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蝶恋花》，来自北宋伟大的文学家苏轼，这首词上阕写春光易逝，下阕写错失佳人。整首词，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透露着作者对自我当下境遇的无奈，透露着一种多情遭遇无情的悲哀境遇和情感上的无力。
在这首词创作大约850年之后的1947年，有一位名叫李天济的年轻编剧根据这首词的灵感，写了一个名叫《苦恋》的电影剧本。但是在这个剧本写成之后，因为这个剧本中的儿女情长和当时的国家民族局势极为不相符，所以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电影公司或者著名导演愿意将这个电影剧本拍成电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这个剧本几经辗转，最后在曹禺的推荐下，到了费穆导演的手里。当时因为文华电影公司的一部电影迟迟无法上映，为了经营需要，他们决定启用《苦恋》这个剧本，至于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的角色少（原剧本中有六人），剧情方面比较简单，这几个因素可以确保这部影片在短时间内能够上映。
后来为了使得这部影片尽快上映，在费穆导演和李天济几次交流后，剧本中的老中医和章志忱这两个角色被合二为一，这部电影最后命名为《小城之春》，这部影片的画面中仅有5个角色（戴氏兄妹、周玉纹、佣人老黄、章志忱）。在那样一个年代上映一部《小城之春》这样的影片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当时正值8年抗战刚刚胜利，社会处于百废待兴，人们正需要文化作品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强心剂，而这部影片表达的却是一种含蓄的，哀婉的儿女情长。
但是在历经岁月之后，当人们再次在银幕上看到《小城之春》的这个故事时，渐渐地发现了这部影片的伟大之处。在这部影片上映几十年之后，它的艺术成就逐渐获得了华语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认可。通过对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费穆导演，用他的镜头，在银幕上挥洒出了我国传统诗词的意蕴，使得观众们观看这部影片时，无处不感受着一种与我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含蓄哀婉的情愫。
这部影片的故事非常之简单，立意却非常之大胆。妻子周玉纹（由韦伟饰演）同丈夫戴礼言（由石羽饰演）生活在被战火摧毁的祖宅里，因为战争的缘故，戴家的事业一蹶不振，在现实的打击之下，戴礼言整日以生病为由，躲避现实生活，也躲避妻子和家人。其实在影片所展现的事实之下，还蕴含着另外一条故事主线，便是戴礼言和周玉纹夫妻的中年感情危机。
在这样的境遇里，两个正处于青春华年的夫妻却过起了分居生活，在周玉纹的旁白里，观众们可以得知，两个人平日里几乎很少对话，他们沉默绝望的生活之下，掩盖着少妇周玉纹的情感波澜。断壁残垣的城墙，死气沉沉的花园，家道中落的戴家老宅，映衬着周玉纹和戴礼言的情感危机。
而在这个庄园里，除了两夫妻之外，还生活着与戴礼言精神状态截然不同的妹妹戴秀，和哥哥的心境不同，戴秀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她就像是影片中一个生机勃勃的未来。在哥哥整日面对死气沉沉的花园时，她却做起了别致的盆景。在周玉纹和戴秀看来，戴礼言并没有得他所谓的肺病，她们倒是认为戴礼言更像是得了精神失常。
而让影片最具戏剧冲突的点，全部聚焦在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身上，这个人是戴礼言的好友，同时也是周玉纹的旧情人，他名叫章志忱，现在是一名医生。他的到来，打破了戴家的苦闷生活，也打破了周玉纹和戴礼言夫妻的情感平衡。章志忱和戴礼言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也年龄相仿，但是因为生活阅历和性格特点不同，他们对生活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戴礼言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章志忱是充满热情和活力，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章志忱的到来，使得他和周玉纹之间的原始情感，与周玉纹和戴礼言之间的传统夫妻关系，在这个破败的宅院里，在这个断壁残垣的城墙上，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南国小城的春天里，形成一种独特的原始和传统，天伦和人伦和天性之间的角力。
