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已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商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汗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国之命丛》既是以蒋介石先生的名义出版的，就因蒋先生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此抗战处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大家想蒋先牛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东西，应该是对于如何准备对敌反攻、配合盟国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有所指陈。因为尽人皆知：今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是抗战，而不是其他。似大家读到《中国之命运》后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关于抗战问题，在全书二一三页当中，只占了十二页半。全书的中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因此使人们大失所望！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素来鄙薄那种掩盖自己政见的人，蒋先生并不掩盖自己的政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先生此书是不同意的。我们既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有责任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出来，以求国人之审察。蒋先生也说过：如有人认为国民党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那么，好吧，我们就提出意见来和作者及读者商讨，这应该是完全必要的事。因为蒋先生此书所讨论的，是关系于中国之命运，关系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故不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是每个中国爱国人民都应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的。近日国民党方面竟在图谋“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国国民党指导的中央通讯社业已公开发布了这个消息，可谓到了怪论百出的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然不能默尔而息。但这种怪论是有根据的，只要一读《中国之命运》，就可找到这种根据，因此使我们更加不能默尔而息。本文所批评的，限于书中的几个根本观点，至于书中的其他观点以及对于许多观点的详尽批评，只好俟诸另文及别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读者乃至任何爱国人们，如果对本文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提出辩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怕辩论的就不是真理。无数的国民党刊物，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批评得一塌糊涂，我们至今还没有回答。现在就以蒋先生此书为契机，发表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吧。
（—） 关于中华民族
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那里考证出来的？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记呀，这段历史曾经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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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双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蒋先生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们也请研究一下：根据前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曾经那末残酷，那末无情，如果现在按照作者所说，那又将作何解呢？是的，历史上汉民族在反对异民族侵入的时候，是有两种人的根本分别的，一种人广大民众，他们流血牺牲，抗拒外患，虽保卫祖国与光复旧物的基本动力；另一种人则是一些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异民族侵入面前，时常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人子之尊”向异民族的侵略者称臣、称子、称侄、称孙，而每年贡纳很多银帛、杀戮抗战的大将，以求取得其宠辛〔幸〕（最好请看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吧），这些皇帝和臣宰们时常拿出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法宝来驾驭人民，大概他们对于异族侵略者的这种行径，也就算是实行了他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德性吧，但是，这些行径，对于我们民族，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件）以及表现在共问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民族的斗争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不仅如此，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们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议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现在是科学昌明的世界。民族历史必须按照科学去解释。法西斯主义曲解民族历史、削改民族历史、捏造民族历史的伎俩，决不足为训，如果拿这种东西作为国民的教本，就会愚弄国民。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我们汉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正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们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方面又要拿大汉族主义去欺压国内其他弱小民族，那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事业。这是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所应该注意的。
中国和外国的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请研究一行：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民众，我们民族从何处得到衣食住，从何处组成抗战的军队，又从何处有文化？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既然劳苦大众是民族的主体，那末，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把劳动人民看成至下，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国家看成至下吗？
谁是民族的主体？答复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的力量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我们民族的组成以及过去所以衰而复兴、亡而复有的问题，才解释得了如何准备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即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民主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抗战后中国谁才应当为主人翁的问题。在几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许多文献，曾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却把“少数人士”和“德性”当成民族的决定者。这就是我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关于中国之命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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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中国历史
