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2日，一个不起眼小城市的集贸广场上，出现了一辆白色的破旧面包车，前保险杠不见了，后轮也瘪了一个，看起来像是被人遗弃的无主车。有几个人在附近转悠，悠闲地说说笑笑，他们没有注意到，面包车底部冒出了一缕烟雾。
伪装的防毒面包车。
几分钟后，烟势加大，从车门和面包车下面的排气管中喷涌而出，站在附近的人几乎都被白色烟雾吞没，迷雾中传出一个女人惊恐的尖叫。
此时，风向突变，烟雾冲着更密集的人群滚滚而来。
毒烟弥漫。
当它飘到人群身边时，有人隐隐闻到了口香糖的味道，很多人开始咳嗽，人群中有人影倒在地上，呼救声此起彼伏。
约20分钟后，街头拐角处隐约开始有蓝色的闪光出现，似乎是救援赶到了。配备全套呼吸装置和笨重防护服的消防员冲入人群，在受害者当中移动穿行，查找尚有生命迹象的救助对象，同时确认已无生还希望的人员。
开始搜救。
小城的生化攻击演习
这是发生在北欧芬兰中南部小城米凯利（Mikkeli）的一幕，幸运的是，这只是一次预演，为第二天的化武攻击演习做准备。演习设定是一个恐怖分子团伙于午餐繁忙时间，在广场上释放一种神经毒剂，本次演习主要是测试一种名为 “TOXI-Triage（毒物快速分类）”的新型化武防范技术方案。
米凯利集贸广场的日常。
技术听起来很先进，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当真的面对化学武器袭击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才能在化武袭击中存活下来？
在米凯利的这次演习中，受害者都是由志愿者扮演的，但这一幕的设计是基于现实已发生的化武恐怖攻击事件。
1995年，奥姆真理教（现在改名为阿莱夫教）在东京交通高峰期的投放了沙林毒气，3条地铁线5班列车被袭，共造成13人死亡，多达几千人受伤（实际上在东京地铁投毒事件之前，该教已经于1994年在松本市投毒过一次，造成多人死亡，几百人入院，而且日本各界也都知道了是奥姆真理教所为；而在之后，他们又成功在横滨投毒，再次造成几百人受伤）。
米凯利演习背后的“TOXI-Triage”项目负责人、英国拉夫堡大学分析化学家托马斯（Paul Thomas）表示：“我们这个项目的源起，就是那起（东京地铁投毒）事件。”
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现场。
现居住在日本京都的阪原淳是1995年沙林毒气袭击的幸存者之一，他当时就站在距离一包含有沙林的挥发性液体几尺远的地方。他回忆说：“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太多，接着我开始感觉眼睛干涩，有种用眼过度的感觉。但是那天早上我要给客户做一个重要的提案，所以之后我就去办公室上班了。”结果证明，这件事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
与沙林毒气亲密接触的感觉
20多岁的广告公司主管阪原淳是东京一个普通的上班族，那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闹钟响过之后，又在床上懒了几分钟才起身。出门后走过一小段上坡路到达六本木车站，他买了份报纸，开始在站台上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候日比谷线列车（下行）的到来，这是他每天都要重复的15分钟通勤之旅。
灰色的就是日比谷线地铁线。
，多年后，阪原淳（左）重回六本木地铁站。
当他正在看一篇关于松本市沙林毒气袭击（9个月前）的文章时，耳朵里轰轰隆隆的声音告诉他列车（B711T）到了，阪原淳看到第一节车厢的第三个门没那么拥挤，就从3号门上了车，他本想去左边找位子坐，但看到那里有一个塑料袋，于是下意识地转向了右边。
阪原淳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个用报纸包着的塑料袋，里面就是沙林溶液！在阪原淳上车前两站（惠比寿站），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丰田亨负把包裹放在地板上，然后用雨伞尖刺穿包裹，让里面的溶液挥发到车厢里。
