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深邃迷人之處，恰恰在於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時，就被平庸就地消耗掉了，而那些沒有成功的遠大目標，卻像燈塔一樣召喚著後來人，感動著後來人。
陳越光
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
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長
戰略規劃委員會主席、秘書長
歷史深邃迷人
歷史打開了一條門縫，陳越光擠身進去。他的前輩們，季羨林、張岱年、湯一介、龐樸……那些人文思想界的大師，卻在一個夢想上永遠被關在大門之外。
1999年，中國文化書院進入第15個年頭。8月15日，創院院長湯一介給所有導師和來往緊密的朋友去信，對書院長期陷於平庸甚為內疚、自責。中國文化書院曾有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匯聚了一批“五四”以來歷盡動盪的學術老人和中青年學者。1989年以後，時代鉅變，堅守已屬不易，更不復當年的轟轟烈烈。為了中國文化書院不被淘汰出局，湯一介隨信附上創辦私立大學的設想——以“提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水平，並促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為出發點，創辦一所高起點的私立大學。辦學也正是季羨林、張岱年、龐樸等書院導師孜孜以求的夢想。
中國文化書院的活動合影。前排左起陳方正、王元化、周策縱、湯一介、龐樸，後排右起王守常、林毓生、李中華、周質平、陳越光(1994年)
創辦民辦人文社科類的研究型大學何其艱難，中國大陸至今未建成一所，何況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面對資金不足、缺乏行政許可的局面，湯一介束手無策。他自知現實前景暗淡，親手把2000字的設想抄錄下來，說如果不成，哪怕作為一份檔案也行。湯一介一語成讖。設想真就成了“史料”，被鎖進2米高的大鐵皮櫃。此後的歲月裡，不管世事艱難、人心詭譎，湯一介仍窮盡心力辦學，可惜結局不是淪為一紙空文，就是不得不半途而廢或降格以求為民間培訓機構，更甚的還有受騙受辱。近20年以後，陳越光為寫作《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書，從故紙堆裡翻出塵封的檔案材料，滿紙心酸。自1991年至今，陳越光一直兼任書院的副院長，見證了先生們（尤其是湯一介）創辦私立大學的種種挺進與失敗。
陳越光先生所著《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書影
2014年，湯一介去世，他期待的這個成功永無來日。但歷史之所以弔詭，就在於它塑造傳統、影響後人。2016年年底，陳越光受敦和基金會創始人葉慶均之邀，出任敦和基金會執行理事長兼秘書長，掌舵這家以“弘揚中華文化，促進人類和諧”為使命的公益基金會。當時，陳越光已過退休年齡，他做過文化，做過公益，還曾長期奮戰於傳媒行業，歷任“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中國婦女》雜誌編委兼總編室主任，以及《中國殘疾人》雜誌、《中國農民》雜誌、《中國市場經濟報》、《科技中國》雜誌創刊主編和《東方》雜誌編委會主任，創辦過“世紀中國”網站，還做過電視、文化創意項目和出版社，一生經歷豐富。他說，再出山接手敦和基金會是內心的感召。“歷史的深邃迷人之處，恰恰在於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時，就被平庸就地消耗掉了，而那些沒有成功的遠大目標，卻像燈塔一樣召喚著後來人，感動著後來人。”陳越光在不同場合反覆說這段話。
陳越光主導下的敦和基金會，從使命願景、戰略設計、機構文化、制度設計到項目佈局，都能看出他在繼續前輩們未竟的理想。只是，陳越光比前輩們幸運，那扇閉門打開了一條門縫。
