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而姓名是由父母所起，或者長輩賜名。在我們成長過程中，我們自己會有對自己的名字各種想法 ,在不改變原有姓名的基礎之上想給自己換一種稱呼。凡是給自己起的稱為號，也可以稱為別號或者雅號。在明朝，別號和雅號非常的流行，幾乎每個人都會給自己起個別號。
一：關於明朝別號盛行的具體介紹
關於明代別號這一現象盛行甚至氾濫是有史可查的。在笑話書裡就有體現，有一個笑話書記載了這樣有趣的事，有一個借馬的的人說自己要經常出遠門想借“駿足”。主人就問駿足是什麼，那個借馬的人說，駿足就是馬，主人說原來馬也有別號啊，馬的別號就是駿足。這是一則關於當時別號盛行的真實寫照。
明人別號的流行 ，起初是從士大夫開始 的。當時士大夫中舉後覺得人生四件得意事是：“起一個號，刻一部稿，坐一乘轎，討一個小。”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擁有別號，被各人士效仿，甚至連盜賊也有別號。
根據祝允明《前聞記》史料記載，江西有一知縣在審訊盜賊時，盜賊回答：“守愚不敢。”知縣聽完後卻不知道盜賊說的是誰，就向旁邊人詢問，其中一位胥吏說：“守愚者，其號耳!”這就是盜賊也有別號的典證。
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不難發現生活處處都有別號這樣好名風氣的存在，當然在上層社會也流行著別名， 明朝的帝王就有別號。 其實皇帝的別號習風在晚唐時期就出現 。但是在明朝時期，皇帝給自己起別號這一風氣有所增強，在明朝皇帝中， 明世宗，自號“天台釣叟”，又號“堯齋”;明穆宗，自號“舜齋”；明神宗，自號“禹齋”。
以法號、道號來說，如正德五年，明武宗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明代的普通民眾，不分貴賤，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別號。除了上文中說的盜賊和馬之外，以農民為例，明朝在嘉定縣一位姓唐的農夫，“力耕六十年”，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稱為“守耕”。
手工藝者中工匠也有別號，在莆田東門有一位皮匠，排行第三，擅長製造皮鞋，於是就向文人請號， 別人就給他取了一個“闌波”的別號，其意思是“東門皮三”。
江西景德鎮燒瓷工匠昊十九，自號“壺隱老人” 強大的別號文化影響下，婦女也開始模仿 ，但一般是取有住所的號與別號， 也就是說別號已經涉及到了婦女人群中。 除了日常生活的世俗人，一些僧人也開始模仿，除了原本法號也有別號。
例如弘治、正德年間僧人明秀，號“雪山”。別號在明朝的迅速風靡，既是明代文人風雅生活的具體反映，也和文人的好名之風息息相關。從周之夔說蘇州地區的習俗 ：“吳俗好名，喜交遊，事幹謁，雖騷人不免。”的史料就不難看出，別號的出現，有其獨特的精神意蘊 ，但也是明人好名風氣的集中表現，而且影響範圍很廣。
二：好名文化後的“雅文化”
別號風尚成為文人雅士的一大興趣愛好，從這一點來看無疑為明朝“雅”文化的形成提供合理的生存空間。 有關於“雅文化”的辨別，主要是一種高文化水平的體現，文雅也是形容一些具有較高審美能力的文化。
再看看明朝時期，無論是高官顯貴還是皇帝妃嬪，甚至是生活在社會底層乃至動物都擁有著自己的別號。這一風尚的盛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士、農、工、商四民團體上的界限，也有一定程度的消除隔閡的作用，此種現象在歷史上稱之為是一種“文勝質衰”。
古人們長期接受傳統文化的滋養，對於別號的解讀比較完整清晰，而且古人取名的流程和用字都非常嚴謹和規範，有乳名，小名，大名等。並且在雅文化的影響下，對於取名號的意義有著更高的文化標準和要求。關於取名，《周禮》 的介紹，嬰兒出生的三個月內，父親會為母親懷裡的孩子取個名字。另外古代取名字也是有一定的講究， 比如說在名字裡不可出現太大具象的河山景物。
