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个山西男孩出现在德国柏林，在柏林这个城市实在是承载了太多，二战后的柏林墙阻断了人们回家的路，成了欧洲人与人之间的鸿沟。
所以很多人开始越过柏林墙，目的只有一个——回乡。
这个山西男孩在柏林这个城市中，找到了一个通往未来的路。战后的柏林慢慢复兴，举办了柏林国际电影节，而这个男孩就在这次电影节上拿了“论坛”大奖。从此这个男孩拍的电影越来越像柏林人，都在念着回乡。
这个人就是贾樟柯，他的获奖电影就是《小武》。
那一年贾樟柯28岁，在《小武》的片头就写着“本片系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品”。不得不说贾樟柯是一个才子，当然他对于拍电影也义无反顾。
28岁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不是成为了一名电影导演，而是成了房奴。
这部片子之后，贾樟柯又拍摄了《站台》、《任逍遥》，被称为他的“故乡三部曲”。可是贾樟柯在柏林大放异彩之后的二十多年间，他没有再回到过柏林，而今年他又回来了，带着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所以对贾樟柯来说，回柏林就像回家。
贾樟柯的“逃离”与“归乡”
人总是离开了才想着回去，像鲁迅，离开了家乡才想起他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贾樟柯年轻的时候也是不想待在汾阳的。
汾阳地处山西腹地，是山西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酒都，有着国内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著名的“杏花村”就在这个地方生产。
可贾樟柯不喜欢这个城市，他觉得待在这里就像待在一个“围城”中。所以贾樟柯刚学会骑自行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通过县城的铁轨，停好自行车，看着绿皮火车发着“嘟嘟”的声音驶向远方，贾樟柯也想坐着火车去看看诗和远方。
1990年，贾樟柯考取南开大学失败，家人不能让已经20岁的他无事可做，于是准备让贾樟柯去太原学美术，贾樟柯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虽然还是在山西，但是他觉得他已经开始慢慢逃离家乡了。
送贾樟柯去山西的那天，他的父母眼中含着泪水，可贾樟柯却没有任何反应，他反倒觉得他解脱了。
直到1993年，贾樟柯考了三次终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他再一次兴奋，因为这一次他逃离的不仅只有汾阳，还有山西。
贾樟柯上大学时和其他学生不一样，一有空他就跑到自习室，然后开始写剧本，就像贾樟柯自己描述的那样，他一写剧本思绪便回到了家乡。于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小武》回到了家乡汾阳拍摄。
这部电影拍摄时，全村人都在帮他，在场地上以及演员上都给了贾樟柯很大的支持，在《小武》中扮演小勇和更胜都是贾樟柯的发小。
包括后来他拍《山河故人》，贾庄村的村支书举全村之力为贾樟柯收集老物件。也是在拍电影的同时，贾樟柯慢慢从故乡中感受到了温暖，也觉得故乡这个围城离开后才会想重新进去。
贾樟柯爱喝家乡的“杏花村”，和自己老家的朋友喝酒，几杯之后，朋友们就不管贾樟柯是什么身份或者职业，直接就叫他的小名“赖赖”，贾樟柯觉得这个称呼亲切。一到中年便会开始感慨，开始思念自己的故乡和亲人。
包括今年在柏林电影节上，有记者问贾樟柯接下来想干什么？贾樟柯回答：“我现在就想赶紧回家，陪陪老母亲。”
人在年轻气盛时总是会有出去闯荡的念头，所以李白才会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是等到残花落尽，看透世间往事时，又觉得故乡是最可爱的，这时才愿意将自己剩下的时光献给自己的来处。所以李白放弃皇宫的富足生活，开始做一个浪子，才会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千古名句。
贾樟柯说“浪子之所以被称为浪子，是因为身后有家。”故乡是一个人的来处，也是归处，没有了故乡，浪子就不再是浪子，而是弃子。
在《朗读者》中，当董卿问贾樟柯和自己故乡时贾樟柯说道：“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一个浪子。有一天我还会卷起铺盖去到一个地方，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可能是把家包在我的行李里面，但是故乡提醒我，你就是山西汾阳辘辘把街5号的小贾。”
所以他才会写《贾想》，其实贾樟柯真正念着的是“家乡”。
贾樟柯在汾阳呆了23年，也对外面做了23年的梦，是电影让他“逃离”，也是电影让他“回家”。
贾樟柯电影的“逃离”与“归乡”
贾樟柯说当他从北京电影学院回到家时，听说家乡的一些建筑要被拆了。他心中忽然多了一些悲伤，这些建筑物毕竟陪伴了他整整23年，就像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的童年和回忆。
于是他诞生了新的想法，拍一部电影记录这些即将消失的建筑物，正是因为“记录”两个词，才奠定了贾樟柯的电影特色——强烈的纪实感。
在处女作《小武》中，贾樟柯通过静止的长镜头来记录家乡的面貌，被涂上巨大“拆”字的房屋，放着流行的港片和音乐，这是那个时代的符号，通过特色的固定长镜头来保留这些景象和时刻，带着观众回到过去。
在《站台》中贾樟柯依然使用自己独特的拍摄手法，用静态超长镜头或者是缓慢地摇移拍摄，让观众清晰地看到了影片中所纪录的时代，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感。
如果说贾樟柯《小武》和《站台》中更加倾向于镜头的表达，那在《任逍遥》中则开始注重光线对情感的表达和空间的记录，冷暖色调的对比表现了两个故乡，暖色调代表“欢喜”，冷色调代表“失落”
这三部被称为“三部曲”，而之后的《三峡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则开始讨论“逃离”和“归乡”的问题。
《三峡好人》中沈红离开山西来到三峡是为了寻找自己许久未归的丈夫，韩三明离开山西来到三峡是为了找自己曾经的老婆，两人都想让自己苦苦寻找的人回去，可却又犹豫不决。这正是在表达贾樟柯自己在“逃离”和“归乡”之间的挣扎。
而《山河故人》中跟随父亲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张到乐总是感觉自己缺了点什么，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去过中国一个地方，内心的空虚使得张到乐回乡的情绪越来越强，最终在自己的女友兼老师米娅的劝导下，决定回山西找回自己的“根”。
《江湖儿女》则是更加直观的表现了贾樟柯此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廖凡饰演的斌哥在双腿折断之后回到家乡，这是来处，也成了归处，在外闯荡的克拉玛依男子也要回家，回到家就想开个小商店，从此留在故乡。
贾樟柯在他的电影中，从来没有回避过“故乡”，他说：“故乡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你才真正获得了故乡。一个人只有离开故乡，才能真正获得故乡。”
当身处故乡之时，感受不到故乡的可爱与美好，只想着一心往前飞，可逃离故乡之后，才会觉得心中有所缺失，而这个缺失其实就是眷恋。故乡是贾樟柯的电影，也是每个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