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鵝嶺公園內的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
■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外國政府駐重慶使領館多達30餘家。1943年10月底，國民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稱，當時常駐重慶的外國人有1129人，大多數是外交使節、記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等。
■重慶現存涉外文物舊址36處，有17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為使領館建築、名人舊居、商業機構、烈士墓地等4類。其中，使領館建築有21處，大多保存較好。
“重慶是一座遍佈著軍營與棚屋的灰色城市……然而，這也是一座快樂的城市，來自中國各地的中國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因著共同的困難危險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荷蘭職業外交官高羅佩曾這樣回憶他在重慶度過的3年（1943-1946）時光。
高羅佩所言也有數據為證。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外國政府駐重慶使領館多達30餘家。1943年10月底，國民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稱，當時常駐重慶的外國人有1129人，大多數是外交使節、記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等。
位於渝中區五四路的中英聯絡處舊址。
回顧中國近代史，外國政府在重慶設立使領館有兩次高潮期。第一次高潮期始於1891年，重慶成為封建中國第20個，也是最深入內陸的通商口岸。十餘年間，有5個國家在重慶設立了領事館。抗日戰爭時期是外國政府來重慶設立使領館的第二次高潮，這一時期由於政治與外交活動頻繁，重慶在國際上的地位顯著提升，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名城。
牢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開創未來。5月初，重慶日報記者走進渝中區的小巷裡，來到南山上的叢林間，尋訪了15處使領館建築舊址。這些舊址不僅各具特色，也蘊含著重慶開放的人文精神。把這種精神傳承下去、傳播開來，將推動重慶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走深走實。
使領館舊址何處尋？
多坐落在幽靜山林中
“玲玲，幫我們倆在這兒拍個照吧！”5月2日，穿過擁擠的人流，記者走進鵝嶺公園內的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成都遊客樊菁菁正和朋友在這裡拍照留念。
“在鵝嶺二廠‘打卡’後偶然來到鵝嶺公園，沒想到這裡還有許多外國領事館舊址建築，真是意外收穫。”樊菁菁說。在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附近，坐落著丹麥公使館舊址、土耳其公使館舊址。三處舊址和雅緻的園林完美融合，吸引了不少遊客。
三處舊址中，澳大利亞公使館舊址規模最大，目前是鵝嶺公園的辦公場所，其餘兩處暫時為閒置狀態。
綠蔭下的土耳其公使館舊址。
蘇聯大使館舊址則坐落在渝中區枇杷山正街，這座建於1936年的四層洋樓造型古樸典雅，1938年1月至1946年5月，蘇聯大使館就在此辦公。“大約是上世紀70年代，蘇聯大使館舊址成為醫院辦公樓。”原重慶市人民醫院文化辦主任王福梅介紹，今年內，樓內的辦公人員將全部搬出。
位於渝中區枇杷山正街的蘇聯大使館舊址。
記者瞭解到，除了渝中區鵝嶺公園及附近區域，重慶的使領館舊址還集中分佈在南山植物園及附近區域。
5月3日，記者來到南山植物園，幾經周折尋訪到掩映在山林中的蘇聯大使館舊址。1941年起，時任蘇聯大使潘友新住所及蘇聯大使館郊區辦公處就設在這裡，故又稱“潘友新舊居”。這棟建築依山勢而建，有著白色的百葉窗，這也有別於位於枇杷山正街的蘇聯大使館舊址的彩色花窗。
在南山植物園蘇聯大使館舊址附近，還坐落著法國大使館舊址、印度專員公署舊址、西班牙公使館舊址。法國大使館舊址、西班牙公使館舊址目前被用作南山植物園科普教育展示基地，展示珍貴的植物標本。印度專員公署舊址如今已成為一座小型圖書館，收藏園林類圖書上千冊。
德國大使館舊址則位於南山的文峰塔下。站在這座滄桑的中西合璧式建築前，聆聽樹葉沙沙作響，呼吸清新溼潤的空氣，彷彿置身世外桃源。
此外，在南岸區龍門浩老街內，還有美國使館別墅群舊址、美國使館酒吧舊址等文物保護單位，如今修繕工作已接近尾聲，和老街的整體氛圍十分協調。
市文旅委相關人士介紹，重慶現存涉外文物舊址36處，有17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為使領館建築、名人舊居、商業機構、烈士墓地等4類。其中，使領館建築有21處，大多保存較好。
見證中共對外交往歷史
周恩來與駐華使節“共禦寒流”
“蘇聯大使館舊址四季景色不同，但更值得一提的是，這裡曾留下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足跡。”王福梅說。
