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4日的眾議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會議上，日本國民民主黨議員吉良州司提及：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本能否在G20等框架下倡議支援意大利、西班牙這些財政金融基礎薄弱的發達國家？
麻生表示：“2月底在沙特利雅得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我說過這樣的話。”
麻生邊說邊敲桌子。
“一點反應都沒有。”麻生說，歐洲那時認為“我們又沒有感染者”。說完露出一個特別不屑的表情。
“在那一週後舉行了G7財長電話會議，今晚還要再開一次。‘你們有什麼想法？’，意大利方面這回說了很多。一週前在鄰座上說‘和我們沒關係。那是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這話是誰說的？不就是你說的嗎？在想什麼呢？”
說到這句話時，在場不少議員都笑了。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這段原引自3月24日的日本眾議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會議上，麻生太郎的一番講話，其中麻生又再一次提到了，由西方人所創造的關於“黃種人”這個略帶種族歧視色彩的概念。
先不說在現代社會中為什麼還會存在“黃種人”這樣的概念，也暫不談從種族歧視角度來看，為何會出現對有色人種懷有歧視問題。今天藉助本文，筆者只想來和大家說說，這個“黃種人”的概念，在歷史上是怎麼產生的？這期間又出現了哪些滌盪起伏又匪夷所思的歷史認識？
世界三大人種：蒙古人種 尼格羅人種 高加索人種 以及他們的支系人種
世界上真實存在的人種分類
可以說，自從人類的祖先在約180萬年前，從非洲大陸走出來，到近一萬多年前，亞洲的獵人從白令海峽進入美洲大陸，人類遍佈整個星球開始。人類便在地球上不同地區的不同自然環境下生活，併產生了體質上的差異。
進入歐羅巴洲高緯度地區的人成為了白種人，留在非洲熱帶地區的成為了黑種人，遠涉東亞溫帶，亞寒帶地區的成為了黃種人。之後黃種人的後代，通過當時還是“陸橋”的白令海峽進入了美洲大陸，並一路向南最終到達了南美洲。世界三大人種的大致分佈區域，到這個時點相對來說算是基本固定下來了。
殖民主義早期並非“涇渭分明”的人種分類史
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以前，人類的歷史發展進程是相互分離的、相對孤立的，各人種之間鮮有來往。（匈奴、蒙古的西征，早期零星的阿拉伯人黑奴貿易以及北歐的維京人登陸格陵蘭島，這些都是早期的不同人種間小範圍的接觸，不能與大航海時代後的“世界大互聯”相提並論）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自15世紀末開始，技術上日新月異的歐洲人開始逐漸主宰這個世界的歷史發展走向。隨著不斷地對非洲和美洲進行殖民掠奪，歐洲白人開始將自己與非洲的黑人、美洲的“紅種人”（早期殖民者看到的印第安人往往都在身上塗抹紅色的顏料，所以西方人誤以為他們是紅色人種）區別開來，產生了種族歧視和白人“優越”的概念。但是，對於當時生活在東亞地區的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等這些被後世西方人判定為“黃種人”的東亞族群，在18世紀以前，其實並沒有嚴肅地被歐洲人認定為是在生理上有別於白人的“黃種人”的。
以葡萄牙人早期在澳門留下的歷史資料為例，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認為，東亞的中國人是和他們一樣，是皮膚白皙的人種。
如在金國平編譯的《西方澳門史料選粹（15-16世紀）》中，筆者發現了有很多當時的葡萄牙殖民者對於中國人的樣貌做過如下的記載：
“中國國王為異教徒，轄下土地廣闊……華人皮膚與我們（葡萄牙人）一般白皙”
對於婦女的描述有云：“她們腳穿絲綢繡花鞋，人人手持絹扇。其膚色與我們一般白皙……”
還有諸如對中國普通人的描寫：“中國居民善於經商，他們皮膚白皙，五官端正……”
以上這些歷史文檔的記錄充分地說明，至少西葡殖民者在15-16世紀初到東亞的時代，中國人是沒有被定義為“黃種人”的。至少在葡萄牙殖民者的眼中，中國人的膚色和他們是一樣白皙的，沒有什麼兩樣。
西班牙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在1549年至1551年於日本傳教的過程中，“方聖”也沒有認為日本人是黃種人。對於這些西方傳教士和探險者來說，東亞的中國人、日本人甚至是朝鮮人，與他們之間的差異只是說東亞人是不信奉天主教的異教徒罷了，其餘並沒有在人種上存在差別。
方濟各·沙勿略
至此，筆者認為，至少在乾隆王朝或者19世紀40年中英代鴉片戰爭爆發前，西方社會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來劃分出東亞人是“黃種人”的概念。
帶有蔑視的“黃種人”稱謂來源於古典東亞世界的衰落
隨著西方殖民勢力的不斷壯大，以及東亞中、日、朝的相對衰落，東亞世界的居民不可避免的要淪為西方殖民者眼中的下等人。如張宏傑老師在《飢餓的盛世》中所說，大清的滅亡始於乾隆，當世界已經在工業機器的轟鳴聲中顫抖時，中國人正在渾渾噩噩的享受著最後一段封建社會的“盛世”。可惜這“盛世”是帶引號的“盛世”，僵化的思想、窮困的人民，早已讓國人成為了西方人眼中的“行屍走肉”。
