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蠅王》:善惡世界之弈

一、人性惡之傳統

人性究竟是善是惡還是別的什麼,這個倫理學上的問題讓作家藝術家們也為之苦苦思索不已。“性惡論”是源於基督教《聖經》的古老哲學命題之一——原罪說。基督教《聖經·創世紀》中寫了人類的原罪: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居住在伊甸園時,夏娃受到蛇的誘惑偷吃智慧樹的果子,違背了上帝的指令,上帝把他們驅趕出了伊甸園。因此人類世世代代都無法擺脫“原罪”的懲罰,後人從出世之日起就生活在原罪的陰影之中。西方有人性惡的思想淵源和傳統,從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酒神》、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彌爾頓的《失樂園》、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到威廉·戈爾丁的《蠅王》都沒有脫離這一傳統。戈爾丁曾經對自己的創作意圖作過十分清楚的說明,他公開承認自己寫作《蠅王》是為了闡明如下理念:“

人是一種墮落的生物,人受到原罪的制約。人的本性是有罪的,人的處境是危險的。


英國作家:戈爾丁


威廉·戈爾丁(1911-1993)是英國著名作家,1954年他以短篇小說《羅生門》叩開文學界的大門。《蠅王》在問世前曾被21家出版社拒絕。英國當代著名作家批評家馬爾科姆·布拉德利在《現代英國小說》中稱《蠅王》“有一種永恆的,不受時間限制的氣派”。戈爾丁更是憑藉《蠅王》將諾貝爾獎收入囊中。

《蠅王》選定的時間是作家設想的未來的核戰爭期間,一群英國小男孩乘坐的飛機被擊落在太平洋一個美麗富饒的荒島上。最初這群男孩還能循規蹈矩,齊心協力想建立一個文明有序的小社會等待救援。但不久就鬧起了分裂,相互殘殺,美麗的荒島燃起了熊熊烈火,成了一座真正的人間地獄。

戈爾丁曾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我相信社會中的人都是完善的,正確的社會結構會產生良好的願望,而且通過重建社會可以剷除一切社會弊端。

”戈爾丁1911年出生在英國西部康沃爾郡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不久,新老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鬥爭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次戰爭席捲了整個歐洲,對人類瘋狂蹂躪的一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影響不會不給戈爾丁留下難以磨滅的影響。二戰爆發後,他應徵入伍參加海軍。特殊的戰爭經歷使他看到戰爭的殘酷與野蠻。戰爭中的集中營、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新式的殺人武器、戰後的冷戰威脅和社會病的蔓延給戈爾丁造成了強烈的精神危機。看到無辜的人喪失生命,真理被踐踏,人類聰明才智的產物卻成了毀滅人類自身的工具,戈爾丁陷入了對人類的問題的思考。戈爾丁說“經歷了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瞭解‘惡’出於人猶如‘蜜’產於蜂,那他不是瞎了眼睛就是腦子出了毛病。”因為如此,戈爾丁試圖通過人性來認識人類社會,進而分析研究人類社會罪惡的底蘊,這些都在《蠅王》及他一系列作品中充分表現了出來。


二、借鑑與創新


提到戈爾丁的小說《蠅王》,首先就不得不提及《魯賓遜漂流記》,《珊瑚島》等一系列“荒島小說”。《魯賓遜漂流記》是十八世紀英國現實主義作家笛福的名作。小說中魯賓遜孤身一人漂流荒島,憑藉自身努力將其改造成一座人間樂園。一八五七年,英國作家羅伯特•邁克爾•巴倫坦出版了一部兒童歷險小說《珊瑚島》,勾勒了一幅善戰勝惡的傳統格局,體現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樂觀精神。巴倫坦塑造的人物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表現得很耐心,現實的困難也能輕而易舉的得以克服。他們相信他們是不會失敗的,因為他們是“英國人”(Britons),這個詞他們時常放在嘴邊表示慶賀。然而這種過於抽象樂觀的觀點在宣稱“上帝死了”的二十世紀是不具備強大說服力的。戈爾丁認為,“災難的出現完全是野蠻的天性。這個情況是英國人在一百年內所不得不記取的悲劇性的教訓,即一夥人與另一夥人生來是沒有兩樣的:人類的唯一敵人存在於人類的內心。”因此,戈爾丁的《蠅王》顯然是一部與《珊瑚島》相對立的作品。無論是《魯賓遜漂流記》還是《珊瑚島》,都是歌頌人類的偉大力量與高尚品德,但《蠅王》卻解構和顛覆了這一切。

