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的一些明君，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常常會發掘人才、重用人才，這其中，北宋時的宋仁宗就是典型的代表。
宋仁宗認為，建立學校、發展教育是一個發現人才的有效的途徑，通過學校不僅可以起到培養、招攬有用之才為朝廷所用，而且也有利於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教育事業的發展。
為此，宋仁宗特別頒佈了一道《建學詔》，全文如下：
夫儒者通夫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之，則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以預焉？
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數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更改，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實。
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奧，簡程式則宏博者可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慎法細文罷去，明其賞罰，俾各觀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
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製革弊，以盡學者之材。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式。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年），宋真宗之子，北宋第四位皇帝。他在位期間，大力興建地方學校，改革教育制度，革除選拔人才的弊端，並且頒發《建學詔》，以保證具體措施的執行。
《建學詔》表達了宋仁宗“建學興善”、 “更製革弊”的決心和為其統治籠絡人才的良苦用心。
首先，宋仁宗對“通夫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源”的儒者進行了充分肯定，認為他們知識淵博，通曉事理。
接著，宋仁宗指出當時學習的人卻不能發揚儒家學說，原因就在於當時教育制度和人才選拔機制存在弊端，即“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之”，“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以至於造成許多“豪俊奇偉之士”不能進入統治集團為朝廷效命，那些正已修身保持節操的人和不賢明的人混雜在一起進用，不能充分表現出自己的聰明才智。
為此，宋仁宗採取了有效的措施，如重視策論，簡化選拔人才的規程，對待書香門第也稍微增添了新的規定，同時實行原來的制度等等。
這樣，在宋仁宗一朝時就做到了人盡其才，拓寬了選拔獲取人才的渠道。最後，他還希望有關主管部門和學者們對此要高度重視，並且把他制定的建立學校方面的法令條文作為永遠不變的規章制度保留下去。
宋仁宗以這道《建學詔》來實施教育制度和人才選拔機制方面的改革，他最大目的就為自己的大宋王朝有效地選拔、籠絡有用之才，穩定王朝的統治基礎。
在宋仁宗重視學校、重視人才的影響下，宋仁宗一朝湧現出大量才華橫溢的名人，這其中，又以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主持的一場科舉考試為代表，在這次考試中，不僅有大文豪蘇軾、蘇澈兄弟倆，還有歐陽修的弟子曾鞏，這三位文壇巨匠與歐陽修並列為“唐宋八大家”。
除了以上四位大家，還有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大儒也是在這一年的科考湧現出來的。
在古代歷史中，同一年能湧現出如此眾多的名動當時、影響後世的文壇巨匠，絕對稱得上是空前絕後。這種現象既和“千古伯樂”歐陽修任主考官有關係，也和宋仁宗頒佈的那道《建學詔》有重要的關係。
本文參考自：《當代視野下的王者之言——中國詔書文化經典文本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