中國大清朝的萎靡、日本德川幕府的閉關鎖國，李氏朝鮮更是被西方世界稱為“隱士之國”，在工業時代的衝擊下，封閉落後的東亞族裔逐步的退出了歷史舞臺的中央，之後，中、日兩國的國門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打開，東亞人的地位進一步下降，鴉片在中國社會的泛濫，大量的百姓吸食鴉片成癮，形如枯骨的中國人一度被稱為“東亞的病夫”。可想，面黃肌瘦的東亞人，為何被叫做黃種人，也就順理成章了，而且這所謂的“黃種人”可是生存地位遠遠低於白人的“黃種人”，有時甚至等同於“豬仔”“畜生”。
就這樣，隨著東亞傳統封建帝國的衰落、西方人對全世界的控制越發深入，以及19世紀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擴散，西方人不自覺的就認為，人類社會也是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適用於叢林法則的“動物世界”。強者必然凌駕於弱者之上，所以，帶有歧視色彩的“黃種人”稱呼便在東亞社會傳播開來，中、日、朝三國人民也不得不無奈的去接受這一稱呼！
因恐懼而生的“黃禍論”激發了西方人對於東方人的偏激認知
物極必反，到了谷底必然會出現反彈。當時間進入19世紀末，東亞各國開始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理論，開始逐漸地用西方的技術和社會制度去追趕西方的腳步，國力開始恢復。晚清的洋務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使得中日兩國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與西方抗衡的資本。
但是很不幸，中日之間沒能攜手共進，而是爆發了中日間的大戰——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一蹶不振，而日本卻一躍成為了亞洲的代表，開始了其疾風驟雨般的西化進程，代表亞洲新崛起的勢力，與西方進行對抗。
隨著日本國勢的不斷崛起，以及華人、日裔被做為廉價的勞動力，迅速的輸向美洲、歐洲及大洋洲等地。勤勞節儉的東亞勞工們，擠佔了大量當地人口的就業機會，使得西方社會對東方面孔產生了厭惡和恐慌。19世紀末西方開始盛行“黃禍論”，西方人認為，東方人口眾多，生育率極高，生存的適應能力又很強，長此以往發展下去，東方的黃種人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成為西方世界的嚴重威脅。
俾斯麥下臺後，推行“世界政策”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爭霸世界的理論，其理論基礎便有一部分是來自於“黃禍肆虐論”，所以，這也成為了德國在20世紀初不斷慫恿同為白人的沙俄與日本作戰的原因之一。但眾所周知，日俄戰爭中，黃種人的日本打敗了白種人的沙俄，這一始料未及的戰果，又使得黃禍論在西方更加盛行了。
除此之外，當時坊間還盛傳在甲午戰後，中日之間可能建立某種形式上的同盟。這在日本學者狹間直樹的著作《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中有所介紹。甲午戰後，日本各界興起了如“振亞社”、“亞細亞協會”以及“東亞同文會”等旨在聯合中、朝，共同對抗西方勢力的組織。尤其是東亞同文會的成立（1898年11月東亞會與同文會合併成立了東亞同文會），對於戊戌變法失敗後，對逃亡者梁啟超等人的救助，以及其旨在“保全支·那，幫助支 ·那改善”等政治主張等，明確的“扶清興亞”的政策，也使得西方產生了中、日即將走向聯盟的印象，試想日、清這兩個東亞大國的團結一致，對於西方殖民者來說可謂巨大打擊。
可惜，同盟並未實現，之後的歷史中，中日之間更是爆發了嚴重的東亞“大內鬥”（抗日戰爭）。不過黃禍論到了二戰還是一直存在的，並未因中日的反目而消失。二戰中美國的羅斯福都曾說過：“如果中國投降了，日本將武裝上百萬的非基督徒殺向西方。”可見西方人對於東亞人的恐懼，在20世紀40年代還是那樣的強烈！
後記
二戰結束後，以意識形態對立為主題的冷戰成為了世界關機關係的主要矛盾。在冷戰的掩蓋下，黃禍論逐漸的消退了一些。但是，西方白種人這種對於東亞族裔的一種發自內心的鄙視，和麵對日益強大的東亞各國對其原有的、由西方人制定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而產生的恐懼感長期並存，導致了進入現代後西方人對東亞人產生了一種即歧視有懼怕這樣一種奇怪的心態，而且久久無法消散。
戰後，50年代，日本的重新崛起並迅速在80年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老二”。60年代，韓國的“漢江奇蹟”使得韓國成為“亞洲四小龍”中“最強大的一條小龍”。更要命的是東方的巨龍中國甦醒了，在鄧小平的帶領下開啟了改革開放，一心發展經濟的道路，經過近40年的韜光養晦和臥薪嚐膽的建設，如今的中國已是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二的社會主義工農業強國。東亞三國的經濟總量和軍事力量，已經成為了世界格局中的“一極”
如今的東亞世界，已經今非昔比，東亞各國的民眾，也以較之其祖輩、父輩們，以更加自信的姿態站在了世界的舞臺上。但是，西方人的“黃禍論”並沒有因為東亞各國的強大而減弱，相反，在某些國家和個別人心中反而有所增強。
面對新冠病毒的肆虐，東亞各國高效的社會動員能力、以及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使得在阻擊疫情蔓延的“戰役”中，取得了相較於歐美國家更為成功的效果，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西方又能脫口而出：這是“黃種人的病”這種論調，不禁又讓人們想起了塵封的歷史、想起了那段東西方之間的激烈鬥爭的歲月、更引起了我輩對於新時代下，東西方文化交流中隱藏的更為深邃、複雜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