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最大的悲伤，莫过于重病将亡和死亡，因为这意味着终极的道别。
无论你再怎样留恋，无论再怎样努力，都不得不面对，我们迟早要一个又一个送走自己身边的人，最后轮到自己。
真到那个时候，你会是什么模样呢？
另一种表达难过的方式
演员高以翔不幸英年早逝，引发了许多普通网民的追思，当然他的娱乐圈好友更不例外，他们的“表现”也自然格外受到舆论的关注。
高以翔当年曾经与王力宏、彭于晏一起，作为范玮琪、陈建州夫妇婚礼的伴郎。能被人选中担任这个位置，应该是与新郎陈建州的关系非常好了。因此，许多网友觉得陈建州在高以翔去世的表现有些“无情”：
原因是，他竟然在高以翔尸骨未寒之际，许多人还沉浸在悲伤的时候，和一群高以翔生前的好友一同聚餐，而且现场气氛还挺好。曝光的照片中显示，大家有说有笑，陈建州还抱着几个小孩，玩的好不开心。
这一幕让许多网友感到不能接受。他们纷纷留言，痛斥陈建州等人怎能如此冷漠，竟然在朋友刚刚故去时，一面在社交媒体留言悼念，一面还大肆饮宴，而且看起来还那么开心，一时间“戏子无情”、“这时候才能看到谁是真朋友”、“太装了”甚嚣尘上。虽然宴会上并非只有陈建州一人是高以翔的密友，但是因他更有名，因此也是被数落最多的。
世人大概都期待好友如陈建州，应该是痛苦欲绝、悲伤成河，最好是大声嚎叫，眼泪止不住流，大概这样才算是“符合标准”吧。
就像之前韩国艺人崔雪莉自杀身亡后，好友具荷拉开直播，声泪俱下的模样，就很得许多网友的认可。以至于具荷拉也追随崔雪莉而去后，有一些舆论认为，她自身遭际的不幸，再加上承受不住好友崔雪莉离去的打击，才走上了同样的不归路。无论如何，这样好像才是朋友失去的正常反应。
所以，许多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陈建州的做法：你的朋友走得那么突然、这么不幸，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然而，我认为，陈建州不去表达“哭哭啼啼”而是聚会、欢笑的方式，并不是冷酷无情，也不是无动于衷、感情不深的表现，这恰恰是陈建州等人追忆高以翔的方式，而且这种追忆故人的方式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因此更值得大家予以尊重。
1 表达难过从来就不止一种模式
我相信，绝大多数看到这里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好朋友故去，不说表现得非常痛苦，也不至于聚会玩乐，还有说有笑，特别是事情发生还没有几天……再怎么样也不会如此啊！
当然，我很理解这些网友的心情，也很理解他们从这个角度做出的质疑。
亲友去世，有没有悲伤，是情感问题，而如何表达难过，其实是个文化问题。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遭遇类似的事情，不管说是朋友去世或者是有人得重病、可能不久于世，我们所接受到的教育或者说我们所看到周遭文化表现，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范本：
基本上都是非常悲悲惨惨戚戚，常常以大声的哭来表达内心非常难过和悲痛，甚至很多人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此时，很多人会劝他们说，你不要太难过，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往往没有用，相反，这么劝说的人，往往自己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最后两个人抱头痛哭。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把这种悲伤、难过表达出来反倒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
假设有人在这个时候来个大声的笑，我们反倒会觉得，不是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就是这个人没有良心。
以上就是文化使然。文化是一群人的习惯，是一群人行为方式的一种模板。当然，既然是一群人的习惯，那么对于另一群人来说，可能就不一定是他们的习惯了。
如果从文化角度审视，我们可能会发现很不一样的现象：
在这个星球上，有许多和陈建州这样看起来有点“冷漠”的难过文化。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在一些非洲的一些民族。亲人过世后，他们聚在一起，载歌载舞。
曼德拉去世后，有一个中国记者去当地采访，这是她看到的景象：
当他接近曼德拉家门的时候，只见各种肤色的人们正在曼德拉家门前载歌载舞，有的身穿印有曼德拉头像的衣服，有的身披印有曼德拉头像的旗帜，还有的举着他的照片和画像。人们高声呼喊着曼德拉的名字，唱着颂歌，往往一人起个头，就会有一群人唱和，主唱、伴唱、合唱分工明确，层层推进，就像排练过似的。
人群中，领唱的邦格祖女士一边投入地高歌，一边挥舞着手臂，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的气氛不断推向高潮。在她唱完一曲后，记者挤到她身边，询问她。
“曼德拉去世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吗？你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唱歌跳舞？”
她解释道：
“在非洲文化中，当我们遇到悲伤或者喜悦的事情时，都会歌唱，这是一种释放。”
由此可见，载歌载舞的模式，当然不代表对非洲人民来说他们很开心，这就是他们有别于我们的难过文化。
而在欧洲地区，也有一些有别于我们的哀悼文化。他们表达哀伤的方式可能会是什么呢？