我们继续说中国历史，特别说一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吧。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众历来创造一切幸福，们是他们自已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二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大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淮勇的成功，就是民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应该介绍孙中山先生的两段话：
其一：“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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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
张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
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遗训在其信徒中的被遗弃，不是很可悲的吗，
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孔不入地剥夺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血汗，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因而使国民经济不得发展起来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方法从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权，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机及其政治活动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吗？不加改造的旧中国，如何站得起来？如何能够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战争中不求进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够最后战胜敌人？然而不幸，《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竟把这样的旧中国写成“黄金世界”：海禁开放前出中国的经济是发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风气伦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末好，为什么打不过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时常与当时的敌人作城下之盟，订立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呢？本书的自相矛盾，这又是一件。
为使读者明了起见，把作者所描写的中国古代“黄金世界”抄列于下，读者一见，就知全是妙文：
关于经济：“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五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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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组织”：“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以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中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六一，六二页）
关于社会风气：“杜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六二，六二百）
关于“伦理”：“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六七页）“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懦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教，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明。”（——六九贝）
猗欤休哉：使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乐世界！但是，既然旧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是那末好，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提出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那末喜欢保留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呢？既然旧中国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好，是那末对人民有利，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为全世界所不及，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提倡中国“固有文化”、“东方固有道德”呢？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真的爱起中国民族来，所以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些“好”东西，来破坏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吗？历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来发现，有的则虽愚夫愚妇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之所以特别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一切腐朽的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绞杀中国历史发展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自觉的工具。蒋先生竭其全力去颂扬这些东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蒋先生所喜爱的这些东西，日本法西斯也喜爱，难道也是“口之于味有同嗜，耳之于声有同听”吗？至于蒋先生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我们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为篇幅所限，暂不详论。