章志忱的到来，给已经心如死灰的周玉纹的感情生活激起了无穷的涟漪。在费穆导演，远距离或明或暗地取景里，银幕前的观众，看到了两个人逐渐加强的激情。然而又因为章志忱和戴礼言的朋友之谊，周玉纹和戴礼言的夫妻之情，使得观众们从他们细微的姿态上可以看出，他们二人在相互靠近的同时又彼此回撤，他们的这些姿态让银幕前的观众们更加形象的看到两个人之间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整部影片中，费穆导演对周玉纹、戴礼言、章志忱这场关于夫妻、朋友、旧情人之间的三角恋克制的处理，以及提示着妻子思想历程变化的画外音的自由运用，是整部影片成功的关键。周玉纹的画外音，在影片中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自述，有时候还夹杂着一种旁观者的全知的角度。
周玉纹的画外音，更有利于银幕前的观众，对这场情感纠葛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更像是一种释怀，一种对过去，对当下，对未来，对自我的情感释怀，最终是一种情感内应力的显现和释放。大部分中年观众们通过周玉纹的视角，窥探到的不仅仅是周玉纹本人，更是生活在绝望情感现实中的我们自己。而在观影的过程中，这些观众又跟着周玉纹的心路历程，进行了一场自我的，关于情感生活的剖析。
周玉纹一方面面对的是能力软弱，情感冷漠的丈夫，一方面面对的是热情似火，才华横溢的旧情人，在人欲常情上应该何去何从看似很简单。但是周玉纹和章志忱的情感却纠结在人欲和道德之间，这种矛盾就犹如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中的那句著名的台词一样“如果还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人们就是这样，在时代的背景之下，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无法做自己情感的主宰。
《小城之春》中，周玉纹多次寓情于景的画外音，暗合了我国古代诗词借景抒情的修辞方法，如在和章志忱在旧城墙上约会时的画外音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这破败空虚的城墙上”，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对苏轼的那句“多情却被无情恼”换成当下环境的应用。再有在庆祝戴秀生日的那天晚上，画外音是“像是喝醉，像是做梦，这时候月亮升得高高，微微有点风。”是不是拥有一种朦胧诗意的美感。在影片中，除了周玉纹的画外音，在画面的构图上，费穆也一直寻找一种我国古代诗词的意境，断壁残垣的城墙，破败的宅院，是不是有点古代诗词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境界。
影片的最后费穆并没有用一种极端的情感态度，去明确的批判封建礼教，也没有过多的宣扬情感自由。他而是在两种态度中，找到了一种相互角力的平衡，他用一种哲人的态度，将两种情感态度用一种共存却不对立的包容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在一种哀婉，忧伤的氛围里，影片拥有了古代诗词中对情感含而不发的质感。这也是《小城之春》在多年之后，愈加得到国内和世界电影人重视的原因，在这部影片中，观众们看到了一种人类情感中，永恒的话题，虽然我们从中找不到人生的答案。
多年后在贾樟柯导演的《海上传奇》中，周玉纹的的扮演者韦伟和费穆导演的女儿费明仪再次谈到费穆导演和这部《小城之春》时，同时强调了费穆导演对于电影艺术态度的执着和纯净，我想这种纯净的艺术态度，是他能够将《小城之春》这部救场且对于当时的那个时代不太应景的作品，拍成华语巅峰的关键原因。在向韦伟讲这部电影时，费穆只说了六个字“出乎情，止乎礼”。而这六个字，也是整部影片的情感道德的要义和精髓。《小城之春》对于华语电影的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多年之后，观众们在王家卫和侯孝贤这样的大师的作品里，依然能够看到《小城之春》中那种含蓄情感的影子。而《小城之春》就像华语电影史上的一座灯塔，成为了华语电影发展的重要坐标，它还像华语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时刻提醒着后来的电影人，关于电影艺术的内在品质。
在回忆起一次电影活动现场关于《小城之春》的遭遇时，我国著名的电影学者戴锦华如是说：
1997年我在法国主持中国电影之夜，放完《小城之春》后，法国记者水泄不通把我围在中间，只问一句话：“制作年份你们搞错了吗？”我就直接回答他们：“对，这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所有你们引以为傲的新浪潮电影语言。”他们就闭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