重慶紅巖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研究館員劉英介紹，蘇聯大使館舊址見證了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與蘇聯駐華使節“共禦寒流”的歷史。
1941年1月11日，周恩來出席《新華日報》創刊3週年慶祝晚會時獲知皖南事變爆發，他隨即和葉劍英趕赴蘇聯大使館，約見蘇聯駐華武官崔可夫，告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的真相。
1月25日，潘友新拜會蔣介石，表明蘇聯的態度。與此同時，崔可夫也會見了國民黨軍政要員，詢問皖南事變情況。潘友新和崔可夫反覆強調：內戰有害於反侵略鬥爭，這可能導致蘇聯方面停止援華。
在蘇聯方面的施壓下，3月6日，蔣介石作出“以後絕無剿共的軍事”的“保證”。3月14日、25日，蔣介石又先後兩次約見周恩來。
“抗戰時期中共南方局與蘇聯的交往合作，是中蘇關係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劉英表示，它增強了中國持久抗戰的力量，同時配合、策應、支持了蘇聯反法西斯戰爭，最終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特殊的歷史貢獻。“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抵達重慶的當天，就前往蘇聯大使館，會見了時任蘇聯大使彼德洛夫以及其他外國使節。”
除了與駐重慶的各國外交官進行定期聯繫，周恩來還與到訪重慶的眾多外國特使密切接觸。例如，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特使居里於1941年初首次到訪重慶時，周恩來便與其進行了私人會晤，並向其出示了國民黨反共的各類材料。
位於渝中區健康路的美國大使館舊址。
重慶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等撰寫的《走向平等：戰時重慶的外交界與中國現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一書中也提到，周恩來憑藉超凡的個人魅力、溫文爾雅的風度以及卓越的外交技巧，成為重慶外交圈備受尊敬的人物。美國駐重慶武官包瑞德曾說，周恩來是“外交圈，尤其是外交使團與新聞記者的寵兒”。
“自1939年抵達重慶，直到1946年離開，中共代表團在重慶整整7年的時間裡，幾乎一直是一力處理中共外部關係，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聯繫的主要窗口，獲得了重要的國際位置。”周勇說。
加強保護利用
讓涉外文物舊址成為國際交流平臺
“謝謝重慶市保留韓國的歷史舊址！”5月2日，記者來到位於渝中區蓮花池的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陳列館，在留言簿上看到一位觀眾用中韓雙語寫下的這句留言。
近期，我市完成對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陳列館的改陳和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舊址的復建工作。韓國總理李洛淵4月到訪重慶時曾表示，這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復原，更是啟動未來新紐帶的起點。
如何讓我市的開放歷史文化資源發揮更大價值？
渝中區和南岸區文旅委相關負責人均表示，將不斷完善使領館建築舊址在內的涉外文物舊址的保護利用方式，保護一處就要利用一處，和業主單位保持協商，提升文物公益性展示效果。
市文旅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包含使領館建築舊址在內的涉外文物舊址，將按照“一處一策”的原則，進一步加大保護和開放力度，更好發揮涉外文物舊址在豐富公共文化服務內容和服務對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展現重慶厚重人文底蘊和開放包容的精神，“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就是這樣的成功案例。”
位於鵝嶺公園內的丹麥公使館舊址。
該負責人表示，涉外文物舊址可與都市旅遊相結合，將舊址納入臨近的經典旅遊線路，提升舊址的影響力。
“保護利用開放歷史文化資源，能夠體現出重慶和其他城市發展的差異性，將助推重慶內陸開放高地建設。”重慶大學教授孫俊橋建議，可從實施環境治理和調整規劃入手，協調好涉外文物舊址建築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個體形象與群體風貌的關係，從對建築點的保護擴大到對所在區域的復興，讓“建築可以閱讀、街區適合漫步”。
周勇認為，應在摸清家底、認識到位的基礎上推進開放歷史文化的保護利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留法勤工儉學，是經過法國駐重慶領事館的考試後才得以走出國門的，因此開埠對重慶影響極為深遠。”他表示，重慶作為世界公認的二戰英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物質和精神遺產，這些開放歷史文化資源需要深度挖掘和整理，以此豐富重慶開放人文內涵。
保護利用好開放歷史文化資源，主動同世界各國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人文交流活動，將提升重慶的國際化水平，有助於重慶加快內陸開放高地建設。（重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