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
紀昀（jǐyún）(1724-1805)，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又因其北京虎坊橋寓所有一巨大太湖石，故又稱孤石老人。清直隸獻縣(今河北省滄州市滄縣崔爾莊)人。其高祖紀坤，字厚齋，系明末人。其父紀容舒，字遲叟，清康熙五十二年思科進士，曾供職刑部和戶部，做過雲南姚安知府，和故稱姚安公。鞽有《唐韻考》、《杜律疏》、《玉臺新詠考異》等。容舒凡三娶，原配安太夫人生卓(字晴湖)繼朽張太夫人無出，又繼配張太夫人之妹生前不見古人逝於清仁宗嘉慶十年二月十四日，終年八十二歲。死後葬於崔爾莊南，北村。其妻馬伕人，共有四子三女：長子汝佶。乾隆乙酉舉人，早逝，有《半舫詩鈔》留世；次子汝傳，曾任九江府通判和江寧府同知；三子汝似，曾任廣東縣丞；四子汝億。長女嫁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雅雨)之孫盧蔭文(舉人)；次女嫁內閣中書，軍機章京袁煦；三女許婚戈源之子，年十歲未嫁而死。另有一孫十一人，其孫紀樹馨，廕生，官弄部雲南司郎中，宜昌府知府。紀昀生於清雍正二 （1724）六月，卒於嘉慶十年（1805）二月，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享年八十二歲。因其“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嘉慶帝御賜碑文），故卒後諡號“文達”，鄉里世稱文達公。
紀昀祖籍為應天府上元縣，傳其家為紀家邊。明永樂二年（1404），奉命“遷大姓實畿輔”（乾隆《獻縣誌》），始遷來獻縣，入安民裡四甲籍，卜居獻縣城東九十里之景城鎮。到紀曉嵐，北遷已十四世。有據可考，自紀曉嵐上推七世，都是讀書人。高祖紀坤（1570—1642），庠生，屢試不第，有詩名，著有詩集《花王閣剩稿》。曾祖父紀鈺（1632—1716），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後入太學，才學曾受皇帝褒獎。祖父紀天申（1665—1732），監生，做過縣丞。父親紀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刑部屬官，外放雲南姚安知府，為政有賢聲。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時，尤長考據之學，著有《唐韻考》、《杜律疏》、《玉臺新詠考異》等書。至紀容舒，紀氏家道衰而復興，更加重視讀書，遺訓尚有“貧莫斷書香”一語。紀曉嵐為紀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於這樣一個世代書香門第。
紀曉嵐兒時，居景城東三里之崔爾莊。四歲開始啟蒙讀書，十一歲隨父入京，讀書生雲精舍。二十一歲中秀才，二十四歲應順天府鄉試，為解元。接著母親去世，在家服喪，閉門讀書。他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勤奮好學。博古通今。正如自謂的“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騁。”他襟懷夷曠，機智詼諧，常常出語驚人，妙趣橫生，盛名當世。
三十一歲考中進士，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任編修，辦理院事。外放福建學政一年，丁父憂。服闋，即遷侍讀、侍講，晉升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貴州都勻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為侍讀學士。同年，因坐盧見曾鹽務案，謫烏魯木齊佐助軍務。召還，授編修，旋復侍讀學士官職，受命為《四庫全書》總纂官，慘淡經營十三年，《四庫全書》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種，79309卷，分經、史、子、集四部。
紀並親自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二百卷，每書悉撮舉大凡，條舉得失，評騭精審,論述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為代表清代目錄學成就的鉅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實際上是一部學術史，對每一部書和源流、價值等都作了介紹。它成為後來學者研究這些古書的一個切入點。很多大學者都承認，他們是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手作學問的。同時，還奉詔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礎上，精益求精，編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為涉獵《四庫全書》之門徑，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書。《四庫全書》的修成，對於蒐集整理古籍，保存和發揚歷史文化遺產，無疑是一重大貢獻。紀曉嵐一生精力，悉注於此，故其他著作較少。《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毫無疑問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紀昀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絲毫不可忽視。以《總目》而言，全書行文風格一致，思想主旨貫通，都昭示了紀昀“筆削一貫”的重要作用。四庫館總閱官朱珪在紀昀墓誌銘中寫道：“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張維屏《聽松廬文鈔》雲：“或言紀文達公（昀）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餘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一手裁定”、“一手刪定”、“一手編注”《總目》或者說紀昀“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都說明紀昀對《總目》所傾注的心血得到時人和後人的公認。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紀昀的學術文化思想就不是什麼無本之木了。正如黃雲眉所言：“就形式觀之，《提要》似為多人心血之結晶品，其實此書經紀氏之增竄刪改、整齊畫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和一手刪定的《總目》問世以來，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讚譽。阮元說：“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紀昀）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學術價值還使得這部大著的文化影響歷久不絕。晚清張之洞對讀書士人談到：“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對該書有精深研究的餘嘉錫說：“《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為讀書之門徑，學者舍此，莫由問津。”他還談到清朝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將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對《總目》的缺點多有指摘，但也承認自己“略知學術門徑，實受《總目》之賜”。
