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7年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毕业于苏黎世大学，入瑞士国籍，因提出光量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奖。爱因斯坦为核能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创了现代科学新纪元，是继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1999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纪伟人”。
1922年冬天，他应邀前往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亲眼目睹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人，爱因斯坦在旅行日记中记下。“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在敲石子，他们似乎愚钝的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的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日记中还写道：“中国人勤劳、肮脏、愚钝，吃饭时不坐在凳子上，而是像欧洲人在树林里如厕那样蹲着，中国人安静、拘束，就连孩子看上去都很呆板。”“中国人生很多孩子，繁衍能力很强，是个独特的类似群居动物一样的民族，其人民更像毫无生气、麻木的木偶人。”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中国女性的歧视和轻蔑女性的言论，“中国女性与男性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更实在难以理解，这样的中国女性为啥能吸引中国男性与她们不断生育后代？”
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恐怕给外国的印象就是这样，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深入的讽刺和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令人绝望的精神面貌，并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中国人的荼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制裁。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民国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
1936年11月，主张抗日的“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选时、史良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逮捕，他又联名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向蒋介石施加道义上的压力。
1938年6月，他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起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多个城镇开展援华抗日募捐活动。
中国现代大学之父蔡元培，曾希望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1920年，蔡元培接受了爱因斯坦所提出的报酬要求，并约定爱因斯坦于1922年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因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但在上海逗留两天后，直接乘船去了新加坡，没有前往北京。蔡元培在北京等不到爱因斯坦，就写了一封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
爱因斯坦回信说，在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说是受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改变旅程计划，希望原谅。多年以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疑似日本人在作梗。也有人说，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看到了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对北大能否兑现约定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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