星空與道德律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正式公佈批文，西湖大學的舉辦獲得官方許可。西湖大學的舉辦方——西湖教育基金會目前接受的捐贈中，敦和基金會是唯一一家以基金會名義出現的捐贈者。陳越光與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第一次見面的晚上，百分之七十的話是施一公說的，施一公對學術的追求，對新教育模式和衝刺世界高峰的熱情，感動了陳越光和敦和基金會理事會。從簽約到完成3億元捐贈，敦和基金會只用了兩週時間，且一次性全款完成捐贈支付（由兩位理事專項捐贈）。
另一方面，基金會辦大學的模式也極具探索價值，在國內近7000家基金會里尚屬唯一。2018年4月16日，西湖大學召開創校校董會第一次會議，陳越光作為捐贈方代表出任西湖大學創始校董。他的職責在於監督捐贈項目如約履行。敦和基金會和西湖教育基金會約定，捐贈資金只能定向用於西湖大學和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發展。前期會談，陳越光還提出一個問題：如何預設在什麼狀況之下屬於對方違約？他自己提出一種狀況：如果哪一天西湖大學改變了民辦非營利大學這一性質，就是嚴重違約。更具考驗的是，西湖大學如何確保校董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一個現代化大學的治理結構被高效執行。陳越光表示，西湖大學要給校長最大的治校空間，但校董會不能只成了榮譽稱號、象徵、程序性的符號。
在敦和基金會，陳越光集執行理事長、戰略規劃委員會主席和秘書長三大職務於一身。可以看出，敦和基金會創始人和理事會給予了陳越光充分信任和授權。從權限上說，陳越光是名副其實的“船長”，那麼敦和基金會如何形成它的治理結構？
敦和基金會並不強調執行和決策過度分開，理事會和秘書處成員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嵌入，秘書長同時是執行理事長，一部分理事直接在秘書處任職。同時，秘書處實行信息全透明，秘書處的一切信息和文件、處理事情的一切過程對理事會戰略規劃委員會全部公開。作為敦和基金會《戰略規劃委員會議事和行為規則》的起草人，陳越光專門在文件裡寫道：“故意屏蔽信息是不道德行為。”為此，陳越光十分強調“集體中用權，會議上決策”的決策程序：“團隊成員打電話或和我個別交談，只能算個人交流，但不是決策。決策一定要在會議上產生，一定要所有人都知道信息。”
西湖大學是一所專注前沿科技研究的理工科大學，而敦和基金會是一家以弘揚傳統文化為使命的基金會，兩者看似大相徑庭，內在邏輯卻有很強的關聯。科技如果沒有人文精神的支撐，會走向何方？“西湖大學雖然是一所理工科大學，同樣要問一個科學人的人文情懷是什麼，同樣需要在仰望星空和內心道德律之間架起橋樑。”陳越光說。
從西湖大學的治理結構可以看出，三十年前湯一介設計的私立大學制度多麼富有遠見。他當時提出，由中國文化書院創辦一所高起點的綜合性大學，大學的機構設置以“少而精”為原則，可設董事會；教授會；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並設黨委會（監督和保證黨和國家的政策、法令的實行），黨委書記作為董事會成員參加董事會。如今，西湖大學便是如此。不同的是，湯一介要辦的私立大學致力於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是以人文學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而西湖大學聚焦前沿科技研究。不同之處還在於，命運之神給了西湖大學空間和機會，對中國文化書院的先生們卻閉眼以對。但西湖大學最終能成功嗎？這有待歷史來驗證。
敢於在面向失敗中爭取成功
仔細關注敦和基金會2017年的資金走向，不難發現絕大部分資助集中在高等教育機構。