高峰期的班车总是拥挤的，塑料袋旁边的位置还是坐上了人，很快阪原淳就发现那个人耷拉着脑袋，并一直冒汗。也许是不舒服会传染吧，阪原淳感觉自己眼睛有点发烫并且很难聚焦，不知道是不是早晨忘记清洗隐形眼镜了，但不管是出于远离麻烦或者是危机意识，他再次下意识地换了一个地方。
随阪原淳一起挪到第二节车厢的还有另外几位乘客，他们一起关上了身后的车门，当他回头时，看到第一车厢里有一个孕妇。
当阪原淳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腾挪转移之后，列车再次启动，此时那个离塑料袋最近的人已经跪倒在地，直到下一站（神谷町站）才被冲进来的工作人员抬下车。
东京地铁毒气袭击现场。
沙林毒气在吸入几秒钟后开始发挥作用，接触一分钟内出现症状，约5-10分钟内致命。不过，作为一种水气，它比空气重，因此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填满整个车厢。据报道，乘客们在开始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有人打开了车窗。这个做法救了车厢里的许多人，阪原淳乘坐的那列地铁仅一人丧生。
在随后的几分钟，广播通知称筑地站发生爆炸（事实上并没有爆炸发生，而是先遭到毒气攻击的上行列车A720S紧急靠站停车），第一节车厢的乘客被疏散，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瘫倒在地上。
阪原淳本来是要在筑地站下车的，在一片混乱与慌张中，他决定下车出站。而当阪原淳走到外面的时候，眼镜的不舒服更严重了，感觉好像戴了一副深色墨镜。神使鬼差地，他突然想去健身房，但最后只是决定在见客户之前冲个澡。
这次无意的淋浴再次拯救了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阪原淳遵循了遭到化武袭击时的三个关键步骤：置身于干净的空气里、脱下衣服、用肥皂和水清洗。而视力变暗正是沙林毒气接触者的典型症状，并伴有眼睛疼痛、瞳孔收缩、恶心和流鼻血。
赶到公司的阪原淳在电梯里遇到一位同事，说他眼睛充血，应该去医院看看，他这才意识到可能出了大问题。当他到了医院时，不但眼睛开始痛，头也开始痛，浑身黏糊糊的都是汗，而接诊的医生却对他说不知道是什么病。
几个小时后，日本政府才明确告知，这些症状是沙林毒剂导致的。虽然致命剂量的神经毒剂几秒钟到几分钟就能置人于死地，但轻微或者短暂的接触，症状可能是难以形容的，如眼睛发炎、头晕脑胀、头痛、流鼻涕、呼吸不畅，这些症状如果不是突然出现，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重感冒。
事后清理地铁车厢，工作人员才穿上防护服。
装有毒剂的包裹被车站工作人员捡起并处理掉了，这也让他们成为袭击的受害者。许多跟阪原淳一样搭乘地铁的人，在紧急救援人员控制局势的时候，都离开了。但后来，他们又纷纷自行前往医院，从而加剧了混乱。
几个小时内，东京的医院挤满了受害者和担心自己曾经接触有毒气体的人。
最新的防御办法
化学袭击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恐慌。
在东京沙林毒气袭击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医院寻求医疗救助和安慰，令医院不堪重负，但绝大多数——大约80％的人，是不需要住院治疗的。这样一来就对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如果有老人当天碰巧中风，那么她可能就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托马斯相信，新技术可以提供帮助——在未来发生化学攻击后，进行快速诊断。例如，德国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呼吸分析仪，可以根据人体代谢物检测出是被哪种化学武器攻击。
通过呼吸测试确定所接触的有害化学物质或神经毒剂，可以确保受害者得到有效的救治。
在米凯利的演习中，设计者使用薄荷油作为沙林的替代品，志愿者只需对着试管吹起就可以对数百名潜在受害者进行快速分析，在大约40秒内就能找到答案。
