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世界賦予我們的裂痕去生活，固執地迎向幸福。”農曆除夕之時，我們寫下這句期許，但未曾預料未來一個月，將會面對怎樣的挑戰。
1月23日武漢封城，到今天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偌大的城市空空蕩蕩，城市交通與大多數行業驟然停擺。其他城市也陸續延緩復工、隔離防疫。習慣了快捷物流、便捷交通的人們開始意識到，每一次便利背後，都站著活生生的人，他們雖然普通，但都不可或缺。
封城令下，武漢依然需要運轉。最開始站出來充當城市“毛細血管”的，是一個又一個普通人。“志願者”三個字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不僅意味著勇氣和擔當，也代表著現代社會人與人關係的重新連接。去年大家都在討論項飆所說的“附近”的消失，在今天的武漢，我們則可以感受到“附近”的迴歸。
今天推送的文章，來自一名普通的武漢一線志願者。文字記錄下了他看到的志願者工作與民間互助日常。有序的組織化工作，憑藉的不只是一腔熱血。我們能看到，普通的個體在抗疫之中發揮出了巨大的力量。這種力量與“英雄主義”無關，它來自於人性中最誠摯的善。但願依靠這些力量，我們可以挺過這段艱難。
無數誠摯的面孔藏在口罩後面，默默地獻出他們的力量。歷史或許留不下他們的名字，但我們可以選擇記住他們。
“我看到爺爺為了保護孫女，第一次學會上網求助；我看到本地醫生對著外省的支援隊伍，兩次鞠躬；我看到醫生感染後，躺在病床上請求志願者將他的家人送到隔離點；我看到志願者，每天接送醫護人員直到凌晨……”
2月14日武漢街頭。
撰文 | 謝詩豪
武漢又稱“江城”，我兒時喝的奶粉牌子就叫“揚子江”（長江從南京以下至入海口的下游河段的舊稱）。記得三年級時學過一首宋詞：“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那時候我真的以為，自己喝的每一滴水都來自長江。
在童年的認知裡，我的生命是長江給的。武漢的生命也是長江給的——秦漢時期，長江、漢江帶著泥沙沉積於此，這片在古書裡被稱作“雲夢澤”的溼地才漸漸形成平陸。
個人和城市因為長江交織在了一起難以分割。所以，我很難做一個真正的觀察者。真正的觀察需要冷靜抽離，但旁觀於我而言猶如“背叛”。在記錄者的身份之外，我更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在武漢這座傷痕累累的城市裡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普通人。
我只能努力地回憶、記錄，思考這一個多月來發生的事，發生在我身邊的事。
2月14日武漢街頭。
01
封城初期的市民互助
不到一天時間，就有4000多名志願者加入司機隊伍。
1月23日10點，為遏制新冠肺炎傳播，武漢全市公交、地鐵、輪渡暫停運營，不少醫護人員的通勤因此受到影響。1月24日，我被朋友拉進一個酒店支援群，群裡主要有三類人：酒店業主、醫護人員、其他志願者。我沒有車，不能去一線運輸，只能在群裡做些信息對接的工作。
當晚十一點半，一位醫生在群裡求助：公共交通封了，他們沒有辦法從漢口回青山。消息馬上被回應，一位住在醫院附近的志願者說他可以接送。第二天媒體報道寫道：武漢善緣義助志願者服務隊倡議組織醫療支援隊，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
不到一天時間，就有4000多名志願者加入到司機隊伍中。
司機志願者（作者供圖，非文中提到的志願者）。
整個支援車隊的調度工作，由90後武漢媒體人陳述傑負責。他的母親韓雪，是善緣義助項目的負責人。
1月24日起，他們按照武漢市的行政區域在各個微信群協調工作：礄口的司機送礄口的醫生，江岸的司機送江岸的醫生。具體的協商會精準到街道、社區，誰離得近誰去（經常會出現志願者、醫護人員住在同一個小區的情況）。他們和交管部門溝通，凡是志願者團隊的車，都會在後視鏡上系一條綠絲帶，如果被交警攔下，就出示和醫生的聊天記錄。
我採訪過群裡的一個志願者，他本來是一位普通的出租車司機，土生土長的漢口人。武漢封城第一天，他就申請加入社區的應急車隊，當時規定私家車不得隨意上路，社區內的居民如果有通行需求需要及時上報，由社區組織車輛。當時他家裡人極力反對，甚至把他的車鑰匙藏起來，不准他去：
“外面到處是病毒，危險得嚇人，憑莫斯（憑什麼）要你去，社區裡頭就你一個會開車子？”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們開車子危險，在醫院裡頭的醫生護士不是更危險？你不克（去），我不克，大家都不克，武漢市不捨了（完了）？”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接社區裡的醫護人員上下班。看到微信群裡有附近的求助，也會“接單”。他說，社區裡的老人以前還經常打照面，等到他女兒這一代，基本就沒什麼聯繫了。因為這次疫情，他才知道原來社區裡有這麼多年輕人在醫院上班，有的比她女兒年紀還小。