（三）关干中国近代思潮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喜欢中国人保留中国各种旧东西，不喜欢中国人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说，不喜欢中国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进的东西，不喜欢中国人有科学、有民主、有自觉；因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进的东西，因为科学、民主、自觉这类东西，会使得中国变成近代的强盛中国，就不利于侵略者。所以，不平等条约是成为中国人接受和发展西方先进的东西的桎梏。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的见解却相反：好象因为有了不平等条约，才使得中国人接受了欧美先进的思想，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不好的。特别对于五四以来的各种新文化，作者极尽了谩骂的能事，所谓“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其重点就是对此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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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五四运动呢？请让我们先引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段话：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澈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澈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因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阶级，又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奖（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行，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则是澈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建立了伟大的功劳。”
所以，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自我觉醒的伟大新纪元。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六年来的大抗战。五四运动之所以谱受一切反动派、反革命派的痛恨，其故即在于此。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受苦受难，并在中国培养一批洋奴才（从曾国藩、李鸿章起，到现在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在中国的一切徒子徒孙为止，这批洋奴才始终为外国侵略者服务，不因为他们主张中国旧文化、旧伦理、旧道德，而就可以说不是洋奴才）。但另一方面，却又迫得中国人民从迷梦中惊醒起来，迫得中国人民要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用来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其在中国的奴才。中国人民的先进者反对旧中国的黑暗的、残酷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便利于外国侵略者及其狗奴才；中国人民的先进者接受外国先进的光明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利干外国侵略者及其狗奴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中国的革新思想，从太平天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起，便已开始了。谭嗣同的“仁学”，对于中国旧伦理旧道德的网罗，即作了一次勇敢的冲决。那时思想的反动派，西太后的奴才，如叶德辉、张之洞等类人，便已在这种革新运动面前哭泣咒诅，他们都一致说：“伦理”、“圣道”是永远不变的。这种见解，一直到现在，仍成为中国一切汉奸、一切反动派的衣钵。五四运动形成了思想上的群众运动，就使得许多顽固派、反动派、洋奴才都惊骇得不知所措，表现了新力量的不可抵抗。然而历史运动是曲折的，有的继续前进了，有的中途停止了，有的变节向后转了。始终成为新文化的中流砥柱和冲锋陷阵的战士，只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方向，永远不变，永远不妥协，是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伟大体现者。
《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这样写道：“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只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持说，也是不得不随之不断的变化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治，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请研究一下世界各国先进的思潮，确实有不同的，因为有一种进步思潮（比如民主主义）反映某一种进步的时代（反封建时代），为某一定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所需要；又有另一种更进步或最进步思潮（共产主义）则又反映另一种更进步的时代（反资本主义时代），为某一定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所需要。近代中国处在全世界大变革时代，中国内外各种关系、各种阶级、各种社会人物的斗争错综在一起，因此，那怕在回一时候，世界各种不同的进步思潮，都可能为各种一定的社会阶级代表所接受，并形成一定的合作。比如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音——孙中山就接受西方林肯等人的民主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后来又接受了某一部分俄国革命经验（孙中山说过“以俄为师”），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方面在一九二四年后就形成了彼此的合作，这是对民族极有利的，大革命业已证明了。又比如：中国还有其他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都反映了一定的阶级或阶层，而根据其需要，也可能在一定时候及一定问题上和共产主义形成一定的合作。这是对民族也有利的，许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是否“切于中国国计民生”，必需以民族利益民众利益为考验，除此以外，一切就都是诡辩。蒋先生在此公开反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实在可怪之至。一切法西斯国家以及汉奸汪精卫，不正是每时每刻都在狂吠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吗？蒋先生此书一出，难道不怕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汪精卫辈引为同调，而使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觉得可借，觉得齿冷，觉得丧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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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世界各国不但有进步和革命的思潮，并且也有反动反革命的思潮，因为中国既然有进步与反动，有革命与反革命，那末，世界的反动反革命思潮，也就会被某些中国人所欢迎，所崇拜。别的远的不说，举一个最浅近的事实，国民党官方出版的《三民主义半月刊》和《中央周刊》，不是正在大大宣传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并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尊为世界“六大领袖”之二吗？这还是公开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太臭了，太违反民族利益了，太不利于同盟国了，太为德意日这类匪帮张目了，所以有些人也就不便明目张胆公开挂法西斯主义的招牌，而用各种掩蔽形式去贩运法西斯的私货，到处拍卖，这不仅是有一些国民党官方中小人物如此做，就是大大的人物也竟然如此做，这难道不是天下共知的吗？
又其次：说“各立门户，入主出奴”，每一个人亦应该自己想想的。中国有一位大人先生，当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大革命时候，认为联苏对他是有利的，于是自己就跑到苏联去请教一番，并派自已的儿子到苏联去留学，并言称“中即革命必须受第三国际领导”；后来反共了，反苏了，于是到了东京，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宣称中日联合之必要，于是又进了“外国的”***；后来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了，就又赶快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及大批党徒到德国去留学，学习法西斯主义。货币靠外国，军械靠外国；有整整十年，还依靠这些去专打革命的中国人，而计划这种战争的，却又是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德国人叫塞克特，是德国国防军的领袖；还来了一个德国警察厅长，专门传授特务方法。抗战了，货币、军械还是都靠外国，连仗都想专门依靠外国人去打。这些都是什么？不正是所谓“入主出奴”的思想和行为吗？这不就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吗？
