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一些人不集中精力应对疫情，反倒起哄要求向中国“索赔”。
3月16日，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宣称，中国要为美国疫情“买单”；接着，3月18日，美国律师、前司法部检察官克莱曼（Larry Klayman）发起集体诉讼，要求中国赔偿20万亿美元；4月5日，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也妄称，中国已违反国际法，英国应向华索赔3510亿英镑。
对于这种“索赔论”，当地时间4月14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媒体线上采访时表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流传的所谓“因新冠病毒而向中国索赔”的说法令人“毛骨悚然”，是不可接受的。
对于拉夫罗夫的言论，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我们对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表示高度评价”。
赵立坚还说，在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媒体、一些人歪曲事实，制造和散布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实之词。作为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将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阻力。
他又强调，中方愿继续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加强国际防疫合作，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赵立坚的这番回应，既直接又间接，借评价俄罗斯外长的话，来表明中国立场。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也是这段时间以来，外交部第一次回应“索赔”论。
事实上，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有两位记者就所谓“追责论”提问。“追责论”或许比“赔偿论”的负面影响和实质危害更大。
继拿“武汉病毒”说事后，美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批评中方没有及时通报新冠肺炎疫情，并表示应在合适时机对有关方面追责。
对此，赵立坚今天回应称，近来美方官员不断散布类似不实言论，对此中方已经详细列举事实，全面戳穿了美方谎言。我们奉劝美方官员把精力用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上，而不是试图到处“甩锅”、转移视线，这只会欲盖弥彰，无助于缓解美国国内的疫情，而且严重干扰中美抗疫合作、损害两国关系。
除了蓬佩奥在嚷嚷“追责”，昨天，一家负责为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筹款的委员会发出募资请求，呼吁民众支持特朗普连任以帮助其向中方追责。
赵立坚说，有关言论完全不负责任。疫情是人类的公敌。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是受害者，不知道“赔偿论”、“追责论”从何说起？世界卫生组织多次表示，污名化比病毒本身更危险。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通过梳理发现，早在3月28日，以色列驻华大使何泽伟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就表示：欧洲、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都暴发过疾病，仅因为疫情在中国暴发就让中国承担责任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抗疫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如果中国没有阻断疫情，全球的情况会更糟糕。他们在前线，他们不仅是为了中国战斗，他们想减少病毒的传播。
而针对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报告，央视记者近日联系英国首相府询问政府的表态，唐宁街作出这样的回复：
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新冠肺炎病毒是全球性挑战，各国齐心协力应对这一共同威胁至关重要。英国政府正与国际各国紧密合作，保护公民免受虚假信息的侵害，使人们获得真实的信息来保护自己，挽救生命。
英国政府发言人的回复，没有直接指明该报告，却非常巧妙地表示，英国将与“其他国家”紧密合作避免“虚假信息”，保护生命才是当务之急。
可以说，抗疫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头等大事，而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团结一致，人类才能取得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各国政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仅靠传播虚假信息，对挽救生命、抗击疫情于事无补。
那么最后，从法律上来说，“索赔论”“追责论”能站住脚吗？
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国家高端智库）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肖永平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所谓“索赔”的主张在国际法上完全站不住脚。
肖永平认为，第一，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尚待确定，国际法上也无病毒起源地国家责任的任何规定。即使未来确定了病毒起源地，既无法律也无先例要求病毒起源地国承担其他国家的防疫损失。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其产生具有偶然性。从本质上说，突发大规模流行疾病疫情，属于世界公共卫生事件，在法律上属于“不可抗力”，因而不存在疫情首发国的“国家责任”问题。例如，在2009年“猪流感”全球大流行中，美国被确定为病毒来源地，墨西哥是疫情首发地，美国未要求墨西哥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国家也未要求美国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和“不作为”的客观事实。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并尽力为各方提供援助。国际社会的公论是，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正是由于中方采取强有力防控措施以及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才为国际社会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
第三，根据国际法，国家责任的产生，在受害国的损失和责任国的不法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中国对美国没有实施国际不法行为，中国的防疫行为与美国可能的损失之间也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此外，尽管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缔约国只负有向世卫组织通报的义务，中方还是及时并持续向美方作了通报。美国很早就获知中国的疫情信息，并一直获得持续的更新信息，完全有机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控疫情。“中国责任论”只是美国个别政客的“甩锅”“推责”。
值得一提的是，12日，美国传染病专家、白宫疫情工作组成员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节目采访时说，“假如我们更早行动的话，毫无疑问结果会好一些，会拯救更多生命。”此外，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2月21日就向特朗普建议，应该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政策，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一直遭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