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1 直播环游记:去金边,去迪拜,去孟买

国内直播浪潮于2016年前后到达顶峰,格局渐定,流量红利陷入增长瓶颈,一批中国创业者开始将眼光转向海外,希望复制国内直播巨头的神话,为此开启了一场全球迁徙之旅。

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俄罗斯……犹如几百年前的盛唐,中国商队沿着丝绸之路,为异域带去瓷器和丝织品。不过,这次他们带去的是中国沉淀了近10年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运营模式。

此时此刻,在不同的海外市场,创业故事正在发生。以下是多位垦荒者的自述。

正翘首等待接盘侠

口述人:柬埔寨Antlive直播创始人 李孟青

2015年年底,我跟着青岛市政府去柬埔寨考察,发现当地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较匮乏落后,很多酒吧还在播放邓丽君的歌。考虑到当地除了Facebook和Insgram,几乎没有视频类的即时社交产品,我觉得打造一个直播平台或许有市场。

2017年,我们的直播产品Antlive在柬埔寨上线。

在柬埔寨,1993年内战结束后,当地人口锐减,部分人手握大量土地。随着中国人到当地炒房,金边等城市的土地从几年前每平米几十美元涨至超5000美元,一批新富阶层因此诞生。

且当地人口年轻化程度较高,人口平均年龄为27岁,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70%。

我当时想,如果这批人能来直播平台消费,肯定会带来不错的收入。但后来的实践表明,我的想法过于乐观了。

当地银行卡保有量很低,很多人还在使用存折,喜欢将现金存在保险柜里的人也不在少数。因为没有支付宝或微信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手段,平台通过Apple pay或Google Play支付,需付扣除约30%的费率。若通过本地运营商,更是要支付60%到70%。支付手段不完善的情况下,直播用户多通过线下充值点进行充值支付。

2017年10月,支付宝进入当地,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补贴。我很高兴,阿里这样的巨头来了,支付市场应该很快就能起来了吧?不过,直到现在,当地的支付市场依然半死不活。既是因为本地民众长期没有移动支付习惯,也因为当地缺乏线上支付场景。

在柬埔寨的两年多里,因为支付难,我先后看到十余家电商平台倒下。很多时候,网上购物或直播利用的是用户冲动,但如果支付过程过于繁琐,冲动可能就冷却了。相比电商,直播相对还好一些:直播打赏涉及到主播收入,他们可以在直播中更耐心地教用户使用支付工具。

我们平台上有约300位主播,几乎都是柬埔寨当地人,我们刚去时,这些主播毫无经验,我们只能从如何打招呼开始培训。

当地没有辅助管理和培训主播的中介机构,也缺乏成熟的艺人经纪公司。为了找到合适的主播,我们和当地模特公司合作,举办各类选拔赛。几个月前,我们举办了“全民直播选秀”,7万多人报名,最后选出了20多位主播。

打赏、土豪经济是直播平台的生存基础。相比其他市场,柬埔寨因为整体经济水平不高,人均消费水平较低,付费意愿也不太强烈。

实际上,柬埔寨直播平台上很少有能称之为“土豪”的。之前巴基斯坦的一位同行告诉我,他们平台的一位土豪单次给主播刷了1万架飞机,约合50万美元,我们平台还没有这种档次的土豪,目前榜单上打赏最多也就是几千美元。

因此,我更多是把直播平台看成线上流量入口。当地的广告投放手段匮乏,主要是灯箱等街边硬广,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进行线上广告投放和电商导流;当地娱乐行业相对凋敝,直播平台可以打造网红,参加商演。去年我们的主播帮助当地彩票平台拍了一部短剧,反响就不错。

将国内的互联网思维简单复制到东南亚,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在国内,因为有诸多风投机构接盘,我们可以先烧钱,把流量做起来,再考虑其他。在柬埔寨,大部分投资机构不太懂互联网,找到接盘资本并不容易。

目前,东南亚地区有30多家直播平台,多数处于烧钱阶段。除了YY旗下的Bigo Live,猎豹旗下的Live.me等,大部分小直播平台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我认为,这正是巨头收购的好时机。生存艰难,这些小直播平台很多都愿意低价卖身。作为其中之一,今年春节,我也回国寻找融资,希望能够找到接盘侠。如果有一家互联网或者资本巨头,能将东南亚的众多小直播平台整合起来,或许能够打造出一个“小巨无霸”平台。

中东直播市场已成红海

口述人:泛社交娱乐平台Mico(米可世界)中东负责人 黄乃良

2007年,我被媒体上介绍的迪拜商机吸引,便和朋友一行六人辞掉工作,赴迪拜掘金。迄今,我在中东待了12年,既做过传统贸易,也做过互联网。2017年,我加入Mico。

中东是名副其实的“富得流油”,虽然并非人人都是土豪,但政府提供的福利令人艳羡。2018年11月前,如果你是沙特户籍,没有工作,国家每月会补助你2万沙特里亚尔,当前约合3.5万人民币。如果你有工作,但每月只赚1万里亚尔,国家会补助你剩余1万里亚尔。

在阿联酋,政府补贴更是五花八门。当地居民结婚政府送地,平时送石油分红,出国留学有国家赞助。此外,外国人想在阿联酋注册公司,均需当地人作担保,保人可因此获得一笔收入。我认识的一个迪拜公民,除了银行的本职工作,还为一百多家公司作保,每年作保的收入就高达两百多万迪拉姆,约合三百多万人民币。

如今,海湾六国人均年收入大约3万美元,人均消费力是中国的3到5倍。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具备高付费能力。同时,这里的总人口接近5亿,网民数量超过2亿,互联网渗透率超过50%。