2017 年，浙江大學提議重建復性書院，敦和基金會心嚮往之。復性書院由國學大師馬一浮（時在浙江大學授課）創建於1939年，旨在存續中華文化，培育通儒，以“六藝”統攝教學。時值戰亂，復性書院開辦一年多後即陷入困境，停止講學，以刻書為主。80年後，浙江大學發出重建倡議。在浙江大學建校120週年校慶前一天，敦和基金會向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捐資1億元，與浙江大學重建馬一浮書院，繼續馬一浮“六經為本”的教育理念和研究事業，循其源流，遵其宗旨，權其方略。馬一浮書院的未來發展方向也有了大致輪廓：在學術上打破門戶之見，“無吝於宗，天下來同”；建立以經學為主脈，以經學、小學、義理名相學、國學教育為重點的人文研究門類。
在書院名稱上，最初雙方考慮仍以“復性”為名，最後確定為馬一浮書院。陳越光說：“無論以馬先生當年創辦的書院命名，還是以馬先生本人的名字命名，其精神追求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六經為道本，以淑世為關懷’，沒有道本就只是無根之木，不講淑世所謂人文精神就無從談起。”
馬一浮書院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擔任理事長，陳越光擔任副理事長，院長人選卻一度難以決定。計劃2017年年內成立掛牌，但直到11月下旬仍無法落實人選。於是，浙江大學常務副校長任少波和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樓含松去北京請著名文史學者劉夢溪。當時，劉夢溪沒有應承。11月28日，極冷的一天，吳朝暉親自登門禮邀，和劉夢溪有近30年交往的陳越光作陪。劉夢溪很受感動：“當年竺可楨校長請馬先生也就二次，夢溪何德何能，焉能有三？”最終，劉夢溪出任馬一浮書院院長。
同樣要問，馬一浮書院能成功嗎？須知，當年復性書院便不算成功之舉。在西湖大學和馬一浮書院成與不成這個問題上，陳越光的信念是：
無論是基金會辦大學（如西湖教育基金會），還是大學基金會創新（如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中國的基金會對大學改革正在產生重大影響。根據敦和基金會和浙江大學的合作協議，馬一浮書院將成為浙江大學教育創新的實驗性特區。雙方初步形成了一套協同治理的治理結構，在院長人選的確定、財務管理、書院方針的落實、重大活動的擬定上，都是共同商討，光是理事會章程就往返5稿以上，這意味著社會力量對大學教育有了更多博弈、互動的空間。西湖大學更是立足於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基金會辦大學的模式未來可期。
作為一家資助型基金會，陳越光確立敦和基金會自我定位是“做守道者的同道，做步行者的陪伴，做探索者的後援”。他解釋，敦和基金會不是散財童子，項目選擇考驗的是眼光、理解、戰略。除了資金支持，敦和基金會還希望在觀念和方法上和受助方產生互動，“比如我們對一些問題的理解，我們的文化，我們一些事情操作的方式；還有，我們能不能為他們賦能，怎麼樣幫助他們做籌資，怎麼樣提高他們內在機構的管理水準，怎麼樣幫他們找到平臺。”
無論是西湖大學、馬一浮書院還是其他一些合作伙伴，陳越光都進入他們的決策層，他也要求自己的項目官員深入受助方的項目機構，這是敦和基金會機構文化的一部分。“如果項目官員只是在項目執行機構和基金會的財務部門之間做傳遞，就叫不深入項目。項目官員應站在資助方的角度，深入項目來獲得成就感。”
2018年5月24日，敦和基金會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慧育中國 敦和同行”捐贈簽約儀式暨媒體發佈會在京舉行。2018年～2021年，敦和基金會將資助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共計人民幣3000萬元，用於開展“慧育中國：兒童早期養育試點”項目。
2018年5月，敦和基金會向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捐贈3000萬元，資助干預貧困地區兒童早期養育的“慧育中國”項目，加上此前對該項目的捐贈，累計達5400多萬元。敦和基金會項目官員黃佳向理事會介紹項目時，經常以“我們”作為主語。理事會一位成員當場指出：“這個項目是敦和基金會在執行嗎？你從頭到尾說了那麼多‘我們’，你感情完全投入，作為一個項目的資助官員，你理性審視了嗎？”項目審議的確不能從感情出發，但陳越光也認為在最深層的意識中有這種感情，是值得致敬的。“項目官員去了項目現場，介紹項目時想到的是那些孩子。”