“你說我們如果出來開個車子都畏手畏腳，讓二十出頭的小姑娘頂在醫院裡頭，莫昂（怎麼）好意思？”
志願者司機在路邊休息。
這樣的志願者司機還有很多。他們在封城初期，充當了這座城市的毛細血管，為政府協調爭取到了寶貴的緩衝時間。但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太久，尤其在2月4日誌願者司機何輝病逝後，有的志願者擔心感染退出了，更多的人則因為防護物資不夠被勸退。其實早在1月30日，很多志願者的消毒物資和口罩都耗盡了，只能從各處“找貨”硬撐；還有的司機一天要接送四十多位醫護人員，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消毒。
隨著疫情發展，我們發現普通的消毒、口罩可能都防不住病毒，安全問題因此擺在了所有志願者面前。
我一開始加入的酒店支援群面臨著同樣的問題。1月24日晚上，整個武漢三鎮的酒店業主在群裡自發地接龍，發送自己的酒店信息：酒店在哪裡、離哪家醫院近、能夠接納多少醫護人員，全部都是無償支援。回家不便的醫護人員入住到附近的酒店，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司機的壓力。酒店一開始都是由醫院提供消毒、消殺服務，並幫助配備測溫槍、雨衣式防護服、口罩等醫療物資。但後來醫院物資告急，很多酒店靠自己貼錢堅持。
再後來，官方機構入場整合了之前的志願組織，包括徵用酒店，組織運輸車隊。宏觀上由政府統籌，但很多志願組織仍然保留了原來的結構。
對當時的武漢而言，防止“交叉感染”是重中之重，武漢內部疫情也有輕重之分，原則上跨區調配風險更大。因此武漢的支援活動，大體以“附近”為原則展開。其背後的推動力，是陌生人之間的善意，疫情之下他們不再是“陌生人”。我們會信任某一個接送我們的司機，他是一個有年紀、有姓名，甚至知道住址的具體人，而不是打車平臺上的陌生號碼。
志願者運輸捐贈物資。
02
民間救助的困境與希望
我相信共情是人類最後的壁壘，有著打通上下的力量。
除了志願者司機，武漢的民間救助還發生在更多普通市民之間。
疫情初期，政府要求市民不外出、不囤菜，大量的小區由業委會聯繫超市、網上購物、統一配送，業主拿號下樓取菜。這一系列工作，包括統計信息、制定表格、分配號碼，都是由熱心的業主完成的。據我觀察，疫情初期，業委會的效率遠高於某些社區。但這種情況多出現在新建的中高檔小區中，在老年人聚集的舊社區，應對措施依然不太完善。他們又不會網上購物，以至於2月5日，還有數百人戴著口罩排隊進超市、擠電梯。排隊的多是老年人，也是新冠肺炎最大的受害群體。（2月10日後，武漢社區逐步實行封閉式管理，最大程度減少市民外出次數，降低感染風險。）
業委會統一買好菜後，居民自取。
除此之外，還有對特殊人群的救助。一座人口總數高達千萬的城市裡，再特殊的群體，人數也不會少。在中央調查組強調保障特殊群體需求之前，民間互助是他們能依賴的主要力量。
1月26日左右，我在同學群裡看到求助，一位同學的姐姐懷孕臨產，但是家裡沒車，打車軟件上沒有司機接單。按照當時的規定，孕婦臨產只能聯繫社區、由社區派車。但一個上萬人的社區可能只有兩三輛車，她得到的回覆只能是：等。
後來，一個住在附近的志願者司機帶她和姐姐去了武漢人民醫院。然而，當時人民醫院的急診已經轉為發熱門診，床位不夠。她只能回家。
那天路上的車很少，她招手，偶爾有人停下，結果看她站在人民醫院的門口，猶豫之後又開走了。
天色已暗，她只能繼續在微信裡求助，最後等到一位接送醫護人員的志願者。三天之後，在省婦幼和人民醫院之間來回兩趟後，她的姐姐終於住上了院。
我在網上查了近幾年武漢市的出生人口，平均每天有三百多人出生。
2月20日，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深夜戴著口罩、手套，拎著大袋的米和菜，從鏽跡斑斑的欄杆外逐個塞給裡面的父母。他說老社區沒有配菜服務，只會每天轉發一些雞湯文，生活物資全靠自己搶。老人又不會用網上的搶菜平臺，完全靠街坊鄰居給菜給糧。他想進小區送菜卻被拒之門外，只能像做賊一樣，透過狹窄的欄杆縫隙給爸媽送菜。那條朋友圈最後，配了個哭泣的表情。
兒女在武漢的還好想想辦法，真正的孤寡老人，只能靠左鄰右舍和社區志願者的幫扶。
社區志願者。
封城之前我就時刻關注疫情發展，在大的國家救援之外，我也一直關注著這些民間的志願者們，他們沒有任何功利訴求，也無法在歷史中留下名字。
