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老話叫入鄉隨俗，到別人的地盤上作客，應該遵守主人的規矩。國家之間也適用這個原則，人類社會的普遍性法規一般都是相通的。因此，遵守當地的法律，是每個人的義務，無論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一樣。
但是在世界歷史上，很早就存在有領事裁判權，或者叫治外法權。中國人對此非常反感，因為我們曾經是這種特權的受害者，其代表著中國主權的喪失，以及外國人可以凌駕於中國人之上。
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開始出現類似的制度，用來解決本國人在外國的犯法問題。可以想象的是，強大而又驕橫的古羅馬人，顯然不喜歡接受其他國家對自己公民的法律制裁。
中世紀時，歐洲與阿拉伯地區的商業往來十分頻繁。兩方的宗教信仰又同樣十分深厚，為了防止發生不必要的衝突，歐洲商人推舉出領事，專門負責處理歐洲人在當地的犯罪問題。在得到當地法庭或行政長官許可的情況下，用歐洲的法律來制裁歐洲人。
16世紀開始，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正式建立起來，出現國家委派的領事，處理本國公民在外國的各項事務。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人把生意觸角伸到了古老的東方。
整個明朝和清朝的前半期，歐洲人都只能老老實實地遵守中國的法律。即使是澳門這樣的租借地，葡萄牙人也必須服從香山縣的管轄。如果發生涉及中國人和葡萄牙人的糾紛，澳門當局只能確保官府沒有偏袒中國人而已。
隨著西方的崛起、清朝的沒落，歐洲人居高臨下的心態日益膨脹，滿清在他們眼裡變成原始和野蠻的象徵。於是，歐洲人開始謀求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
鴉片戰爭使英國人徹底撕下了偽裝，在《南京條約》中，英國人得到了這項特權，英國人在華犯罪，必須由英國領事用英國法律來裁決，中國官員不得過問。
而正式形成領事裁判權的條約是中美之間的
說來可笑，美國人用來要挾清廷的事情竟然是上京面聖。1844年，美國貿易特使顧盛想到北京找皇帝當面談談，道光皇帝從鴉片戰爭失敗後，便一直掩耳盜鈴，以為不許外國使節進京，他就不會丟臉了。
道光派耆英截住顧盛，讓他到澳門去談，千萬不能進京。而顧盛想談的事情裡，除了貿易外，還有一項就是美國人在中國犯罪後的審判權問題。
當年的6月，廣州百姓與英國商人發生衝突，美國人不幸被捲入衝突中。在混亂中，一名美國人開槍打死了中國人徐亞滿。廣州官府要求美方交出殺人兇手。而美方認為這是自衛殺人，不能償命，拒絕交出！
雙方各執一辭，事實真相到底如何，耆英和顧盛其實都不確定，但他們都不在乎，能否達到各自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耆英表示可以答應美方的各項條件，但顧盛不能進京面聖。而顧盛因此得到了自己想的東西，見不見皇帝，自然就無所謂了。
於是，雙方簽訂《望廈條約》，把領事裁判權變成了正式的法律條文。從此，凡是跟大清有交往的國家，都取得了這項特權。洋人可以在中國大地上橫行，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
除了少數外交官外，絕大多數外國領事都會偏袒本國公民，哪怕是殺了人，都很少會受到真正的懲罰。幾次民間的涉洋教案，最終結果都是中國人被問罪斬首，連曾國藩也因此被搞得民怨沸騰，黯然下臺。
正因為如此，大清的官員都把與洋人打交道視為畏途，更加助長了外國人的驕橫。加緊霸佔各種資源、偷盜珍寶文物，給中國造成了極其巨大的傷害。
領事裁判權的廢除是從一戰開始的，德、奧等戰敗國是不得不放棄，其他列強的特權要到二戰後才基本廢除。不過在某些地方，這項特權仍然得以借屍還魂，就是駐外美軍。
上世紀四十年代，駐華美軍侮辱女大學生沈崇，引發全國人民的抗議，以及反對美國駐軍的浪潮。直到今天，美國在全球各地的駐軍依然如此，日韓兩國一直是主要的受害者。美軍基地周邊的居民，經常會抗議美軍士兵的犯罪行為，並要求美軍撤出本地，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