评老舍“油滑”，其实油滑根本是皇城根儿下的文化特色。
旧北平，新北京，再怎么变，挨着天安门这点没变了。
“皇帝的新衣”如果发生在北京会怎么样？道旁会有七八个声音喊“他可什么都没穿呐”，谁说的？上哪儿找去？这种“说完话一缩脖”的文化习性决定了北京人的说话方式，就是王蒙说的“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
老舍比王朔温和太多了，老北京的“范儿”究竟不同。
但老舍有比王朔拧巴的地方：他太想跟上时代。不光是说解放后，民国那阵儿他就很想跟上形势，新文化新思想。
五百年帝都，北京人喜欢为自个儿“找平”，把生活的凶残化为一笑，化为涮羊肉锅子里那点沫儿，就如《离婚》里的张大哥。
其实，王朔小说里的两套话语都是“反日常生活”的，一般人平时谁也不这么说话。
在我看来，两代同籍作家之间，更像是隔着时间隧道，争夺对一座城市的阐释权。
北京是在贫困中挣扎的市民的北平，还是兵家儿呼啸纵横的首都？
上海是摩登颓废的十里洋场，还是工厂林立的无产者大本营？
王朔说老舍不配称为北京作家，这毫无道理。CBD三里屯虽然不是什么好去处，确也是当今北京的一部分。
不能说只有你写的大院是北京，人家写的《骆驼祥子》，甚至邱华栋写的五星宾馆立交桥就不是北京。
照此推论，王安忆也可以说张爱玲、卫慧不配当上海作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眼中的城市，勉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