拿得起、放得下、等得住
不難發現，陳越光重點關注機構的制度文化。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一書裡，陳越光說院務委員會的老先生們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浸潤已久，他們的人際相處之道是“凡事抬不過一個‘理’字”，而中國文化書院在鼎盛時期規模和收入相當驚人，作為書院的最高決策層，院務委員會是權力中心，卻又缺乏制度的剛性保障。這一不足使得後來的利益衝突失去控制，最終導致了中國文化書院的一次分裂。
也許是這個教訓令陳越光意識到，中國文化不但要指導為人，也要解決有效行使權力的問題。在管理敦和基金會的過程中，陳越光極其在意機構的內在文化。他在起草《敦和基金會議事和行為規則》時寫道：“尊重不同意見，尊重少數觀點，在決策異見中善於溝通，敢於放棄，肯於等待，是一個人胸懷和修養的體現，是一個機構成熟的表現。敦和基金會是一個資助型慈善基金會，既無營利組織商場如戰場的急迫性，又無籌資機構客戶要求的無奈性，從容、放遠是我們的優勢，拿得起、放得下、等得住是我們的智慧。”
敦和基金會最核心的文化是“責任倫理”，以責任為主體界定權利。權利可以外生，責任只能內生。2016年，陳越光作任職演講時，沒有常規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展示策略圖景和各種指標體系，而是表達了他對敦和基金會的理解，這種理解日後塑造著敦和基金會的內在精神和文化。
在當下以引入企業化、市場化指標和理念為時髦的公益行業，敦和基金會並不熱衷套用企業界的概念和文化。“敦和基金會的使命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如果我們內部的處事規則、選擇項目的原則、思考問題的方式，統統沿自西方，那還叫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為使命的基金會嗎？反之，如果一概排斥學西方，那該怎麼辦？陳越光說，如何不用西方式的投票機制解決內部分歧、確立什麼原則評判是非，以及決策者如何對待不同意見，都是敦和基金會面臨的文化實踐，他認為中國文化的體系更看重責任。
陳越光第一次被責任感所感召，是在小學三年級。嚴厲的語文老師創造了一種教育方式——讓學生站起來，用自己的話把課文敘述一遍。這種場合，她最得意的學生就是陳越光。也許是欣賞產生信任，有一天下午放學，語文老師給了陳越光一張演出入場券，並把3歲的女兒託付給陳越光，請他去工人文化宮觀看演出時，把小女孩帶去交給在那裡工作的家人。到了工人文化宮門口，檢票員無論如何不讓一張票進兩個人。無奈之下，陳越光決定把女孩留在門口，他進去把她的家人喊出來。
結果，陳越光一進場，被演出的音樂、舞蹈樂懵了，把找人的事，把留在外面的小女孩忘得一乾二淨。待演出終了，陳越光才猛然意識到闖大禍了。他跑到門口，女孩已經不見蹤影。站在門口的幾分鐘，陳越光大汗淋漓。那一年，他不到10歲，第一次在恐懼中的警悟體會到“責任感”三個字，從此一生追隨。萬幸有驚無險，小女孩只是被另一個熟人領回去了。“我一生不忘當時的場景，成年以後都做過這個夢，我就此看重責任，在責任感中警惕自己，要在責任中挺立自己。”
陳越光提出，敦和基金會要以基金會的使命、內部文化和所做的項目來贏得業界認同和尊重，而不是以資助資金。他認為，中國公益慈善界有很多邏輯需要反思——過去多年，始終在項目操作手法、行為規範、機構治理結構、法律法規、籌資策略等層面發力，在慈善物資、慈善資金、平臺設施上求結果，卻缺乏慈善倫理哲學的探討。
2018年1月19日，陳越光在京師大講堂解析慈善文化的定義與結構層次。
