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薩拉·莫里斯
5月25日,香港白立方畫廊正式推出美國藝術家薩拉·莫里斯“你的言語成了我的語言”個展。作為藝術家於香港的首次亮相,展覽展出了藝術家兩個系列繪畫和一部長篇影像作品,表達藝術家對城市與社會的深層思考。
從北京到《北京》
“確切說,中國就是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國家。它將變成什麼樣子,誰也無法確定。”
——薩拉·莫里斯
薩拉·莫里斯《北京》海報,2008年
2008年對於中國而言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年。從汶川地震到北京奧運,這個東方國度在苦難與榮耀中於世界舞臺之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薩拉·莫里斯影片《北京》,2008年
在薩拉·莫里斯(Sarah Morris)2008年的電影《北京》中,85分鐘無對白的影片忠實地記錄了首都北京最細緻入微的一面,大量片段式的影像資料展現了一座城市褪去光環後的真實。導演莫里斯並非意在以西方人的視角審視北京,而是將這個東方都市納入了自己思考城市與城市內在文化紐帶的哲學體系之中。
“薩拉·莫里斯:奧德賽”,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展覽現場。
藝術家薩拉·莫里斯1967年生於英國肯特郡,在紐約羅德島長大。在獲得布朗大學學士學位以後,1989年,她參加了由惠特尼美術館開展的針對青年藝術家的獨立研習計劃。計劃中除了傳統的創作訓練,還極為重視對策展能力和對批判性思維的培養。
薩拉·莫里斯《Rockhopper》,2009年
薩拉·莫里斯首先憑藉抽象繪畫獲得業內首肯。這些別具一格的幾何排布,表達了藝術家對城市建築與社會心理的探索。而後,這種探索延續到其影像作品之中。
薩拉·莫里斯《Five Seconds Away》,2017年
自上世紀末第一部影像作品誕生之後,薩拉·莫里斯同時作為導演和畫家兩種身份活躍於歐洲藝術界,曾參與巴西聖保羅雙年展與泰特三年展,作品被包括蓬皮杜藝術中心、MoMA、古根海姆美術館在內的眾多藝術機構收藏。
薩拉·莫里斯《Bye Bye Brazil》,2014年
本次香港個展是藝術家在白立方畫廊的第八次個展,但卻是藝術家在香港的首次公開亮相。相比於同期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的莫里斯回顧展《奧德賽》,藝術家坦言,本次香港個展則更有主題性與時效性。
“你的言語變成我的語言”,香港白立方展覽現場。
薩拉·莫里斯調侃自己既不是奧德賽也不是男人,但這種遠行與開拓的概念依舊存在。深諳文化交流中遇到的困難,她不認為繪畫就如肉眼所見那般淺易,即便形象並不複雜,這些創作中的思考也已深深植入作品之中。這也是本次白立方個展所力圖揭示的。
藝術是我的交流工具
芭莎:如何理解本次個展標題“你的言語變成我的語言”?是否意圖強調這個將真實物象轉化為藝術的過程?
薩拉·莫里斯:我認為藝術有關一種交流,是不斷變化的,並將它作為展覽的基礎。展覽的標題證明了藝術的流通屬性。在我的繪畫和影像中存在巨大的交流空間,比如與空間的交流,與畫廊的交流,與作家、哲學家、科學家或策展人的交流。為展覽賦予文字或某種意義十分重要。我曾為電影《有限與無限的遊戲》做了一段題詞,它像一首詩,也像一種警告。這部電影有關對建築的批評,同時也指明瞭社會的前進方向。但在最基本的層面,藝術是一種交流,它應當提供一種開放的解讀方式。
“你的言語變成我的語言”,香港白立方展覽現場。
芭莎:對比白立方與北京UCCA的個展,兩個展覽是否有側重點上的不同?
薩拉·莫里斯:UCCA的展覽名叫奧德賽,很明顯是一種幽默,但我確實像奧德賽一樣遠行,去觀看這個世界,不斷出發再返回原位。
就香港展覽而言,對聲音的探索一直是我創作的主題之一,也是我為什麼喜歡本次展覽的題目“你的言語變成我的語言”的原因。北京的展覽更像是一個線性的回顧展,展出14部影像,兩幅大型壁畫與繪畫,覆蓋面頗廣。但香港的展覽就更有針對性,涉及兩個系列作品,包括最新的《阿布扎比》系列。
影像中的城市
“城市”長期是薩拉·莫里斯感興趣的母題。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恰恰也同時成為罪惡與各種不確定性的種子。在她有關城市的影片與繪畫中,這種基於文化、歷史、政治與社會的批判視角賦予了城市多重含義。
“你的言語變成我的語言”,香港白立方展覽現場。
作為成長於“水門事件”後的一代,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深刻影響了藝術家的創作。1998年,薩拉·莫里斯製作了個人的第一部電影《Midtown》。她坦言:“世界予我的不是影像,而是社會形態。”在她的鏡頭下,城市的表象實則成為窺探其內部結構的通道。
薩拉·莫里斯影片《芝加哥》,2011年
薩拉·莫里斯影片《洛杉磯》,2005年
本次展覽的長篇《阿布扎比》通過種種細節,塑造出這座脫離西方語境的“異域”城市。影片中對寵物醫院內為老鷹做手術的片段,生動刻畫出阿拉伯上流社會這一專屬的興趣:一種權力架構悄然而生。
薩拉·莫里斯個展“Falls Never Breaks”於維也納藝術館
影片《阿布扎比》受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委託,耗時三年而成。影片探討了文化的參與度問題,即你究竟應當參與其中還是隔岸觀火,這是一個值得長期爭論的問題,但薩拉·莫里斯始終覺得我們應當參與進去。
“薩拉·莫里斯:奧德賽”,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展覽現場。
城市之人
芭莎:城市是怎樣帶給你靈感的?