當然我們的名字最大程度上會寄託著父母對我們的希望，這一點從古至今都是有共同之處的。所以說名字的意義還是很重大的 ，到了明朝時，稱號的情況變得更加多樣，相比字而言號會顯得更加有特色。人們可能很難區分名、字、號之間的差別。比如儒學集大成者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熹”作為名所表達的意思較為直接，光明磊落的意思，是一種美稱，有讚美之意在裡面。他的號“晦”則是一種比較自謙說法就不是美稱了。
孫仁孺在《東郭記·綿駒》中提到，“聞得有綿駒善歌，雅俗共賞。”明朝人喜歡通過名號表達自己對雅文化的熱愛，別號都是具有一定的特殊意義，有時候可能鑑於當時風尚的盛行，會出現相似之處，但也不難分辨。
別號類型也是多樣化發展。關於明朝人要取別號的類型的來源可以從根源去探究，大概存在四種原因：第一種是服從於自己的內心。 明朝文人居多，在給自己取號時，必然要融入情感寄託於其中。 就拿康君奭來說，號“草庭”就給人一種生活氣息厚重感，對於安穩平靜的嚮往讓他傾情於花草上，內心渴望寧靜。 再比如明朝官員張時徹的別號 “上農夫”，對於田園自然生活的嚮往一目瞭然，在隱退後過上了田園生活。第二個把自己的住處當做懷念的寄託常見的有以懷念先祖，帶有一定的緬懷含義。
明代學者羅洪先，他專注於地理方面的研究。他號“念庵”是為了追念高祖，高祖字“善庵”這樣的號就起到一定的緬懷作用。 第三是把自己的故鄉或有感情的鄉土作為自己的號 。不僅介紹了自己的來處 ，也寄託了自己的思鄉之情。
比如鬼谷先生曾在潁川陽城鬼谷生活過，因此就給自己取號“鬼谷先生”。到了明朝時，以地取號的現象就很常見了，生活在崑山之雍裡的顧夢圭就給自己取號為“雍裡”。第四種就是涵蓋了德行，以德行內涵作為取號的重要依據， 多從佛經中節選出來，這一類號體現了平心靜氣戒浮戒躁的想法。
明朝宰相張居正，號“太和居士”，張居正少年時期表現出對於佛經禪學的興趣，他給自己取的號就是希望自己能夠在佛經禪學中有所收穫。除了以上的類別，還有很多其他的表現，號作為一種稱號，有著自己獨特含義。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別號都有一定的文化專屬標識和價值取向。
三：是什麼推動雅文化盛行這一現象的發展。
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層階級推動。上面提到的明朝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比較高，士大夫群體作為有活力的文化隊伍，在早期主要還是用字的時候更多一些。 上文中提到的，對於士大夫而言，“起他一個號，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轎，討他一個小，”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
作為社會文化的引領者，很多人模仿士大夫的取號行為。當時全國自上而下形成取號的風尚， 在社會各階層以及皇帝貴族的共同支持下，明朝別號並沒有太大的貴賤之分，每個人都將自己對於生活的願景寄託在號上，雅文化因此也逐漸盛行。
在明朝的文化基礎上雅文化盛行， 明朝在文化上的探索主要以宋明理學作為此基礎，明朝的小說創作題材豐富，類似於《西遊記》、《水滸傳》類型的小說， 豐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這種想象空間較大的文化氛圍的滋養中， 人們可以自由思考的 ，沒有太多的限制， 自然現新的潮流就會對人們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別號風俗風尚也就更加的廣泛了。
在別號風氣的盛行之下，我們看到了雅文化的確立，“愛清”、“偽雅”作為士大夫倡導的內涵點，代表了那個時代專屬的氣質風貌，也包含著新的思想價值理念與人生追求 。 文化環境的寬闊與容納有利於某種現象的迅速發展帶動人們開啟新的探索道路，人的思維和想法能夠在較大範圍內流動，碰撞。雅文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蓬勃發展起來。明朝的好名之風對其獨特社會文化的發展來說也是獨具特色的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