往往是一群人大家聚在一起，谈谈和当事人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一些趣事，然后大家说说笑笑，分享与这个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夫人前几年分别离逝，他们夫妇去世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葬礼，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下结束的，儿女们也没有太过悲情，甚至还会说说故人的小笑话。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参加葬礼的一些人拍摄的照片，也都是有说有笑的，丝毫不像出席一个葬礼，而是一个派对。
这也是他们难过文化的一部分。
陈建州和刚刚离去的高以翔，其实都是留学美欧多年的人，相比较而言，他们更能接受这些文化，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我们当然需要尊重自己表达哀伤的方式，同时也要尊重别人表达哀伤的方式，因为这也是一种权利。
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去，陈建州他们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你想，在那些文化下，葬礼现场都是有说有笑，甚至还跳舞，人家陈建州还只是在私人聚会上谈笑风生而已呢。
2 对以悲悲戚戚为重点表达难过方式的反思
话说回来，其实很多时候我还是蛮欣赏陈建州他们这种表达难过的方式。
这来自我对我们以悲悲戚戚为重点，表达难过方式的一些反思：
请回想一下，我们表达难过的方式，核心在于，当发生这样重大的事，我们常常是久久不能忘怀，不管是得了重病即将不久于人世，还是这人已经故去，我们预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沉浸在这种悲伤之中。
在这种状态下，好像就不能够欢乐起来，而且也不太允许自己会欢乐起来。如果欢乐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需要谴责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你能够那么快就从难过中走出来，证明他在你心中没有什么分量，如果说爱不爱，当然是不够爱了。
我先不说这种认知是否准确，先来说说，这种方式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为我们一直生活被悲伤的笼罩着，不管是我们用哭哭啼啼的方式，还是说我们面无表情，反对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等，不管怎么说，这些方式都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比较的低沉。而当我们想去做一件可能让自己开心一点的事情时，我们也会反对自己这么做，或者在做的同时，产生内疚感：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还想着愉悦自己？
这些情绪，夹杂在一起，就会使得这个人长期处在心境比较低劣的状态里。而这种状态，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印象。
我们常常听说，有些老年人或者重病患的家属，长期自己的身体情况很糟糕，甚至有些老年人故去后，他们的另一半隔不多久，也会离开人世。前面提到的具荷拉，在朋友崔雪莉刚刚离开不久就选择离开，很合理的一个推测即是，，这种悲伤难过的情绪强烈地形成了刺激，以至于她在多重压力之下，终于承受不住了。
由此可见，持续沉浸在这种悲伤情绪里，对一个人的情绪健康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次，持续沉浸在悲伤难过之中，会让一个人整体的生活停滞不前。在这个时刻，哀伤难过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太会允许自己去做其他与之基调不同，甚至相背的事。
古人有守孝三年一说，他有充分的时间与难过悲伤的情绪相处，能够很好地处理自己的丧失。在古代，因为整个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经济社会发展几乎是静止的，一千年里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在这样特殊的时期，这样的做法，大概还是可行的。但是，身处现代的社会之中，大概让你脱离社会一个月，就会发现自己可能已经脱节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也不能不顺着社会潮流发展往前行进。
然而，如果此时遭遇令人非常难过之事，又很难允许自己尽快的从这种悲哀的气氛里走出来，那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生活要求我们必须向前，但是这种悲伤的气氛又不让我们生活不能往前进，两者就会打架和对冲，之后的结果，就是会让我们的思维打架，整个生活踟蹰难行。
我曾看过一个纪录片，有讲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她有很好的文化，丈夫亡去之后，他每天给自己的亡夫写一首这个悼念他的诗歌，写得非常悲悲惨惨戚戚，一年过去了，累计写了几百首。
我很欣赏她的才华，同时也真的对她感到非常难过。她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一直处在整个生活基本上停滞不前的状态中，整个人精神萎靡、丝毫没有生活的激情，当然也做不了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最后还有一点，因为我们一直处在这种难过悲伤就要持续很久、比较悲戚的状态下，其实也会引起我们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我们会对引发悲伤的事情产生高度、不合理的防御。
