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埃博拉的病毒猎手：人们和死亡之间，只隔着一条警戒绳

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被人类发现，这一重要事件发生在安特卫普的一个实验室里。

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教授，根特大学医学博士毕业，1976年他在安特卫普热带研究所工作期间，首次发现了埃博拉病毒。他与世界卫生组织的David Heymann，以及牛津大学热带医学教授Jeremy Farrar是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

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艾滋病毒猎手，正是因为他的调查，才发现艾滋病不仅在男同间传播，在异性恋人之间也能传播。

皮奥特于1949年2月出生在比利时鲁汶，现任伦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院长，美国医学科学院、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995至2008年，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首任署长。 1995年，他被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授予男爵的贵族身份，从2008年到2012年，他担任鲍杜安国王基金会主席。荣誉无数。

1976年，在传染源和传染途径完全未知的情况下，皮奥特博士和其他四位医生一起深入扎伊尔疫区，逐个村落收集埃博拉的病症和传染途径信息，并寻找埃博拉源头，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病毒猎手”。

埃博拉“病毒猎手”的扎伊尔往事

关于令人恐惧的埃博拉病毒的故事，我们大多是从电影和小说上看到，但这一次是真实的。以下是皮奥特发现埃博拉病毒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本文是本文作者根据皮奥特接受英国BBC、法国《世界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的采访文章、视频和音频等资料编译整理而成。

1976年，一份来自扎伊尔的血样

1976年9月的一天，27岁的比利时医生皮奥特(Peter Piot)在自己工作的比利时安特卫普利奥波德王子热带病研究所微生物学实验室收到一份血样——这份血样来自扎伊尔（刚果），刚果在1908-1960年间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有许多比利时人在那里工作。

血样是一位在扎伊尔工作的比利时医生寄来的，采集自一位比利时修女，他怀疑修女得了黄热病。当时几位比利时修女虽然接种了疫苗，仍然因患某种病而死亡。安特卫普热带病研究所微生物实验室具备诊断黄热病的能力。皮奥特解释说：“由于我们的实验室正在研究虫媒病毒，即黄热病病毒所属的病毒类型，因此他们将血样发送给了我们。”

1976年，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神秘的流行病在扎伊尔一个叫Yambuku的村子周围蔓延，3周内导致200多人死亡。患者表现为高热严重出血、头疼和恶心，最后血液从患者肛门、鼻孔和口腔大量涌出而死亡，非常恐怖。

血样瓶破了，他只戴着普通手套

这份血样是通过比利时Sabena航空公司的普通航班一位普通乘客的手提行李运送的，保存在一个中国制的蓝色保温瓶里，这种保温瓶经常被用来盛放咖啡。当皮奥特打开保温瓶，发现冰块已经半融化，里面有两瓶血样，其中一管血样已经破裂，血与冰水混在一起，不过幸运的是，另一管完好无损。

当时，皮奥特和他的团队完全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险性，当年的实验室也没有现在这么安全，研究人员只穿着了普通实验室外衣和手套就开始了工作。

一种巨大的新病毒

实验的过程惊险而又紧张。研究人员好几次沾到了受病毒感染的血液，但幸好他们立刻扔掉了沾染的衣物，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初步的观察和试验的结果，先后排除了血样中含有黄热病、拉萨热和伤寒病毒等其它病毒，研究小组一度陷入困境。最后，他们把样本的病毒分离出来，注入实验鼠的身上，而所有的老鼠都在几天后死亡。这一结果说明他们分析的样本中肯定存在高致命性的病毒。

接着，研究小组对血样进行显微镜检查后发现了一种巨大的病毒，类似于蠕虫。“当时我们没有Google，只能去查阅图书馆中的病毒图集。我们发现它与一种在德国造成出血热的马尔堡病毒相似”，皮奥特说。

马尔堡病毒源自于从乌干达来的一批猴子，最早于1967年被发现，当时德国的马尔堡和法兰克福市以及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有31人因出血热而患病，有7人死亡。

由于比利时实验室并没有马尔堡病毒的抗体，他们就把样本直接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这时候扎伊尔传来消息：他们收到的这份血样的主人——那位比利时修女已经死亡。

终于，在美国研究人员的帮助下，他们确认这种新发现的病毒并非马尔堡病毒，而是一种新病毒。最终，皮奥特因为新发现的病毒，成为第一批前往扎伊尔的研究人员。

能亲自前往病毒所在地是病毒研究员的梦想，但是皮奥特所在的实验室并不能支付他的费用。但就在发现新病毒10来天后，比利时外交与合作部给打电话给皮奥特，问他第二天能否去金沙萨。

“这个决定是政治性的。一个由美国人、法国人（世卫组织专家，巴斯德研究所的Pierre Sureau），以及一个南非人组成的特派团正准备前往扎伊尔……他们需要一位比利时人参与”。由于与皮奥特所属实验室的其他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都不想去，这个机会就落到当时最年轻的皮奥特身上。