但当地文化相对保守,沙特地区直到2018年才出现电影院,此前很多人的线下娱乐方式是到咖啡馆吸水烟。

互联网给线下被压抑的娱乐和社交需求提供了宣泄出口。不管是游戏氪金,还是直播打赏,当地用户均呈现出了强烈的付费意愿。在游戏领域,海湾六国的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在20美元以上,与全球ARPU值最高(25到30美元左右)的美国和港台地区差距不大。据市场研究公司Newzoo的数据,2018年全球游戏市场收入规模Top 20的国家中,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和沙特双双入榜。

在中东地区,虽然有Facebook、WhatsApp等欧美社交巨头割据,但因为文化、语言壁垒等种种障碍,他们在本土化方面作为不多,这成了中国社交公司的机会。

如今,Mico在中东已有8000万用户。

对直播平台来说,首先要解决支付问题。中东国家的金融管制很严格,线上支付相当不便。每月到了发薪日,公司都会堆着几麻袋的钱。

直播平台的充值多是现金、充值卡、银行转账、和本地运营商合作等方式。我们与本地运营商建立合作关系,后者的抽成比例大概是几个点到十几个点。

因为支付不便,很多土豪带着现金来公司充值。因为现金太多,怕被抢,很多人是带着枪来充值的。这也造就了一些浪漫故事。曾有一位沙特金主为了帮一位摩洛哥主播冲击主播榜榜首,半夜开车几十公里去买充值卡,后来俩人喜结连理。

除了主播,对于当地直播平台来讲,土豪,才是最紧要的资源。吸引土豪来到直播平台的因素中,面子非常关键——线下消费花个两、三万美金,花了也就花了。在线上,享受的却是线下难以获得的尊严感和荣耀感。因此,土豪为一次线上活动打赏几十万美元的情况并不少见。

为了维系土豪,我们要挖空心思:有土豪来本地,需要陪吃陪玩;必要时,每个月还要飞到各国拜访高级用户;不时还要邀请土豪参与官方年会或小型私密沙龙等。我们还搭建了针对土豪的VIP阿语客服团队,陪伴土豪线上闲聊,针对问题快速应答等。

3年多来,直播在中东从无到有,如今已经成了资本竞相追逐的风口。30多家直播平台在此生根发芽,其中近90%由中国团队创办。当地还诞生了四五百家主播公会,一切正向正规化、产业化快速发展。

这个市场渐成红海。大小直播平台之间高薪挖角越来越常见。竞争加剧之下,洗牌正在进行:头部平台被“马太效应”加持,而众多小平台活得日渐艰难。

2019年中东直播市场的洗牌或将更惨烈,不过,我对整个市场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新来者或能进一步刺激市场,将蛋糕进一步做大。

越是危急时刻,越隐藏着更好的机会

口述人:南亚直播Streamkar创始人 顾嘉佳

南亚直播市场目前可能不会赚很多钱,但这是个非常稳定、市场潜力巨大的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会迎来爆发。近两年,美国也从技术与资金层面对印度市场进行了大力投资。

到南亚直播创业之前,我在华为的中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分部工作过7年,从事移动娱乐相关业务,期间就一直关注直播行业。2015年,看到国内直播市场的火热,我们决定到海外市场去试试。

当时之所以选择南亚,主要是看好当地的市场潜力:南亚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7个国家)的人口逾18亿,超过中国,且人工成本较低。

当地民众喜欢唱歌跳舞,但线上娱乐产品匮乏,这为直播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同时,南亚多个国家的移动支付发展相对较好:印巴两地人口中超过60%的人需要依靠移动支付来解决支付问题。从支付条件的成熟度来讲,如果中国能打90分,当地移动支付能打60到70分。支付宝和微信5年前就大举进军当地,阿里是当地最大支付平台Paytm的大股东,腾讯也入股了当地第二大移动支付平台。

我们是国内直播平台KK投资的的海外团队,后者在国内已经运营了6、7年,技术实力和运营经验比较丰富,可以从技术、运营和组织运作等方面给我们支持。

我们的产品2016年年初在南亚上线。同年,小米、oppo、vivo等中国手机品牌大规模进入当地,这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也提升了当地居民对互联网的理解能力,助力了我们的发展。

但困难也有很多。因为文化的差异,招到靠谱的本地员工很难。比如,在印度招人时,面试对象经常迟到或缺席,“爷爷去世,奶奶住院”这样的借口频频出现。还有的应聘者,薪资、职位都谈妥了,突然就不来了,也不说是什么原因。这在国内很少见。

为了提升当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几乎全员持股”的激励机制,以激发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以股东身份来更积极参与工作。

同时,我们也要入乡随俗,借助当地文化管理员工。比如,有用户会在直播平台上骚扰主播,我们就以宝莱坞电影中常弘扬的正义感去鼓励员工,让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去帮助平台净化环境。

如今,我们在南亚的业务已经相对稳定。我们的平台上有2000多个签约主播,分为A、B、C三级:A级可能是三四线小明星;B级有一部分是Facebook或Insgram上自带粉丝的网红;C级多是毫无经验的素人主播。最受欢迎的主播,往往除了颜值,还具备“玩得开、会聊天、有亲和力”等特点。

3年以来,南亚直播市场已经经历了一轮洗牌,也死了一批企业。

这是个非常烧钱的行业,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一家签约1000个主播的中等规模直播平台,一年补贴要烧掉1500万到2000万人民币。有家直播平台,我们刚开始做时,他们已经烧了3000万,但后来还是垮掉了。

即使是如今的大洗牌时期,我对海外市场依然充满了信心,因为蛋糕足够大,能容纳很多玩家。

我的老东家华为发展最快的两次,都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厂商大洗牌的时期。可见,越是危急时刻,越隐藏着更好的机会。洗牌时,正是擅长本地化运营团队的黄金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