薩拉·莫里斯:靈感來源於城市的種種變遷,以及那些塑造了地區面貌的事物。比如香港,它的繁榮並非出於它被刻意選擇,而是與地緣位置息息相關。城市的魅力在於它背後的歷史及觀念,它同時承載著人的歷史與商業的歷史。我認為某個地方總是與外界另一個地方相聯繫,這並不是全球化的理論,這是世界的歷史軌跡。
芭莎:如何評價電影《阿布扎比》?
薩拉·莫里斯:阿布扎比充滿異域氣息和強烈的吸引力,這裡是資本的王國。它曾經是七個酋長國之一,近期才成為一個國家。這首先使得這部作品像是一部壓縮的歷史,但又有向上追溯的空間。其次,如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賦予它當代社會的結構是相當困難的。而這件事的實現又歸功於大量外來者,比如基礎設施建設中的國際合作。
影片中有一名翻譯會十門語言,而語言也恰好是一個微妙的話題。我們需要他人為我們翻譯,但這不僅限於翻譯,而更在於傳達一種情感。所以這部電影涉及了許多不同的層面,既不是歌頌也不是批判。
薩拉·莫里斯《Umm Al Nar》,2018年
芭莎:結合去年阿布扎比盧浮宮的運營,這種跨文化交流會對當地造成怎樣的影響?
揭示抽象背後
與電影不同的是,薩拉·莫里斯的繪畫作品選擇了與紀錄片式的電影全然不同的表現手法,畫布上紛繁的色彩與幾何形態構成藝術家的抽象圖式。但正如絕對的抽象往往引向虛無,在她的作品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抽象元素與現實事物之間的聯繫。
薩拉·莫里斯《Paul Rudolph》,2017年
畫廊一層集中展示了《聲音圖像》系列,該系列通過豎排並置的細長矩形模擬聲音在數字設備中編碼與解碼的過程。跳躍的色彩與構圖無疑是抽象的,卻反而使聲音在畫布之上被具象化。
薩拉·莫里斯《Deviancy is the Essence》,2018年
薩拉·莫里斯《One Can't Be Aggressive and Think》,2018年
《阿布扎比》是本次白立方個展中另一個重磅系列。畫家對獨特地理景觀進行變形,畫面元素組成了二維碼一般的身份標識,使畫面成為一個濃縮了特定文化背景的“場”,並完成賦予地點身份的過程。而兩個系列繪畫中對數字媒介不約而同的觸及,則更體現藝術家對當代社會與科技的持續關注。
薩拉·莫里斯《ADNEC (阿布扎比系列)》,2016年
薩拉·莫里斯《Iris (阿布扎比系列)》,2017年
像大多數藝術家一樣,色彩也是薩拉·莫里斯作品中十分突出的要素。飽滿的色塊組合形成類似硬邊繪畫的效果。在藝術家眼中,從一本書到一支口紅,它們存在於物質世界,它們就擁有屬於自己的顏色。
薩拉·莫里斯《Rings》
繪畫與影像的互文
芭莎:你在拍攝影像作品時常常採用非常真實的現實場景,但在二維作品上為什麼會選擇抽象繪畫作為視覺語言?
薩拉·莫里斯:的確。但繪畫有著一個很確定的名字,就給了地點類似二維碼一般的身份。這樣的身份是地點被官方構建的一部分,在觀眾腦海中留下地圖,也影響著藝術家如何定位自己。所以,即使我的繪畫與電影一個是線性的圖像,另一個是真實世界的圖畫,它們都具有了科幻色彩和未來主義。
芭莎:在同一個主題下,如何理解影像與繪畫這兩種創作方式?
薩拉·莫里斯:它們像硬幣的兩面,它們是同一種藝術實踐,都有關一種位置關係。
芭莎:你的繪畫中常用明豔的色彩,對色彩的使用有何思考?
薩拉·莫里斯:使用明豔的色彩成為了我的標籤,但事實並不總是如此。雖然我不太可能歸納出我自己的色彩理論,但我不認為色彩使用是完全自發的,色彩並不僅僅是色彩。對我來說,色彩來源於已經建構起的世界,來源於我對外物的觀察。我會主動去選擇顏色,這並不是系統的過程,更主觀,卻具有社會學意義。
薩拉·莫里斯《Dulles》,2001年
芭莎:是否擔心觀眾難以理解你置於抽象作品中的思想性?
薩拉·莫里斯:不,因為我認為存在理解藝術作品的不同方式。比如解讀建築、解讀音樂,你可以從一個很簡單的點入手並獲得享受。但更加複雜的途徑確實存在,這就涉及藝術史、藝術的未來、社會的未來等等。我認為好的藝術既可以表現平凡的事物,也可以包含更多的複雜性,我傾向留給觀眾思考的空間。
芭莎:未來有什麼創作計劃?
薩拉·莫里斯:我正在日本製作一部電影。這部作品將會涉及DNA,我會與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博士合作,與細胞相關,也就與自然、未來相關,這是我一直致力於的方向。
正在展出
展覽:“你的言語變成我的言語”
地址:白立方畫廊 香港幹諾道中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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