紀昀在四庫館修書十年，“自始至終，無一息之間”，其辛勞不言而喻，卻也是人生收穫頗豐的十年。他既為恰逢“王事適我”的歷史機遇而欣慰，又為“期於世事有補”願望的實現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題校勘四庫書硯》詩中所云：“檢校牙籤十餘萬，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曾讀人間未見書”只是一個表象，紀昀和他的同仁們為中國學術文化樹立的一座豐碑才是看不見的永恆！在主編《四庫全書》期間，紀曉嵐由侍讀學士升為內閣學士，並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閣事，甚得皇上寵遇。接著升為左都御史。《四庫全書》修成當年，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乾隆帝格外開恩，特賜其紫禁城內騎馬。嘉慶八年（1803），紀曉嵐八十大壽，皇帝派員祝賀，並賜上方珍物。不久，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兼國子監事。
紀曉嵐一生，有兩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舉，二是領導編修。他曾兩次為鄉試考官，六次為文武會試考官，故門下士甚眾，在士林影響頗大。其主持編修，次數更多，先後做過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校官、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勝國功臣殉節錄總纂官、職官表總裁官、八旗通志館總裁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人稱一時之大手筆，實非過譽之辭。紀曉嵐晚年，曾自作輓聯雲：“浮沉宦海同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堪稱其畢生之真實寫照。他六十歲以後，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禮部尚書。紀曉嵐卒後，築墓崔爾莊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員，到北村臨穴致祭，嘉慶皇帝還親自為他作了碑文，極盡一時之榮哀。
文學
紀曉嵐天資穎悟，才華過人，幼年即有過目成誦之譽，但其學識之淵博，主要還是力學不倦的結果。他三十歲以前，致力於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姑妄聽之》自序），加之治學刻苦，博聞強記，故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其學術，“主要在辨漢宋儒學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紀維九《紀曉嵐》），主持風會，為世所宗，實處於當時文壇領袖地位。紀曉嵐為文，風格主張質樸簡淡，自然妙遠；內容上主張不夾雜私怨，不乖於風教。看得出，他很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效果。除開其階級侷限外，其在文風、文德上的主張，今天仍不失其借鑑價值。紀昀對於文學的批評﹐主要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與若干書序(如《愛鼎堂遺集序》﹑《香亭文稿序》﹑《雲林詩鈔序》﹑《田侯松巖詩序》﹑《挹綠軒詩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詩鈔序》等)﹐另有《文心雕龍》評和《李義山詩集》評。他的文藝批評標準﹐雖仍不脫“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儒家傳統見解﹐但不甚拘泥﹐較為通達。承認“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詩日變而日新”﹐認為文學的演變取決於“氣運”和“風尚”﹐強調後代文學對於前代文學既應有“擬議”又要有“變化”。在藝術風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對“門戶”﹐反對“舍是非而爭勝負”的朋黨之習。紀昀晚年主持科舉會試時﹐曾以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內容出題策士﹐實為創格。紀曉嵐以才名世，號稱“河間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庫全書》。只有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和一部《紀文達公遺集》傳世,十卷《評文心雕龍》、六十三卷《歷代職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紀略》、《鏡煙堂十種》《畿輔通志》、《沈氏四聲考》二鄭、《唐人詩律說》一冊、《才調集》、《瀛奎律髓》評、《李義山詩》、《陳後山集鈔》二十一卷、《張為主客圖》《史氏風雅遺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紀氏家譜》等。他還參與編選、評點其它一些書籍，也參與了另外一些官書的纂修。。《閱微草堂筆記》共五種，二十四卷，其中包括《灤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四卷，《槐西雜誌》四卷，《姑妄聽之》四卷，《灤陽續錄》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慶三年（1798）陸續寫成。嘉慶五年（1800），由其門人盛時彥合刊印行。本書內容豐富，醫卜星相，三教九流，無不涉及，知識性很強，語言質樸淡雅，風格亦莊亦諧，讀來饒有興味。內容上雖有宣傳因果報應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銳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揭穿了道學家的虛偽面目，對人民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對人民的勤勞智慧予以讚美，對當時社會上習以為常的許多不情之論，大膽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在藝術上﹐文筆簡約精粹﹐不冗不滯﹐敘事委曲周至﹐說理明暢透闢﹐有些故事稱得上是意味雋永的小品﹔缺點是議論較多﹐有時也不盡恰當。