因为哀伤事件和高度的情绪和生活停转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敢发生，甚至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
创伤心理学经典著作《创伤与复原》是国际上比较著名的一本讲心理创伤的读本，我多年前拜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他们心中比较大的心理创伤事件多为性侵犯、性虐待等，绝少提及重大亲友的亡故和重大疾病来临、行将走向死亡。然而，我相信，如果写一本中国版的创伤心理书，对中国人来说，更常见也是更大的创痛，大概还是死亡。这或许就跟在我们的定义中，这类事件会产生高度长期的情绪低落和生活停滞有关，因为这确实就是创伤发生时的典型表现。
所以，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也会让我们情不自禁形成这种反射，觉得自己不能经历这样令人害怕的场景，本能地进行防御和逃避，并且无形中把这样的害怕扩大化，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些人浑身插满管子，已经非常痛苦，意识也不太清醒，但是还是不能离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种悲伤，以为伴随着离去，随即而来的是天崩地裂式的悲情，而换了谁，能坦然地说，自己已经接受好面对这样的悲怆呢？当事人一想起这，可能也很痛苦，痛苦地忍受下去；身边的人一想到这，可能更加痛苦，因为目前的苦还能预计，将来的痛苦更是难以想象。
当然，这些大多可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痛苦。
一个人要构成心理创伤，一般来说，要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自主权的丧失，就是认为自己面对巨大的灾难，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改变任何局面，只能被动接受。二是感情连接的中断，也就是丧失人际联系和情感支持。
因此，我很担心的是，一味地把难过就要跟悲悲惨惨戚戚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其实弄不好会导致相当一部分人从经历创伤性事件过渡到形成心理创伤，因为这却是很容易导致一个人面对如此大的事件，不能看到其实自己也有可以自主掌控的部分，当然由于悲戚的状态，实质上也是谢绝了人际联系。
这恐怕也是上面列举的不少类似具荷拉等人的例子中颇为令人感到不幸的真正原因吧。
3 陈建州模式的可取之处
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反社会、没有良心，我相信遭遇重大变故，其基础的情感体验，还是很难过和痛苦的。
质疑陈建州的内心世界，其实有些诛心之论，而且我觉得以他能够邀请高以翔作为伴郎，他的痛苦程度，肯定比只是在荧幕上见过他的人要深刻的多。
其实，仔细去审视陈建州等人聚会欢乐的一举，我认为这其实是他们用来处理内心悲伤的一种方式，而且确有其可取之处：
首先，实现了面临创伤性事件之后的人际支持功能。
团体心理动力学研究发现，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一起给予彼此一些力量的时候，这种能量是很强大的，不亚于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陈建州的新闻被曝光后，我追踪了几天，发现其实事后，不仅是陈建州这些好友，连高以翔他年过七十的老父母，也参加了类似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上，他们唱唱歌、弹弹琴，有说有笑的围在一起拍照。范玮琪的社交平台上，可见11日，她们与把场地布置得充满了圣诞的氛围，还有一个大大的“G”，他们还一起合唱《hey jude》。
我相信，假如你的陈建州的难过指数有怀疑，也不会质疑高以翔父母的悲伤程度。老来丧子，可比中年丧友，痛苦得多。
然而，照片中看到，他的老父亲还是能够弹吉他，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你不会在他的身上看到那种我们可能更习以为常的悲悲惨惨戚戚，欲哭无泪、寻死觅活。相反，你能够感受到一种历经波折之后的从容。
这一群人，他们本身同在很悲伤的事件中，却不曾让你感到强烈的负能量，他们也不会向彼此传递负能量，相反，他们的相聚，在消化悲伤内心的同时，倒是显然地给予彼此正向、积极的力量。
我相信，这对于陈建州他们，对于高以翔的老父母他们，都是弥足珍贵的。
其次，打破悲伤事件的宿命论，关注在积极事件的层面。
当发生重大事件后，真实事件和我们幻想出来的糟糕局面常常会胶合一起，形成悲伤必然引出更多悲伤、难过必然引出更多难过的宿命。
然而，如果能够聚焦轻松一点的话题，比如与故人相处中的开心画面、生活趣事，而不是赋予悲伤事件更多悲伤的意义，那么这件事就不至于形成痛苦的循环。
这样做，允许一个人能够与自己的悲伤保持一些距离，不至于被悲伤所吞噬，而且可以用比较有强有力的力量去跟他相处，这是非常棒的部分。
我相信，在高以翔身边的人，大概不会发生像具荷拉这样因为看到他离开，想想自己可能过得也不好然后也选择离去的事，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悲伤难过中沉沦，而是可以与之相处。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会让人更多关注生命中美好的一面，而这恐怕是悲伤事件让我们得以启迪的真谛所在。