勇赴扎伊尔

经过一夜无眠的飞行之后，皮奥特和其他4名医生组成的医疗小队抵达了扎伊尔，他们紧接着又登上了由当时扎伊尔领导人蒙博托总统的私人医生为他们安排的一架Hercules C-130军用飞机，开往本巴（Bumba）——本巴是位于赤道省刚果河两岸的一个有10万居民的小镇。这架货机载有一辆陆虎、汽油、医疗设备和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手套、护目镜和一些防毒面具，“穿上这些设备，令人窒息”，但这些设备后来被证明大有用处。

三小时之后，军机降落在本巴。当五名医生离开飞机时，飞行员与副驾驶为了避免与人群接触，连飞机引擎都没关，甚至只呆在驾驶舱内向他们告别。而且他们告别的时候说的是“Adieu”（法语：永别）而不是“Au Revoir”（再见）。

五人小组从本巴出发，由于时值雨季，陆虎花了将近七个小时才达到120公里外的扬布库（Yambuku）。扬布库是这种神秘流行病的中心。在这个村庄里，一个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长期在此定居，几位教士和修女共同经营着一家教会医院（但是没有医生）、一所学校和一个农业合作社，其中4位修女已经死亡。

在教士和修女的住所之间，建立了临时警戒线，绳子上有一个用当地的Lingala语写的告示，上面写着：请停下来，穿过这里的任何人都可能死亡。

皮奥特和几位医生意识到这种神秘疾病的传播危险就在那里。

“当修女用法语说明情况时，我马上听出她们的弗兰德斯口音。我从绳子下钻过去，向来自弗拉芒的修女介绍自己来自安特卫普，是来制止这种流行病的。”

皮奥特也受到弗拉芒天主教神父卡洛斯·隆美尔的热情接待，这位神父让他回忆起家乡的达米安神父。达米安神父一生致力于麻风病，皮奥特在博物馆看到他的故事，并受他召唤，开始对医学感兴趣并立志帮助他人。

安顿下来后，五人医疗小组马上从患者身上采集血液样本，确认他们身上的病毒与安特卫普实验室中观察到的病毒相同后，就开始研究它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是从人到人，还是蚊子，或者别的动物？他们对扬布库及其周围村庄的居民进行了详细的访问。

探寻“死亡病毒”之源

皮奥特和他的同事们首先注意到，离这所教会医院越远，病例就越少。同时他们也发现绝大多数患者是成年人，这否定了由蚊子传播病毒的可能性。他们还发现，女性病例占多数，尤其是在20-3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女性患病的可能性比男性高50％。这种现象让他们怀疑病毒经生殖（怀孕，分娩）渠道传播。

很快他们就有了不小的收获：

在产前检查中，许多女性都要接受维生素常规注射，但是教会医院每天只允许使用5个注射器，所以，被使用过的注射器洗净后未经消毒就重复使用在不同的几位妇女身上，这是典型的通过血液传播病毒。

另外，许多感染者在症状出现前一周都参加了葬礼。按当地习俗，亲人必须清洗死者的身体——而死者的遗体常常因呕吐、腹泻或出血产生大量体液和血液溢出，污染十分严重。

得出以上的病理结论后，医疗小组的工作开始取得成果。他们把患者隔离，避免人们与患者直接接触；采用一次性注射器。

就这样，1976年的这波疫情在爆发了三个月后就得到控制。扬布库被确诊的318人中，死亡率接近90%，死者包括超过半数的医院工作人员。病毒爆发期间，皮奥特和他的同事们掌握了许多关于这个新病毒的特性，但它仍然缺少一个名字。

“埃博拉”名字的诞生

“我们不想用扬布库这个名字，感觉这对扬布库是一种侮辱，会给这个村庄带来永远的印记”，皮奥特说。后来他们决定使用村旁一条河的名字——埃博拉（Ebola）。从那时起，那个在安特卫普实验室被首先发现的、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病毒从此就被称为“埃博拉”。

几年后，皮奥特回到扎伊尔，与另一种病毒——艾滋病毒作斗争，证明了最初被认为仅在同性恋男子之传播的这种疾病也可以在异性恋者之间传播。由于在艾兹病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皮奥特后来还担任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2014年，皮奥特在自己65岁生日之际回到扬布库。他在那里找到了1976年在教会医院担任护士的Sukato Mandzomba。“Sukato不仅仍然住在扬布库，现在还是出色的医院实验室的管理者”，皮奥特医生感动地赞赏。

埃博拉的发现改变了皮奥特的生活——发现埃博拉病毒后，他继续研究非洲的艾滋病，现为声誉卓著的伦敦卫生暨热带医学院院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病毒，还发现了自己”，皮奥特说。

https://www.bbc.com/news/magazine-28262541

https://www.lemonde.fr/planete/article/2014/08/10/1976-a-la-decouverte-du-virus-ebola_4469215_3244.html

https://www.wsj.com/video/china/F3DBC929-25C9-4A32-8A1C-EAD04B4DA62F.html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b06zs3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