至于要说到共产党：那末，倒也可以算一算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中国民族中国人民而创造了的各。种进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国”起家的，没有一并军械是靠外国帮助的，也没有靠过外国钱，作战战略也全靠自己。一切都是“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抵抗日寇在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从来不妄想外国人斗中国人打仗。在中共势力所及的地方，更从来没有和外国人订立过一条或半条的不平等条约，例如塘沾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协定之类。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策和行动，到处为中国人民所欢迎，因为是符合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更从来没有今天依靠这国，明天依靠那国，“入主出奴”，翻云覆雨的事。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指导的结果。这真是一个十全十足的“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中国人自己的革命政党，在中国，再没有可以和它相比拟的了。
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思想：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国一开始时候，太平天国与孙中山就是代表前者，曾国藩及现在中国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分子就是代表后者。不管太平天国有外国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却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英雄；不管曾国藩满口旧中国的仁义道德（五伦五常），却仍是双重的奴才，满奴才和洋奴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从来以至洪秀全、孙中山一切优良的革命的传统，而一切反动派则继承曾国藩、叶德辉的传统。反动派想取消前一种传统，保留后一种传统，而我们则正相反。关于中国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分别，就在这里。
(四）关于国共关系
蒋介石先生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抹杀了各种主要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忠勇为国的中国共产党做了极其“忍心害理”的诬蔑。书中这一部分是具有绝大挑拨性的文字，想由此煽动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仇恨。这一页重大的历史，关系中国的命运太大了，不可以不表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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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进行改组，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孙中山先生 处广州一隅，革命旗帜不鲜明，甚至实力不出大元帅府一步，军、政、财……一切权力都握在假革命之名行反动之实的军阀手中，而国民党更无一处有健全的革命组织，足以为革命的辅翼。就是在这样时候，在孙中山先生的英明远见要求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援助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就挺身而出，援助了孙中山先生，益以苏联在各方面的援助，遂使得国民党改组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完全崭新的局面。
首先在革命旗帜方面，在革命政纲方面：当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来限于反满，在反满以后，民族主义早已缺乏内容。即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所写的“中国革命之经过”，也如此表现。这是历史事实，全部中山全集可以作为历史的证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内容，没有反帝，中国就将永远不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更将沉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明白揭出反帝革命的旗帜，进行反帝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这是使中国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指标。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在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东西，此种旧民主主义并没有包含澈底地反对封建社会制度、解放广大劳动人民的内容。必须明白揭出反封建的口号，才使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有了新的内容。中国革命民众必由此始能重新获得革命的方向，而动员起来。中国国民党必由此始能重新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而和革命民众结合起来，获得革命的新生命。请问：谁首先给中国民众提出了这个明确的革命政纲？谁帮助了孙中山先生把这个革命政纲变成国民党的政纲？请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谁？请问：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即和民众疏隔起来，为民众和青年所冷淡，而改组后情形就大不相同，国民党又开始和民众联系起来，国民党又开始为青年所注意，这是不是因为有了新的政纲，有了这反帝反封建的政纲？而国民党之所以有此，除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明远见以及一切真正赞助孙先生这个英明远见的国民党人之外，是不是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应该归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之命运》的作者是亲身经过这一段历史的。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国民党的组织情形又如何？那不是几乎一切都被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所把持所垄断的吗？那不是既无革命的组织、又无革命的宣传的吗？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是都关在党外吗？但改组以后的国民党的组织情形便不同了：直到清党为止，国民党的组织情形变得有生气了，成份改变了，国民党的组织变得真象是
革命的组织了，因而促进了大革命的胜利。为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帮助所规划的功劳是谁的功劳？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又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所指挥的军队，有那支算得起是革命的军队？有那支能打得仗的军队？中山先生进行多少年的北伐，有那次北伐成功了？可是，在改组后，情形不同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学校建立起来了（开始创意组织这个学校的是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俄国顾问，当时《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并不认识这个学校的重要，还不愿当校长呢），由此革命车队也建立起来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很快地两次打败了陈炯明，又打败了杨希闵、刘震寰，最后得以进行北伐的战争。当时这种革命军队的建立和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中山先生摸索了几十年，没有摸到门径，但一旦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苏联合作，几年之间，便有如此伟大的军事成就。