演习还使用了一架小型无人机，机上配备了高灵敏度的微型仪器，可以对气体进行采样，并用无线方式将结果传送给紧急救援人员。无人机不但可以从接近源头的地方获取样本，也可以快速地进行大范围样本采集，以了解有毒化学物质的扩散情况。
装有化学探测器的无人机。
2018年，英吉利海峡飘来一股神秘的化学烟雾，引发了大范围的恐慌，有公众报告称呼吸困难、视力受到影响。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来源是一艘在海上排放天然气的船只，但当时应急小组不知道要如何应对。
Toxi-Triage项目还在研发一种可以从更远的地方采集样本的设备，它是通过专用摄像机捕捉可见光、紫外光和红外光——即所谓的高光谱成像，从而检测出是哪种化学武器。该技术的研发团队希望，未来它能安装在具有高分辨率光学系统的卫星上，这样就可以监测某个战区的化学武器使用情况。
更快的找出化学武器的种类是进行救援的第一步，因为针对不同的毒剂必须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如果是神经毒剂和一些农药中毒，给病人使用的常见药物是阿托品，但阿托品却不应该给那些接触过失能剂（更广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毕兹BZ”）的人服用，因为它会让情况更糟糕。
英俄“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父女被毒案中，俄罗斯声称现场发现了只有北约生产的“毕兹BZ”毒剂。
像阪原淳那样的洗澡祛污染也可以大大降低化学武器的杀伤力，因为有毒物质留在皮肤和衣服上的时间越长，进入血液的数量就越多。试验表明，在接触VX等强致命神经毒剂15分钟内进行消毒，可以显著提高受害者的存活几率。
当米凯利演习的志愿者们来到洗消帐篷的尽头，一台看起来有点像抛光机的手持设备从他们的皮肤上划过，这是X阵列气体探测器，可以识别皮肤、衣服和其他物体表面是否存在有毒化学物质。
X阵列气体探测器。
每名“受害者”都戴着一条彩色腕带，这是救援队员在给他们做检查的时戴上的。里面有一个无线智能芯片，用手机扫描就可以显示佩戴者的身份、在事故中所处的位置、病情的变化以及接受的治疗。
智能腕带。
其中一些人戴的是黑色腕带，这表明已经“死亡”。
生化攻击后遗症
米凯利的演习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作为毒气来源的那辆破面包车被拖走了。但在现实中，遭受过化学攻击的区域可能需要数天甚至数周才能再次安全的供人们使用，一些化学武器，如硫芥子气和VX，可以在土壤中存留一个多月。
法国里尔和凡尔登之间的大片土地时至今日仍然是禁区，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释放过数百万吨有毒气体，公众、农业和林业都被禁止进入。这里每年清理出来的未爆炸弹数以吨计，一项既耗时又艰巨的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未爆炸弹仍在法国许多战场上存在，必须进行测试以防它们含有有毒气体。
但遗留更久的，是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对受害者的影响。印度博帕尔事件（美国公司设于印度贫民区附近的农药厂氰化物泄漏，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幸存者在接触过有毒气体30多年后，被发现患有一系列严重的疾病。他们的后代也承受着事件留下的伤痕——四肢扭曲，大脑受损、患癌率居高不下。
博帕尔事件惨不忍睹，堪称人间地狱。
对东京1995年沙林毒气袭击案的幸存者所做的研究显示，这些人不同程度存在心脏问题、肌肉缺陷、呼吸困难以及记忆障碍，并留有很深的心理创伤。
阪原淳现在已经50多岁，经常咳嗽，眼睛很难适应光线的变化，还患有严重的疲劳症，遇到压力时手臂和腿部偶尔会麻痹，直到现在，他外出时仍会感觉很不安全。但最大的折磨来自于内心的悔恨——对于当时未能高声提醒列车上的其他人，他说“我对此无比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