從外在形式上看,《蠅王》簡直是從《珊瑚島》脫胎而來。戈爾丁在他一篇演講稿中指明瞭兩部作品的淵源關係。他說:“這裡很值得稍微回顧一下一夥男孩流落到荒島上的那個了不起的原型故事。這個原型故事就是《珊瑚島》。”《蠅王》不但在故事情節上與其有許多相似之處,環境也差不多,就連主人公的名字也與《珊瑚島》相一致,都叫拉爾夫和傑克,彼得金•蓋改名為豬仔,另外再加上一個西門。《蠅王》起初孩子們都很高興,他們興致勃勃享受島上的美景,自由和樂趣。他們其中一個甚至還議論道:“這像……珊瑚島。”可是最後美麗如伊甸園的島嶼卻燃起了毀滅之火。那位最後登場的海軍軍官面對一片狼藉,自負地說:“我想一群英國的男孩——你們都是英國人,對嗎?——應該能夠表現得好一些。”藉此,戈爾丁對巴倫坦關於兒童的觀念給予了沉重的一擊。在這個故事裡戈爾丁試圖闡明:人性本惡,人性中包含了邪惡的種子,邪惡就來自於人類本身。一旦這種邪惡失去了控制爆發出來,便會將人類導向毀滅之境。正如戈爾丁所言:“孩子們企圖在荒島上建立文明,然而文明卻在鮮血和恐怖中崩潰了,原因是那些孩子患有身為人類的可怕疾病

。”這種“疾病”就是人性中的“惡”。

戈爾丁解構了孤島文學其實也可以說解構了二十世紀以前全部文學的主題傳統,一反善必定戰勝惡,文明必定戰勝野蠻的傳統格局,讓惡戰勝了善,野蠻摧毀了文明。正是這種解構理性、文明、權利、制度的“反傳統”精神使戈爾丁與後現代主義的作家們有了某些相通之處。或者說,在戈爾丁的《蠅王》中已經出現了後現代思想觀念的萌芽。這種反傳統的觀念,在戈爾丁以後的創作中得到越來越清晰的體現。

三、小說中的“惡”世界


電影《蠅王》海報

雨果在構思《悲慘世界》時起草了這樣一個故事的梗概:“一個聖人的故事——一個男人的故事——一個女子的故事——一個娃娃的故事。”雖然雨果描繪了一幅悲慘世界的圖景,然而在主人公身上卻盡顯了人性的真、善、美。戈爾丁的“悲慘世界”卻是真正的人間地獄。

《蠅王》的作者為故事所設計的首先是一個兒童的世界——一個極端絕對的兒童世界。在傳統觀念中兒童都是天真無邪,純潔善良的。西方的天使(Angel)就是以小孩子的面貌出現的,據《新約全書》記載:耶穌曾指著一些孩子對門徒們說:“讓這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可見孩子應該是最聖潔的。然而在《蠅王》中戈爾丁卻反其道而行之,破天荒地打破了兒童傳統的美好形象,把他們塑造成一群具有作惡的才能或易受外部惡勢力影響的“壞孩子”,內心充滿了惡意與邪念。他正是要通過重塑孩童形象來解釋兒童本來面目,暴露人性的黑暗。

在沒有父母沒有師長的小島上,孩子們根據自己過去對文明世界支離破碎的理解,設計安排島上的生活。他們在拉爾夫螺號聲的召集下,準備大幹一場,建立一個他們認為理智、文明、有組織的社會。然而,這個文明的小社會從它開始建成之日就搖搖欲墜幾近崩潰。由於沒有文明社會的約束,孩子們很快便衝破了起初試圖接近文明社會的規則建立起來的民主秩序。後來,隨著時間的流逝及環境的變化,在飢餓、恐懼、絕望及內心人性的驅使下,孩子們分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兩派:拉爾夫一派修建茅屋,照管篝火,等待救援;以傑克為首的另一派用彩泥塗臉,沉溺於打獵。他們殘殺野豬,甚至最後殘殺原先的同伴:西門在“

殺怪獸!割喉嚨!放掉血!幹掉它!”的口號中被活活撕咬,鮮血染紅了沙灘;豬仔被巨石擊中,掉下山崖,腦漿迸裂;拉爾夫被傑克一夥圍追堵截,滿身是傷。描寫場景令人慘不忍睹,不堪卒讀。而戈爾丁如同外科醫生一般冷靜地用手術刀一樣鋒利的筆揭露了這群兒童內心的毒瘤。他們心中潛在的慾望被激發出來變成了對他人的殺戮。


電影《蠅王》劇照


人間就是地獄”。至此,可見戈爾丁是借島上的兒童世界映射成人世界,兒童正是成人的縮影。在某種意義上,戈爾丁就是用作家手中的筆在人們的面前樹起一面鏡子,讓讀者從中窺見隱藏在面孔後的醜陋。同時用辛辣的諷喻手法清楚地表明瞭對戰爭的態度,毫不隱晦地表達了對自己所處時代和現行社會制度的不滿,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戰爭的殘酷。戈爾丁的《蠅王》設定的時間是發生核戰爭的未來,其實無論古代,現代,未來,人性惡都存在於人的心中。人性惡是一種無時間性的普遍存在。瞭解人性惡又在想辦法解決人性惡使戈爾丁對於人類終究沒有失去樂觀的態度,拉爾夫及孩子們的得救也許正是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