国民党势力之所以得到武汉南京，所以有今天，是谁之功呢？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蒋先生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象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好吧，就看历史吧，历史是做判断的公正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帮助是那末大，那末起决定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后国民党所有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完全呈分不开的。就说打仗吧：两次东征，几路北伐，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无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牺牲了多少！蒋先生在为黄埔同学录写序言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共产党人所流的血和国民党人的血是分不开的。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究竟用了什么“报德”呢？在统一广东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既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于是就打算到那本来是他所依靠的共产党人身上了，为着达到其打击的目的，就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所谓中山舰事件，这事件据作者说是共产党阴谋的，但历史教训是很多的，希特勒焚烧国会，不也说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阴谋吗？当时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所以举行这个三月二十日的罪恶的阴谋，第一步就是为的造成借口，以便把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从黄埔军校中，从国民革命军中的主要工作职位上驱逐出来，并为的实行在国民党内限制共产党人。当时进行这种阴谋的人，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破坏统一战线，正是以为他们诚实可欺而进行的。请问：这就是“道义”吗？这就是不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吗？这就是不“利害自私”吗？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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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制造三月二十日事件的阴谋的人，还没有准备就在那时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因为他还没有到达南京，还有利用共产党人之处。现在姑不论当时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业已开始造成许多重大错误，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主张国共合作，拥护北伐的路线，显然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个路线的正确，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参加了北伐的战斗，当时威振中外的各个主要的国民革命军，充当党代表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其大多数不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吗？中共党人并在全国南北各地组织民众，组织便衣队，组织上海工人三次起义，来响应北伐军，因而造成了中国空前的大革命。大资产阶级代表一方面觉得还有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的必要，使得自已可以到达南京，获得全国的地位，另方面则早已准备下一旦到达南京，获得全国地位的时候，就要实行清党大屠杀。当时共产党人的错误，就是太老实了，没有在帮助北伐、发动大革命的时候，同时注意大资产阶级这种反革命的残忍阴谋，而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的罪恶，就是在乎实际上帮助了大资产阶级这种反革命阴谋的顺利实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清党运动的悲惨，在全国历史上找不到前例，即在全世界史上亦找不到前例：无数忠勇为国的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至国民党内真正忠实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主义与三大政策的人，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流血在大资产阶级刽子手的刀下。同胞们！同志们！这就是昨日同盟者的“道义”！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公”与“诚”！这就是不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这就是不“利害自私”，而老实被杀的人倒是“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倒是“利害自私”！呜呼！吾谁欺，欺天乎！
我们许久没有谈起上述这些事了，我们在抗战中，真是相忍为国的。可是蒋介石先生竟然又提起这些事来，并对共产党加上各种忍心害理的诬蔑。真的，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有正义、有血气的中国人，如果不提起这件事便罢，若是提起这件事，就会热血涌上心来。因为这是血债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流了血的呀，这是全国无数革命有为的青年和工农劳苦群众流了血的呀，这是全民族精华的血呀！自清党以来，死在国民党刀下的人，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蒋介石先生说：“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蒋先生发出的问题是可笑的，然而是含有重大阴谋在内的：这就是要说共产党是和汉奸汪精卫有勾结。好吧，我们来说历史！大家知道：在大革命过程中，不但当汪精卫还革命的时候，有过“汪共同谋”，同时当蒋先生还革命的时候，也有过“蒋共同谋”。当汪精卫还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和他同谋呢？正如当你蒋先生还革命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和你同谋呢？至于说到“利用”，那末历史的事实既然那样清楚，谁存心利用人还不明白吗？共产党人无“利用”什么人之必要，而只是认为在对革命有利的条件下，有和一定的人们合作之必要；而另有一种人则确是存心利用共产党人的，对他有利的时候就利用，一等到他得了地位的时候，就拿了朋友去屠杀，这里包括汪兆铭，也包括蒋介石。
这里倒要问问蒋先生：“九一八”以后，汪兆铭是和蒋先生同谋很久的。汪兆铭在“汪共同谋”的时期，并没有签订卖国协定，也没有跑出去当汉奸。但在汪蒋同谋时期就完全不同了，汪兆铭当了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提出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卖国政策，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沾协定，何梅协定，又发表了“睦邻”宣言，因此还和日本交换了大使。抗战后，蒋先生当了国民党总裁，汪兆铭当了国民党副总裁，并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参政会议长……而他竟从重庆逃往南京，当起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来。这一切同谋的内幕，我们到了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蒋介石利用汪兆铭呢？还是汪兆铭利用蒋介石呢？还是蒋汪互相利用呢？