此外﹐評詩文﹐談考證﹐記掌故﹐敘風習﹐也有不少較為通達的見解和可供參考的材料。不失為一部有很高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的書籍。當時每脫一稿，即在社會上廣為傳抄，同曹雪芹之《紅樓夢》、蒲松齡之《聊齋志異》並行海內，經久不衰，至今仍擁有廣大讀者。魯迅先生對紀曉嵐筆記小說的藝術風格，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託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中國小說史略》）。其《紀文達公遺集》，是紀曉嵐的一部詩文總集，包括詩、文各十六卷，為人作的墓誌銘、碑文、祭文、序跋、書後等，都在其中。此外還包括應子孫科舉之需的館課詩《我法集》，總之多系應酬之作。另外，二十歲以前，在京治考證之學，遍讀史籍，舉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為學者掌握和熟悉中國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紀曉嵐也是很有見地的，惜為其文名所掩。他認為，“教民之道，因其勢則行之易，拂其勢則行之難”。主張“酌乎事勢”，趨利避害。也就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因勢利導。其目的在於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決橫流，出現明末農民大起義那種局面。紀曉嵐的家族，在明末動亂中經受過嚴重的挫折和打擊。紀曉嵐重視民情，因勢利導的主張，不能不說是一種經驗之談。同時也說明，他對當時在“盛世”掩蓋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看得比較尖銳。正是由於這一點，他對民間疾苦比較關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嚴重水災，盜賊蜂起，大批饑民擁入京師就食，秩序十分混亂，大有乾柴烈火，一點就著之勢。紀曉嵐看到這種情勢，急忙向皇帝上疏陳情，剖析利害，奏請截留南漕官糧萬石，到災區設粥放賑，京師饑民不驅自退，社會秩序安定下來。雖然其主觀上是為了維護朝廷統治，但在客觀上幫助災民度過了饑荒，不能不說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勢”，因勢利導，在理論上就不能不起來批判宋儒之苛察。自從宋儒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以後，流毒明清，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程朱理學成了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一些道學家只會空談義理性命，一遇實際問題，就茫然如墜五里霧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紀曉嵐對道學家的迂腐和虛偽十分痛恨，其冷嘲熱諷，但有機會，一觸即發，措詞也相當尖刻。在《閱微草堂筆記》的一則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會疾呼道：“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在他八十歲那年，還挺身而出，就烈女範疇問題向程朱理學展開了一場挑戰。有司規定，婦女抗節被殺者為烈女，予以旌表；而對“捆縛受汙，不屈見戕”者，不以烈女視之，例不旌表。紀對此大不以為然，以為純屬道學家不情之論。他公然鄭重上表稱：“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經他慷慨陳詞，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區別，予以旌表”。紀曉嵐無疑是勝利了。這雖然是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爭論，但在如何看待婦女這個社會問題上，當時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曉嵐二十四歲時，考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三十一歲中進士。他才華橫溢，文思敏捷，勤奮好學。博古通今。正如自謂的“抽黃對白、恆徹夜構思，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騁。”他襟懷夷曠，機智詼諧，常常出語驚人，妙趣橫生，盛名當世。很得清高宗乾隆皇帝的賞識。他終身功名事業，充滿艱難曲折，在居官五十多載中，曾任山西鄉試正考官、公試同考官視學福建，主持閩省院試。又遷任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直至協辦大學士，加入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
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紀曉嵐受命為總纂官。此項工作先後歷時十九年，終於總纂完成了鉅著《四庫全書》。該書分經、史、子、集四部七萬九千九百三十七卷，抄寫七部，藏於文淵、文溯、文源、文津、文匯、文宗、文瀾七閣。此書被稱為中華民族的瑰寶。在總纂該書過程中，他還用了八年時間，為該書所括的一萬餘部書籍，精心撰寫了二百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被我國著名文藝評論家孫犁贊為“這是一部非常偉大的學術著。”
除此這外還撰寫了《閱微草堂筆記》、《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三十二卷《紀文達公遺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詩賦)、十卷《評文心雕龍》、六十三卷《歷代職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紀略》、《鏡煙堂十種》《畿輔通志》、《沈氏四聲考》二鄭、《唐人詩律說》一冊、《才調集》、《瀛奎律髓》評、《李義山詩》、《陳後山集鈔》二十一卷、《張為主客圖》《史氏風雅遺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紀氏家譜》等。他還參與編選、評點其它一些書籍，也參與了另外一些官書的纂修。
總之，紀曉嵐一生才華和學術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給自己寫過一道詞，其中兩句：“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就是他一生真實的寫照。紀曉嵐不僅在清代被公認為文壇泰斗，學界領袖，一代文學宗師，就是在中國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見的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