敦和基金會在項目審批中貫徹責任倫理，主張“集體用權，個人負責”，審批項目者不得指定項目，項目官員必須個人作業，完成項目審核；非會議不決策，項目審批必須在集體會議上討論並當眾決定；項目決策也不搞票決制，審批者個人承擔責任……並將這一系列原則寫入了規章制度。敦和基金會的三大項目維度中還特別提出了“慈善文化”這個維度，和中慈聯合辦每年的“中國慈善文化論壇”、資助了面向慈善文化研究者的“竹林計劃”和“圓形組織與善經濟”等項目。這就是陳越光所說的——慈善倫理哲學的深層意識支撐公益慈善方法論的行動層面：“中國公益慈善界要從在問題面前尋找方法，轉變為到方法背後去探討文化，尋求支撐點和內生動力。”
敦和基金會的再出發
敦和基金會的挑戰在於，如何把自身的宗旨、使命和戰略設計、機構文化統一到項目上。
從2012年5月11日成立以後，敦和基金會一直不斷摸索和試錯。直到2015年10月，理事會確立了“弘揚傳統文化，促進人類和諧”的戰略使命，並引發一輪大調整。隨著陳越光的到來，敦和基金會逐漸結束摸索和調整，一招一式開始有了講究。敦和基金會的自我定位正在被業界和社會逐步接受和認同，在業界的地位影響也正不斷提高。
現在，敦和基金會的區域戰略選擇是以北京為龍頭、杭州為中心、深廣後續。項目佈局主要有三個分段自成系統。首先，是以高等教育機構為合作對象，形成學術教育研究的平臺性項目群。這中間最早的是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接著是北京師範大學跨文化研究院、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中國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學等；其次，在佈局中體現以社會組織為夥伴網絡的系統性集成化項目群，例如種子基金、蓮子計劃、竹林計劃等；再次，是以行業支持為方向的公益慈善組織行業建設項目群，如中國基金會論壇、資助者圓桌會議等。在這些行業性建設中，都可以看到基金會的佈局和思路。
陳越光希望帶出一支對中國文化負有使命感的團隊。2016年7月，他給敦和基金會理事會作文化專題演講時提到，敦和基金會面對的使命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又面對時代的挑戰。“我們面對在5000年曆史風雨的凝練過程中留給我們的東西，和新一代人怎麼去理解這一種凝練的時代落差；我們面臨著在不同文明碰撞和融合的時代潮流中，如何認識自我、更新自我和發展自我的歷史挑戰。”陳越光決定應戰，他做好了窮幾代人之功守望中國文化的決心——敦和基金會要成為一個百年基金會。“以百年為單位來做，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根據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的觀點，陳越光歸納一個百年基金會有三個構成要素：一個帶有偉大使命的弘善資本、一個被文化和信念凝聚的專業團隊、一套科學的工作機制。如果說陳越光之前的敦和基金會除了有弘善資本之外，專業團隊和科學機制兩個條件均不成熟，那麼，現在的敦和基金會更有能力挑戰百年這一偉大目標。當然，目標能不能實現是一個未知數，也許需要100年以後才能驗證。更重要之處在於，一個6歲的基金會，從今以後，要朝著長命百歲的目標審視自己的每一步行為。
陳越光先生在2017年第二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上回顧中國文化書院的歷史發展
從反思到融合
如何理解中華文化，陳越光自身也經歷過大轉變。1983年，30歲的陳越光從杭州來到北京加入“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1989年，“走向未來”叢書停止出版，時任第一副主編陳越光除了處理善後工作，自身也需要重新確定未來的方向。經老友引薦，陳越光在1991年8月29日被中國文化書院正式聘為院務委員會執行委員、副院長，負責書院日常工作。
陳越光先後擔任過“走向未來”叢書和中國文化書院的“大總管”，事實上，兩大團體的學術觀念並不相同。在文化態度上，“走向未來”屬於所謂“科學派”，對傳統主張反思；相比之下，中國文化書院則屬於所謂的“傳統派”，保守主義的風格，看到了幾千年傳統文化負面的東西，但更多的是抱以同情和理解。