关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裂，后来绵延十年的内战，蒋先生认为“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储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这实在未免太看轻作者自己、而太看重了汉奸汪兆铭了。请研究一下：宁汉是怎样分裂的？岂不是因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开始的“清党”么？“四一二”清党的“一手造成者”是谁？岂不就是你蒋介石先生么？当时汪兆铭到武汉投革命之机，是在宁汉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后，而不是在宁汉分裂的局面既成之前，帝国主义与南京反动政府共同威胁武汉，汪精卫就由动摇而反动起来，到了那时，汪精卫的清共不就马上赶上了你蒋介石先生的清共了吗？
总观作者这一段的深意，似乎以为假如没有武汉政府，则共产党早已一网打尽，早就没有什么“共产党问题”了，因此，作者感到怅恨。可是：作者错了，无论在任何场合，共产党是杀不尽的，死不完的，中国共产党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史早已证明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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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先生还罗列了一大篇关于共产党的所谓“罪状”，但那些所谓“罪状”决不能任凭蒋先生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去。多年来所结集的百数十万民族精华的生命，东征北伐的大动力，蒋介行先生尚且不惜加以杀戮，要编造“罪状”，有什么费事？还谈什么“良心”？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要杀我必须把被杀宗的人的功绩完全改成罪状，这当然也是“残忍阴谋”中应有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忧患，早已看穿了这批自！称代表“仁义道德”“固有德性”的人们是怎样一种刽子手大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义道德”呢？男盗女娼呢？如见其肺肝矣！
这是不错的：“这一段革命的教训太痛苦了，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入民的牺牲太惨重了”。但刽子手们的悔祸之心何在呢？
十年内战，始祸者是谁呢？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被迫得去为自卫而战，这也不行吗？难道真的“只许州宫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难道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要象羔羊一样、不能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反而甘心去受骗、受捕、受刑、受戮吗？让农民得到土地，使得他们可以很好发展自己的生产，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中所做的工作，同时也就是我们“大逆不赦”的罪名，但这果然是“罪”吗？为全民族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谋福利，我们是有罪吗？“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农村”者是谁呢？请查阅你们官方自己在十年中所发表的数目字吧，你们每天总发表昨天在那里那里杀“匪”几百几千几万，今天在那里那里杀“匪”几百几千几万，这所谓“匪”者无他，我“和平农村”之和平农民是也。所谓，剿匪军”者，这里烧一城，那里烧一地，大炮也，飞机也，机关枪也，这些外国所供给的东西，都集中起来轰炸“我国和平农村”，甚至连“我国和平农村”在田军的稻谷，都要设法加以烧毁而后快。这就是“公”！这就是“诚”！这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众在一起，坚苦奋斗，领导红军突破“围剿”，终于保有了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精华，锻炼了一支身经百战的民族大军，能够在伟大抗战中抵抗在华敌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支持了中国半壁河山。向使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共产党所锻炼出的这支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抵住那样大数目的敌人，能够独立挡住敌人的进攻么？如果国民党军队不能独力挡住，则敌人不就早已长驱直入重庆、昆明、西安、兰州么？中国安得有今天？中国安得被列为四强之一？而国民党当局诸公亦安得仍然安安稳稳地坐在重庆？
蒋先生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但是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天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可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办不可设想。中国共产党生来就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而它帮助人做好事，本来也没有自夸的必要，但是许多狠心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而且还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共产党人还有一张嘴巴，驳斥这些反革命的诬蔑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心为国，是天下共见的。在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人屡次向国民党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杭战。何有的国民党人以自己的自私度人，却以为这是共产党“走头无路迫而出此”的结果，可是，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趁火打劫”，而且为着民族团结，不记清党之役和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毅然决然主张释放蒋先生。但蒋先生虽被释放了，却还是要设法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怨报德”——总是资产阶级的哲学。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实现，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驰赴疆场，深入敌后，战功卓著，名满全球。但国民党人对之采取了如何的态度呢？不但封锁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杭战消息，而且仍然在那里大批的捕共产党，杀共产党，骂共产党，打共产党，派遣大批特务钻进共产党中来，企图这样内外夹攻，使得共产党完全“消灭”。甚至在敌后，国民党人领导的军队不打日寇，而去专打那种打日寇的八路军新四军，形成与日寇共同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局面。然而这些都不叫做“机巧权术”，都不叫做“残忍阴谋”，都不叫做“利害自私”，而却是叫做“至公”，叫做“至诚”，叫做“不自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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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这一切，我们也是因为“相忍为国”，许久都不愿见之口舌和笔墨。但蒋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中既然如此集矢于中国共产党，近日国民党又经过中央社发表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消息，同时准备武力进攻边区，我们对于是非真相，如果再要缄默，则不但对不起无数流血牺牲的共产党员，而且也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中华民族，对不起二十二年的历史。
