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
近期，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頗受外界關注，作為歐盟的支柱大國以及慕安會的主辦國，德國的表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歐洲對於國際秩序、全球安全的態度，而默克爾的講話中除了提及多邊主義、伊核問題等“老生常談”以外，提出應該將中國納入美俄兩國先後退出的中程導彈軍控框架。從美國自2018年10月宣佈退出《中導條約》到今年1月正式退出以來，這一國際戰略基石震盪，一定程度上增加歐洲的安全焦慮，然而歐洲的這一表態卻充分暴露其妄圖在國際軍控領域亡人自存、自私自利的心理。
《中導條約》是1987年美國和蘇聯經過上百次艱難談判而達成的軍控協議，規定美蘇雙方不得擁有射程在500-5000公里的陸基中短程導彈及相關的運載和發射設備，雙方在執行條約時共銷燬了2600餘枚導彈。歐洲國家雖然不是《中導條約》的締約方，但該條約確對歐洲國家的安全保障最為關切。而《中導條約》所限制的陸基中短程導彈，正是冷戰期間美蘇在歐洲密集部署，相互對準的類型。對於五千公里以上的洲際導彈而言，美俄是直接越頂，基本沒有“中間商”。而陸基中短程導彈，適用範圍則正是歐洲大陸。因此，歐洲方面的反導和擔憂也十分強烈，默克爾在慕安會上提及《中導條約》也是此種焦慮的集中體現。
然而，德國的此番提議卻是將原有《中導條約》框架下的雙邊問題多邊化，反映出德國乃至歐洲在戰略安全上的複雜心思。
一方面，歐洲希望將這一表態作為一種在戰略上乃至歐美關係大局方面對美國的“獻禮”。由於美國就退出《中導條約》所提出的重要藉口之一即是該條約未能約束一個在軍事力量上不斷增強的中國，而美國特別是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出中美進入戰略競爭階段後，對於中國經濟、政治、軍事等全方位實力上升抱有一種防範、打壓態度，因此中國的彈道導彈能力作為維護主權和戰略安全利益的堅盾，也因此被美國視作不擇手段除之後快的“釘子”。而歐洲的此番表態，既在限制中國軍事能力方面迎合美國，增加美國在後《中導條約》時代重構導彈軍控框架的興趣，也希望在當前歐美關係不斷鬆散疏離的背景下，向美繼續傳遞同一陣營的“投名狀”，為歐美關係再添一道加固閥。
另一方面，德國及歐盟作為以軟實力見長，數十年來樂於打著多邊主義幌子謀一己私利的國際行為體，對於國際多邊機制有著可被稱為教條主義式的迷信，認為在己方並非以軍事力量在國際舞臺見長的情況下，以多邊框架將盡可能多的軍事大國“框住”“固定”，就能更大程度保證其自身的戰略安全環境，以促進美俄兩國在歐洲地區的導彈部署較量上升趨勢迴歸到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平穩軌道。
但是，歐洲的這一如意算盤在現實中不僅僅無法實現預期目標，而且將會給亞太等其他地區帶來新的安全風險。蘇東劇變後西方迅速將中東歐11個國家收編到己方陣營，將北約的防衛前沿向俄羅斯的邊境推進了上千公里，俄羅斯戰略空間與環境被嚴重擠壓的同時，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也自烏克蘭危機以來持續僵化，雙方在烏克蘭、敘利亞等地結構性矛盾難以消解，甚至出現向白熱化和長期對抗方向發展的趨勢。
美國單方面退出《中導條約》事實上進一步傷害了美俄之間本已薄如蟬翼的戰略互信，將雙邊協定以納入更多國家的方式升級為多邊框架，不僅增加了協定的談判、妥協和達成難度，同時在美俄關係結構性矛盾難解的背景下不具備外交上進行操作的氣氛，俄羅斯在經歷西方長達三十年的打壓後，有多大意願回到一個由美國率先撕毀並對其自縛手腳的國際規則中，其可能性要打上大大的問號。
同時，德國的這一表態更有可能將導彈管控的邪火燒向亞太地區。亞太地區在冷戰期間並非是美蘇軍事角逐的主戰場，在冷戰後隨著和平與發展基本成為地區局勢的主旋律，傳統軍事安全問題在亞太也並非最大焦點。而隨著德國將“中國納入中導管控框架”的論調拋出，亞太地區導彈軍控、部署以及相關國家的口角設置摩擦很有可能因此浮現，給遠離傳統安全問題的亞太地區徒增煩惱，甚至打開誰也無法預想的潘多拉魔盒，並將堅持和平發展、堅定維護自身安全和主權利益的中國推向風口浪尖。
因此，德國與歐洲在安全焦慮下的慌不擇路、飢不擇食乃至禍水東引的做法，對於一屆旨在商討全球戰略與安全形勢，增加溝通與互信的慕尼黑安全會議而言不可謂不合時宜，而基於自利自保、犧牲他人的做法勢必難以加強自身安全，反要給世界帶來更多混亂。（責任編輯：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