1998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國青基會）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到香港拜訪他的老師南懷瑾。那一次，南懷瑾佈置了一項任務：在兩岸四地兒童中推廣中國文化導讀，意在激活傳統，繼往開來，再續斷層的中國文化。“須知，中國傳統文化在‘文革’中跟著‘批孔’遭罪，被打進‘十八層地獄’，這時候還沒見光明呢。”徐永光說。
回到大陸，徐永光第一時間找到陳越光，請他出山操持兒童“讀經”項目。陳越光一口答應下來。1998年6月，由中國青基會發起實施的“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以下簡稱古詩文誦讀工程）在全國正式鋪開，以“讀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為口號，號召各地學校的少年兒童每天誦讀20分鐘左右的中國古詩文經典，南懷瑾親任指導委員會名譽主任，陳越光以他任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的人脈資源請來季羨林、張岱年、王元化、湯一介、楊振寧等人擔任顧問。
1998年至2000年，古詩文誦讀工程組委會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專家根據先秦至晚清經典，選編出一套適合少年兒童閱讀、背誦的《中華古詩文讀本》，內容的時間跨度將近3000年，幾乎包含了詩、詞、散曲等所有常見文體，以及歷代名家的作品，目的是希望少年兒童通讀讀本後瞭解中國傳統文化概貌。
當時，陳越光的一些朋友對他主持古詩文誦讀工程感到匪夷所思。從反思傳統文化的“走向未來”叢書，到推廣傳統文化的古詩文誦讀工程，轉向太大了。陳越光說：“在我的內心是有民族情懷的，做‘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前，這種情懷更多地以批判的形式表現，這承接了‘五四’風骨；此後，更多地以融合的形式表現，穿越‘五四’承接了宋明。”
古詩文誦讀工程有兩大宗旨：一是在歷史進程中傳承中華文明；二是在人類進步中發揚中華文明。2500年前，孔子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意思是說民間自有值得學習、傳承的道義和精神，不一定要專注學習和迷信某一個人。
陳越光先生在2018年湯一介先生逝世四週年專題講座上，做了以“八十年代熱與中國文化書院”為主題的演講
經過近代以來的動盪，“文武之道”還在不在民間，中華文明能否經受住多元文明的挑戰？當時，陳越光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生存危機，對中國文化的前途感到悲觀。“中國5000多年的文化走到哪兒去？”也正是這種悲觀，使陳越光更積極、緊迫地推動古詩文誦讀工程。“不忍中國文化從此衰敗，相信中國文化有力量在未來世界中繼續向前走。”
古詩文誦讀工程原定的目標是：到2010年，在100%的省市自治區、100%的地級市、80%的縣和縣級市開展誦讀工程；直接參加的少年兒童達到500萬，間接影響3000萬至3億成年人；通過媒體所輻射的公眾達到1億人。實際情況是，各地學校的參與熱情遠超組委會的預想，原計劃10年完成500萬參與者的目標，5年就實現了。該工程實施8年，最終有800萬少年兒童參加了古詩文誦讀工程。“中國文化如果只在博物館的藏品之中，只在出土文物的展品之中，這樣的文化就和活著的人剝離了，就不會有力量。”陳越光說。
古詩文誦讀工程的宗旨，與敦和基金會的使命“弘揚傳統文化，促進人類和諧”具有內在的連貫性，使得陳越光時隔多年之後再次“下場踢球”。不過，陳越光更在意超越性——弘揚傳統文化意在獲得民族精神的浸潤，並不意味著傳統文化中包含對未來的答案。
宏願背後往往是艱難險途。湯一介帶著落空的夙願離世，南懷瑾生前也滿是無奈和失望，常嘆自己“一事無成，一無是處”。
而今，陳越光的成敗又是未知。從中國文化書院、古詩文誦讀工程到敦和基金會，從湯一介、南懷瑾到陳越光，幾代理想主義者在理想主義晦暗的時代裡，以異於常人的心志和定力守望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