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叛徒作家的下場!

很難想象,一個享受著國家與人民給予的豐厚條件的作家,能架起一門文化大炮轟向自己的國家,去給敵人攻擊自己母國送上彈藥;一個住著套房別墅、情婦一個接一個的作者,會宣揚本國人民生活在地獄之中。

蘇聯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與他的《日瓦戈醫生》,便是這其中的代表。


神作問世

2016年4月6日,美國解密了130多份檔案,裡面詳細記錄了冷戰時期,西方陣營如何利用《日瓦戈醫生》進行反蘇反共。

這部書的情節並不複雜,主要講述了一個“出軌故事”,一個已婚醫生與一個“同母親情人通姦”的女人之間的出軌。

故事經過美化後,搖身變成了一場悽美的愛情故事。

這部書充斥著對十月革命的汙衊、對蘇維埃政權的否定、甚至暗示納粹德國進攻蘇聯的合理性,要求人們忠誠於基督、極力鼓吹西式民主價值。

自然,這本書在當時的蘇聯成為了禁書。

《日瓦戈醫生》於1955年完稿,1956年交由蘇聯《新世界》雜誌出版,被退稿。

1957年,由帕斯捷爾納克的情婦伊文斯卡婭牽線,在意大利出版,然後在世界各國以多種語言出版,並於1958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這部書還被搬上銀幕,並於1966年獲得了5項奧斯卡大獎,除此外,還獲得全球獎一類的諸多獎項。

怎樣,“諾貝爾+奧斯卡”兩項頂級大獎全都收入囊中,這簡直就是一部神作。即使今天的你,如果現在突然出現了這樣一部作品,只怕也會很好奇想去看看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佳作。

然而,這些並不是重點,真正最精彩的是西方情報部門如何將這部書變成攻擊蘇聯的文化大炮。

為了實現這個目的,西方總共進行了兩步。


諜戰疑雲

第一步是如何將在蘇聯遭禁的《日瓦戈醫生》,成功的送到蘇聯人民手中,並在地下傳閱。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可謂“好心”到了極致,不但親自當起了盜版商,還當起了印刷商、發行商、文學評論員等一系列角色。

這裡有一個小插曲,那就是意大利出版商拿到這部書的版權後,拒絕出售分享版權。於是英國特工就在一架迫降在馬爾他的飛機上,將這部書偷拍成功。

1958年1月,《日瓦戈醫生》的兩卷手稿縮微膠捲被送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方面如獲至寶,認為“此書擁有巨大的宣傳價值……我們有機會讓蘇聯公民思考其政府錯在何處……”

於是,在美國情報部門的“好心”下,一場向蘇聯人民送書的慈善行動就開始了。

在美國特工沃爾特.齊尼與荷蘭情報機關的配合下,第一批硬皮精裝版《日瓦戈醫生》在海牙被出版出來,然後在1958年有43國參加的布魯塞爾世博會上,由西方特工成功的送給了蘇聯人。

在第一批書產生了攻擊效應後,美國又開始了第二波送書活動。

這一次是在華盛頓本土印刷的紙皮袖珍版,或是單行本,或是上下集小冊子,以方便藏在褲袋或衣袋中。

1959年的世界青年大會在維也納舉行,1.1萬冊袖珍版《日瓦戈醫生》便送給了蘇聯青年學生。

蘇聯並非沒作防範,參會的學生有克格勃化裝成的科技人員在監管,但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當別人將書送給蘇聯學生時,克格勃人員居然允許了,只是叫他們別帶回家。

當這些書在蘇聯地下流行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又指導西方特工如何鼓勵去蘇聯旅遊的西方遊客同蘇聯人民談文學,談《日瓦戈醫生》,然後以此為跳板談“共產主義對抗言論自由”、“為了自由和個人尊嚴的吶喊”、“共產主義社會的個人困境”。

這一波進行下來,將會在蘇聯人心中,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產生怎樣的心裡衝擊,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然而,美國並沒完,這期間也並不是只做了這些。


造神行動

美國的第二步棋,便是進行“造神運動”。

1957年,意大利在出版《日瓦戈醫生》的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就已經開始在籌劃為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掃清一切障礙。

然後,米高梅還將其搬上了好萊塢銀幕,並最終獲得了奧斯卡10項提名、5項大獎;還獲得了全球獎的5項大獎。

“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5項大獎”,還是一部“禁書”,所有這些名頭加起來,讓這部作品看起來熠熠生輝,而且還足以勾起無數人的好奇心。

不但神化作品,美國還對作品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進行美化、拔高、虛化其背叛國家與人民,將他打造成蘇聯一代文學宗師、一代文壇巨匠,以構建他在蘇聯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試想一下,一代偉大的作者寫出的一個偉大作品,並在國外斬獲了無數世界級頂級獎項,蘇聯人特別是其知識分子階層,能對此視而不見的有多少?

美國的這些招數,給蘇聯造成了極大震動。

當宣佈《日瓦戈醫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時,帕斯捷爾納克自然是欣喜若狂。

不過,蘇聯官方也展開了反擊,比如《文學報》就批判其為了30個銀幣(猶大出賣耶穌的價錢)而出賣了自己的良心;蘇聯共青團書記甚至說“(他)玷汙了蘇聯人民,做出了連豬狗都做不出的事情”。

最後,迫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帕斯捷爾納克放棄了領獎,他也於1960年5月30日在莫斯科郊外一個住所裡孤獨的死去。

但他與他的《日瓦戈醫生》卻被西方當成了一門文化巨炮與精緻的彈藥,持續轟炸了蘇聯二三十年。

直到1988年,這部書才獲准在蘇聯出版,但這時,領導蘇聯的是本身已對西方體制充滿著無限崇拜的戈爾巴喬夫,三年後,這個曾經無比強大的大帝國,轟然解體。


背叛

蘇聯的解體原因有很多,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蘇聯自身的“集體意識淪陷”與“民族精神崩塌”。你自己都不信自己所走的路了,迷茫與改道就成為了必然。到蘇聯後期,戈爾巴喬夫這樣的領袖人物,都成為了西式制度的忠實信仰者。

那位偉大的戈爾巴喬夫,他成功的成為了埋葬蘇聯的最後掘墓人,蘇聯解體後,西方也對他進行了“造神”。當解體後的原蘇聯人民在經歷苦難時,他卻厚顏無恥的站在西方領獎臺上,在西方聚光燈下高高的舉起西方給他的獎盃,“諾貝爾和平獎”、“德國統一獎”、“美國自由勳章”…

而這背後,是沒有“文化免疫力”的蘇聯人,面對文化病毒長久攻擊的結果。

其實很難想象,一個被人民養育的作家,反過來架起了一門對準本國人民的文化大炮;一個住著別墅、享受著國家給予的各種優厚待遇的作家,卻宣揚著本國人民過著地獄般的生活。

也許,《日瓦戈醫生》有它一定的文學價值,但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給敵對陣營送去攻擊母國的彈藥,真是不合時宜。

也許,蘇聯當時正確的做法不是一禁了之,而是要在主流輿論上進行揭露與引導,讓人們看清其本質,讓蘇聯人民對這種“文化病毒”產生免疫力,從而讓西方失去攻擊的標靶,也就失去了攻擊的意義。

不論西方如何美化甚至是神化作者及作品,不管給予了作者及其作品多少光輝的榮譽,也不管在當時產生了怎樣的巨大轟動與上了多少次熱搜,包括西方在內的所有人,內心是不可能真正看得上一個背叛自己國家和人民的人,因為他們喪失了為人的最基本良知,缺失了做人的最基本底線。

最終,他們只會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