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桥》是一部非常难得的经典之作，华丽的阵容和优秀的配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批判性在情节中很好的表现出来，它的悖论在于编剧巧妙的设计出一个电影人物——让人义愤填膺的坏上校。正如“香烟伤害身体健康，那难道车间上生产香烟的工人是坏人吗？”。在这个利欲熏心体制内，我相信麦卡其上校对斯切纳医生说的那句“你要珍惜自己”是有几分薄凉的善意。
车厢内的防疫与隔离
剧情并不复杂，两名国际恐怖分子闯进了日内瓦的国际卫生组织总部，欲实施恐怖袭击，受到了保安人员的阻击。在追捕过程中，警员不小心将实验室内的玻璃瓶打破，瓶内含有病毒的液体溅到两人身上，两人都被致命病毒所感染，一人当场被擒，不久腐烂而死；另一人逃窜到一列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上。这种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而且具有40%的死亡率，不久整列火车上许多乘客都被传染。有关当局为了控制局面，对列车进行严密监控，不许所有乘客下车、不许列车在任何车站停留，将所有车窗封闭。为了掩饰和消灭病毒，最后国际警局意图将列车引向危桥的卡桑德拉大桥给毁掉，该桥根本无法承受列车的重量。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博弈，上校与医生各设立场引人深意。
功利主义出发点是人们在环境中得到幸福或满足的程度。效用是福利的衡量指标而且也是公共政策和私人行动的最终目标，决策者正确的目标是使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的最大化反面是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构想的三个不同阶级空间，作者白描出谋划者对底层生活福祉无视。三等公民蜗居与方寸之间，他们工作内容就是分拣垃圾。当机器的成本下降时，这是一群连剩余价值都没有的人。少数人的幸福绝不是功利主义的最大化。封建奴隶社会人们之间权利不均衡，资本主义开始人们的资本不平均。我们大概需要功利主义去兜底，保证弱势群体。
从义务论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个行动行为本身，即行为的善恶。医生斯切娜与张伯伦很快找到了病菌的控制办法，但是上校并不愿意让车停下来，在卡德拉桑坠毁是他不再更改的决定。无论结果是否这千人获救也无论真相是否被遮盖义务论的角度，上校都铸成大错不能回头，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没有人有权利左右他人的生死。个体的生命也绝不是通向别人事业成功的捷径。仰仗权势，尸位素餐是缺少最基本人类共情能力。
契约论发展后期，罗尔斯强调社会基本结构是遵循社会成员协定的根本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给予个人立场，即不会轻易将别人放置于危险的境地。除了法律还有道德甚至还有一些个人的信任关系这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是一个高品德的人。
德性论从根本对人内在品德提出前瞻性的规划，使得人产生高尚的品德，从根本上将良币驱逐劣币。让人产生对生命的关怀，尊重个人的情绪情感与梦想。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墨子所说的“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是因为人们之间并不相爱。人群之中的倾轧与竞争，继而是团体，派系，国家为利益无视个体利益总都逃不过利益。像《卡桑德拉大桥》中的张伯伦医生一样做一个心怀大爱善良的人，让和你一起的人都能受益。最终才能心怀坦荡还能抱得美人归。
张伯伦医生抱得美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