当他们一起去追忆共同相处的时光中美好的画面，特别是值得让人发笑的那些画面，我相信，如果说要长长久久地把一个人记住，这些画面其实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如果说忘记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显然，不那么悲伤地记住一个人，或者说欢快地记住一个人，比悲伤难过地缅怀一个人，更能体现这个人存在的价值。
这些美好的回忆同时也在提醒我们，美好的东西可能是稍纵即逝的，你不要假想他们会永远保鲜。所以，大家要珍惜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刻生活，包括从珍惜这样一次聚会，大家好好的聚在一起，去享受这段美好的团聚时光。
一个人他是在悲伤中度过他的一生，还是在快乐中度过他的一生？哪种度过的方式更好一些？一定是后者。
而在平常时刻，这点常常不被人注意。反倒是那些哀伤时刻，像人生中的路碑，警示我们，请允许自己朝向更为美好的生活。
4 结语：能够从容道别也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有表达难过和悲伤的权利，也应该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表达难过和悲伤的方式。我不是有意去评判哪一种难过心情表达的方式更优于其他，事实上，这本身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事。
只是，如果站在一个人文关怀的层面，我们希望所有人的状态都能过得更好，当允许自己和他人具有更高度的灵活性，包括在面对悲伤难过的时刻。
不说陈建州，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轻松一点谈及诸如死亡、重大疾病等敏感话题了。
最近网络上有个名歌手，曾演唱《忘羡》、《煮酒听雨》等知名歌曲的吾恩，年纪也和高以翔差不多35岁左右，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自己近期身体不适，进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晚期的胃癌，而且情况已经是非常的凶险。很多网友为他担心，他自己一开始其实也挺担心，但是，追踪他的社交媒体之后，我慢慢发现，经过几天时日，他已经能够用类似陈建州的模式，去看待可能会到来的死亡。
他表示，在积极投入治疗的同时，作为一名歌手，自己也还是不会立马就踩刹车，还是要继续从事音乐创作，而且时常在社交媒体放出自己微笑的照片，同时给可能有同样类似经历的网友一起打气。
说实话，看到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已经要面临死亡命题，我也会心有戚戚焉。但是，看他能够用这样坦然和积极的方式去面对，而不是被命运掐住喉咙、一动也不能不动，我显然，更倾向于接受这份更有张力和弹性的“陈建州模式”：
疾病和命运对一个人可能是无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决定如何面对他们，是不停地为自己感到悲哀，亦或者抓紧时间，开心地过。
反正，我也会选择后者。
当然，我也希望身边人也是如此。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谈到了关于死亡的议题。有一个平时五大三粗、情感上粗线条的男性朋友，不知怎地，冷不丁冒出了以下这些话。
过去看外国电影，看到妈妈重病不久于世，女儿在床头跟她说：
妈妈我很想再告诉一次，我真得非常非常地爱你，我不希望当你走的时候你才听到这些。
这样的场景，也许在我们这里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种话是很犯忌讳的，但是我真的很欣赏这样不是哭哭啼啼的表达。
听他说完，我若有所思。
也许，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女儿对妈妈说“妈妈没事的，你不会有事的”或者“妈妈你怎能抛下我……”。
这都是我们常见的面对道别的表达方式：
要么是面对道别，选择逃避，“没事的”=不用道别了。
要么是强烈地与道别做对抗，“抛下我”=我不要道别，道别得太快，我还没准备好。
一个人之所以会沉浸在难过悲伤之中，不是因为我们终将道别，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好就面临道别。道别太仓促，因此就需要用更多的悲伤，来接续道别的不足。
我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允许另一种道别方式的存在，允许我们在道别来临前，就很好地做道别，允许我们在道别来临之际、之后，能够从容地、好好地说一声道别。
这也不仅仅只是一种习惯，其实也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
谨以此文，给所有正面临离别的人们。
于2019乙亥年冬至日前。
作者 | Arthur Chen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简介：心理圈稀有性别男颜值高咨询师，长相年轻、内心成熟的代表人物。座右铭：惜时惜人。咨询小时数：3000小时，研究方向：职场心理、婚恋两性、身心疾病、朋辈心理辅导。近期关注：要事第一、正念减压、网络时代人际沟通。
编辑 | 一杯咖啡全媒体编辑部编辑 禾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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