《中国之命运》的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这是全书的核心。其中心思想，在实质上说来，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其中心思想，就是国民党即中国，中国即国民党。法国专制暴君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思想是完全复活了。此章对于全国国民和青年，字里行间，充满了威胁和利诱，要他们行一致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对于共产党则充满了杀机。特别其中所说的“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显然是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而说的。作者说：“大家如果不肯澈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首先请研究一下蒋先生及国民党当局诸公的“宽大”。我们很不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捕共产党，杀共产党，骂共产党，打共产党，派遣大批特务钻进共产党，这些是否就叫做“宽大”？好吧，就说是共产党一万个该杀，但是，共产党以外的许多党派，许多社会集团，许多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一切无党无派的公正人士，一切纯正的青年甚至一切真正爱国不愿反共的国民党员，他们总算没有八路车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纠葛了，他们得到过什么“宽大”呢？他们有发表自己思想的自由没有？他们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读书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要求民主的自由没有？他们有要求不当特务的自由没有？那些国民党人例如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等等几千几万的人们，有说话和行动的自由没有？不说政治，来说经济吧，在大后方，农民没有要求减租减息的自由不用提了，最近连工人都没有获得工资的自由也不用提了，但是中小工业资本家有没有发展自已经济的自由？各种小生产者有没有发展自己生产的自由？不是一切都垄断干净了吗？垄断得使他们得不到血本，因而使生产派渐衰落了吗？淮道这一切也都叫做“宽大”的吗？
但是蒋先生及国民党当局诸公的宽大是确实有的，这就是对于土豪劣绅的宽大，对于贪官污吏的宽大，对于几百个反革命特务大队在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宽大，对于日本第五纵队的宽大，对于汪精卫汉奸群的宽大，对于日汪奸细陶希圣、吴开先的宽大，对于三十三个投敌将领的宽大，对于洋狗坐飞机的宽大，对于孔令仪小姐携带大批嫁妆坐飞机到美国去结婚的宽大……好了，蒋先生及国民党当局诸公确实有了无数的宽大。但是试问这些宽大对于国家民族有什么利益呢？除了尽情尽量地破坏一切抗日人民的积极件、自信心、自尊心与创造力，除了把国家民族引入绝路，还有什么别的结果没有呢？
其次，请研究一行“变相军阀”。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拒敌人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国民政府不发枪，不发弹，不发饷，而他们竟能如此作战，这是史无前例的最勇敢的民族先锋队，这就是“变相军阀”吗？八路军新四军出自民间，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自力生产，而又为民众所爱戴，这就是“变相军阀”吗？如果有人硬要加以“变相军阀”之名，则试问：这种“变相军阀”对于国家民族何害？对于人民何损？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吗，不是越多抗日就越有力吗？不是越多人民就越有保障吗？我们倒要查查中国境内的真正军阀了，一切反共反人民的东西，不都是真正的军阀吗？正的军阀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跋扈已极，却敢于辱骂共产党人为“变相军阀”，真不加人间有羞耻事。
再其次，研究一下“新式封建”。比如陕甘宁边区吧：这里有民主政治，这里有人民的安居乐业，这里有军民的一致热烈发展生产，不断出现劳动英雄，这里的人民与人民，政府职员与民众，军队与人民，人家邮相亲相爱如一家人，这里在短短几年之间，便一扫过去在军阀宫僚党棍特务统治下的荒凉与贫困，大家逐步走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就是“新式封建”吗？如果有人硬要加以“新式封建”之名，则试问：这种“新式封建”对于国家民族何害？对于人民何损？反之，不是越多就越好吗？不是越多就是三民主义实现得更广吗？不是越多就是中山先生遗嘱更可以在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吗？
我们又要查有中国境内的旧式封建，了，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比秦始皇还厉害百倍的寡头专制政治，几百个横行全国的反共特务大队，这不是中国式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政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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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蒋先生所说的“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是否即是指非内战不能解决。若然，我们敢为民族请命！为人民请命！难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还不够惨吗？
蒋先生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一…。”蒋先生全书的精神，可以“对内”二字概括之，但是我们知道：今日大好江山还沦陷敌手，就使英美己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那些东西都在沦陷区，不战胜日寇，一切就都是空话。抗战前途还极多艰难，今日基本问题显然是对外——即共同对日，而不是对内——即准备内战。蒋先生提出或者是“精诚团结，奉公守法”八个字，或者是“诈欺虚伪，毁法乱行”八个字，而且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但是有问题还是要请问的：制造磨擦，发动内战，“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是否即“精诚团结”？降敌叛国者不加讨伐，抗战有功者不加奖赏，贪污横行，豺狼当道，封建遍地，专制自私，是否即“奉公守法”？威胁利诱青年去做特务，要他们钻进共产党，钻进国民党以外的一切所谓“异已”党派，“异己”集团，钻进一切民众团体，钻进文化界，教育界，经济界，要他们不做正派人而做两面派，是否即“诈欺虚伪”？拒绝实行三民主义，拒绝实行抗战建国纲领，而且所做的适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相反，是否即“毁法乱行”？在此抗战时期，不出于这二年之中，要在国内“决定命运”，是否意味着要在今明两年之内组织国内战线，消灭一切“异党”？我们是希望蒋先生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的，因为我们晓得：自从有了法西斯主义或公开地或掩蔽地在中国出现以来，字典上就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了，如果《中国之命运》竟然成为内战的工具，则蒋先生将何以自解于国人？无怪自一九四三年三月间《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几个月来，人们纷纷传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着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二年决定命运”，原来在书中己写得明明白白了。
是的，确确实实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阴谋进行取消八路军（新四军早已被取消了）、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行动，正在准备大内战，甚至命令其特务——狗彘不食的托派匪类在西安公然提出解散共产党，而且由中央通讯社为之传布。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还尽有自己的明智的头脑与沸腾的热血，他们将继续发挥其大无畏的精神，为着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而斗争，为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而斗争，为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为着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斗争，为着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解放中华民族而斗争。同时，正是为着这些，当着反动派敢于进攻他们时，他们也必须准备自卫。我们愿意告诉一切阴谋家，中国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消灭不了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幸福与光明是消灭不了的：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二十二年历史，就是活生生的证据。中国一定要走进步的与光明的道路，中国一定不要走倒退的与黑暗的道路，谁在这条道路上敢于碍手碍脚，谁就一定要碰破其可怜的渺小的头颅，