生活中的他們，或勇敢或怯懦，或貪小便宜或慷慨。他們是作家筆下的小市民：一碗熱乾麵、一杯蛋酒“過早”（方言，指“吃早餐”）；買兩塊錢一張的船票，從武昌坐到漢口，眺望遠處霧氣濛濛的大橋……武漢人喜歡說“你嚇（he）我”和“講胃口”，前者聽起來像是在表達害怕，其實是在說“什麼能嚇到我？”後者好像在說自己胃口大，其實是“講義氣”的意思，不肯讓別人吃虧。疫情之下，這些天不怕地不怕、講義氣的武漢人身上，閃爍著一種樸素的善良。
記錄這些身邊的聲音，不是為了歌頌，更不是為了書寫苦難，而是想展現其背後更深沉的凝聚力量。
我看到爺爺為了保護孫女，第一次學會上網求助；我看到本地醫生對著外省的支援隊伍，兩次鞠躬；我看到醫生感染後，躺在病床上請求志願者將他的家人送到隔離點；我看到志願者，每天接送醫護人員直到凌晨……
我相信，共情是人類最後的壁壘，有著打通上下的力量。讓那麼多人，不論是否身處這座孤獨的城市之中，都能彼此理解、心懷希望。
志願者在分揀捐獻物資。（肖雅星 攝）
03
閱讀和寫作，助人者的自救
這一切，與英雄主義無關。
武漢封城後民間的互助，讓我感受到一種“附近”的迴歸。現代人關注的，要麼是自己身邊的瑣事，要麼是中美之間的大事，這是人類學家項飆所闡述的“附近”的消失。然而現在，一種具體而微的人與人的關係，重新得到了我們的信任。
只是這份信任的源頭，總令人感到酸澀。身在疫區，每天都有太多的信息、情緒向我們襲來，有的來自官方，有的就來自身邊。身為志願者無法阻擋自己每天接受的信息，當無法消化它們的時候，我會去閱讀、去寫作。
我有一個同學在國企上班。疫情發生之後，他經常衝在第一線，武漢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就是他們連夜搭建的。因為我念中文的關係，他經常找我聊書。1月29日深夜，他給我發了一段《鼠疫》中的文字：“這一切與英雄主義無關，而是誠實的問題，這種想法也許會惹人嘲笑，但同鼠疫做鬥爭，唯一的方式就是誠實。”
我回復他：“彷彿在看預言。”
加繆。
不管《鼠疫》被怎樣地市場化、被怎樣地濫用，閱讀《鼠疫》本身仍然是有意義的。不僅因為它的文學性和思想性，更因為它作為一本有著真實生命力的作品，在特殊時期能夠給予我們心靈安慰。
2月6日，那位朋友第二次找我聊書。在那張方艙醫院閱讀照片上熱搜之前，他就發給我截圖，並告訴我那人在看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他問我看過沒有，我回答沒有。他說，他晚上回去看看。
他給我發消息的時候，我正在看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悲鳴》，這本關於切爾諾貝利的採訪集，我四年前讀過。她的文字充滿了詩意，描繪的卻是無法更加殘酷的現實。
因為疫情，我又翻開它。每一場災難都是人類文明的苦難，閱讀切爾諾貝利人的經歷，也是想要在嘈雜的聲音裡，分辨出內心的真實。
我們時常強調文字和現實之間的距離，尤其在我們討論社會議題時。我擔心自己淪為廉價的號手，竭力吹奏“二手”的聲音而不自知。創作者應該遵循內心的真實，認清時代，然後找到自己的路。可是當外部的聲音足夠大時，我們很容易被馴化、被影響，被情緒的海洋淹沒，尤其當自己還身處漩渦中心。
此刻，閱讀就是我的諾亞方舟，讓我能夠在海面上漂流片刻。
阿列克謝耶維奇也給了我寫作的啟示。她深入“禁區”寫下的文字，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非虛構寫作的力量。此刻我身處疫區，似乎能體會到她當時的心情。當時我就在想，要像她一樣記錄下真實的聲音，但還在猶豫。後來真正使我下定決心的，是死亡。
有天我們家庭群在討論疫情，姐姐突然說，她兩個閨蜜的母親在半個月裡相繼去世，去年十二月她搬新家，大家還一起吃過飯。這句話就像個小插曲，很快被其他消息淹沒了。就像一週前，媽媽突然和我說，有個遠房親戚跳橋自殺了，疑似感染，住不進醫院，又不想連累子女。
在我的記憶裡，死亡從來沒有被這樣隨意地表達過，而我清楚地知道，每一個離世的母親背後，都是託賓筆下“不會再次經歷”的劇痛。
我在群裡認識的一個志願者，她本來是做金融的，一開始在群裡看到朋友找人幫忙，幫著幫著就成了“長工”。她幾乎沒有休息時間，任何時候都有人給她打電話。但真正讓她喘不過氣來的，是巨大的心理壓力。有時候晚上十點收到家屬的求助，信息剛報上去，第二天人就走了。有限的報道無法容納全部，還有很多人，在這場災難裡悄無聲息地離開了。
很多時候，我們將“人”視作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忽略了它作為一個名詞的所指，是一個個具體的，鮮活的人。
我想過把這一個月裡的所見所聞寫進小說裡。但現在，我還沒有辦法做出在他們生命之上的想象，不過有試著擬一個開頭：
我從小生活在漢口，在六渡橋的銅像下長大，喝的每一滴水都來自長江。眼下，可能是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大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