说共产党人是“自私”的吗？中国共产党人为着民族与人民，弃家离井，随时随地可为人民的利益抛掷自己的头颅，而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会拿取人民的血汗积累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共产党没有一个发洋财或发土财的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处为人民工作，但决不是做官，更不想做人官。谁是“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谁是“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请研究一下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吧！除了那些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之外，其中多少人刮削民脂民膏，多少人把民脂民膏变成个人的财产，多少人本来还一无所有，但一朝大权在握，就马上银钱累累，荒淫无耻，尽富尽贵，这不是天下人所共见共闻的吗？
呜呼！“公”也，“诚”也，“不自私”也，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现在确确实实有一批大人先生正在想假“公”、假“诫”、假“不自私”之名，解散共产党，要取消边区，要准备进行大内战！如果不是“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不是“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试问又是什么呢？
（五）为中国民族前途呼吁，为中国民众、中国青年们、孩子们呼吁！
战后的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五周年宣言，已明白指出了。但是读了《中国之命运》我们有许多疑惧，应该及早提出正义的呼吁，而这个呼吁，和今日关于反对分裂内战、坚持团结抗战的呼吁恰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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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命运》在政治上是以旧专制由义为其楷模的：作者这样称颂清朗：“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又说：“返观我们中国历代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按照作者的说法：“自不平等条约订立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从外国的学说。于是有些人士，援引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学说，来破坏我们国民的法治观念。”我们知道：民主思想输入我国，引起了我们国民大开了眼界，起来作推翻专制政体的斗争，而中山先生曾经是这样的战士，照作者看来，这些都是白费的了。因为中国老早就有，法治”了。这岂不是说：如果没有不平等条约，中国政治上旧的一切都已尽善尽美了。这种见解，不仅有背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而且违反今日中国人民的希望，违反了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作者义说：“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就是说：不但不要新民主主义，并且也不要旧民主主义，而对于民众又不许其自由，则这不是法西斯主义与旧专制主义的混合——新专制主义是什么？则这不是中国式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是什么？作者所谓“民主制度”，不过是这种法西斯制度成新专制主义制度的别名罢了。（法西斯德国不是还叫做“德国共和国”吗，）
其次，作者把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的学说）完全向反动方面去解释，而称赞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称赞了孔子诛少正卯。孔子的愚民哲学，居然被公开捧出来了。孔子诛少正卯的残忍阴谋，章太炎早已揭穿无遗，不料蒋先生在今日各大多数同盟国提倡思想自由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竟然主张诛杀思想上的异己。蒋先生已给一切不相信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即新专制主义的人们发出信号了，他要把一切这些人们都当做少正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一个“诛”字。
《中国之命运》第六章所谓“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其基本内容，就是：其一、反对民主政治，其二、反对思想自由。这真是中国政治危机的所在，中国国民精神（思想）危机的所在。
大家知道：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其所得的中心思想是唤起民众。而这点和《中国之命运》的中心思想正相冲突。或者是拥护民众，或者是反对民众。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革命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基本问题，是民族与反民族的基本问题。唤起民众的中心问题就是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发扬，而反革命路线必将一概加以否认，民族力量因此就可以被绞杀。丛也是现在中国国体（在其实不在其名）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政体的问屈，又是民族生命、中国前途的问题。
我国之所以衰弱，所以被外国人欺侮，是由于民众被专制政治所压迫；如果在抗战以后，我们民众仍然还要继续受专制的压迫，则中国仍将不能转弱为强，仍将不能达到解放，一切建设都会无望。这不是我们的危言，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早已证明过了。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代表在大后方所进行的特务教育，所采取的对待青年的手段，是极端悲惨的。青年们纯洁的心灵，没有根据自己的生活和理智去选择思想的自由。不仅如此，还有人用“左倾”思想做钓饵，去钩引某些青年，特别是去钩引那些活泼有为的青年，等到他们不及提防上了钓钩之后，就立即强迫他们签字发誓到共产党中、到一切所谓“异己”势力中去当特务，有的并须要以他们的家庭或某种亲属为质，否则加以格杀。这种方法甚至施行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们。一切情形完全出乎有理智的人类思想之外，其残忍阴谋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这些东西没有分别，甚或过之。这就是他们的“爱护肯年”，“不利用青年”！这就是他们的仁爱真诚！我们敢向全国同胞大声疾呼！这是对于青年们孩子们的虐杀！这是中国青年旷古未有的精神大灾难：这是我们中国民族的精神大灾难！我们不知道《中国之命运》作者的所谓“真诚笃实的风气”是否就是这样的风气？要知道这样的风气是由国民党中党特务机关、宣传机关、教育机关、组织机关、以及三青团部直接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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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听说《中国之命运》订为大后方青年们孩子们必读的“圣经”了。一定要把假造历史、曲解历史的东西和叶德辉那套什么中国伦理圣教是世界第一的衣钵，强迫灌输到青年们孩子们的头脑中去，真是“居心何忍”！这不真是可悲可叹，而大大足为我们民族前途担心的吗？
我们要为中国民族前途呼吁，为中国民众，中国青年们、孩子们呼吁！也为我们中国的后代呼吁！要求蒋介石先生，要求一切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要求一切抗日党派，要求一切爱国同胞团结只来，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反对新专制主义：让中国民众得到自由的呼吸吧！让中国青年们、孩子们有机会根据自已的理智去选择思想和追求光明吧！救救青年！救救孩子！救救我们民族的后代吧！让中国不再回到专制、内战、黑暗、屠杀、特务——这一类的旧路吧！让以民众为主人翁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诞生出来吧！中国万岁！
根据《解放日报》刊印
注 释
〔1〕罗罗，彝族的旧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