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春天出现在唐朝，与“科举制度”的施行与培育有最大最紧密的关系，也与唐朝的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秦汉的历史地位，属于大一统帝国的创始和实验阶段，而唐，则是帝国体制成熟阶段。
秦朝统一后，由于帝国体制都还处于摸索阶段，特别是帝国的基层管理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属于“空心化”帝国，上层建筑很好很完整，但基层失去统治力，导致出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应者云集”的现在。
汉朝直接就是秦帝国的延续。帝国体制及落实，都处于试验当中，特别是帝国统治所需要的专业的官僚人员，一直处于严重的“缺货”状态，所以汉朝施行“举孝廉”、“征辟制度”，“太学”教育制度等，但都不能满足管理需要。东汉末曹操甚至用了“唯才是举令”。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却又使政治走上豪门政治体制，严重制约了寒门士族政治的可能。
等到了隋朝，炀帝开始的“科举选拔制度”，开创性地解决了帝国官僚体制人才的选拔制度、流程、和人员需求问题。
而“科举制度”在给学子们一个光明的前程的过程中，还设置了诸多的福利制度等待着他们去拿。比如考中秀才免除徭役，可入公学免费学习；中举人可免除赋税，中进士可做官，自然家属也就免除徭役赋税了。
所以，“科举制度”不是一定都能做官的，但中举人后，做个富家翁，也是可以的。所以正是因为有诸多的“科举福利”，“科举制度”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但一项制度的推行，到基层人民都接受，并且获得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是需要用时间去灌溉的。从隋炀帝开始施行，到唐朝建立一个富强的帝国，给人民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以及少数文化人的出现，并获得政治上成功作为典范，进而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科举制度”的学习中去，都需要时间。
所以，初唐时期，出现的诗人很少，而且还限于贵族身份，如“房玄龄魏征”等人，包括李世民李渊都是。
等初唐四杰出现的时候，他们的身份都是底层人民的代表，也就意味着，诗歌的春天即将到来，因为他们背后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寒门世子出现在诗歌的盛会上。
初唐只出现了“四杰”，继而，到盛唐时期，诗人如雨后春笋般地喷薄而出，这个时间是唐朝建国90年左右。
这也意味着，经过百年时间左右的灌溉，文化已经成为基层人民群众乐意接受并引以为豪的事业了。而且，“科举制度福利”也已经兑现，“士族政治”已经成为明确的政治方向。所以，成为文化人就几乎成了所有人的追求。而诗歌，则是文化人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
而且政府的倡导，高层文化人的身体力行，也使诗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化符号。
而在汉乐府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诗歌，则呈现出多样化，继而将魏晋时期的质朴浑厚风格多样化，也是春天的一种象征意义。
所以，诗歌的春天出现在唐朝，是“科举制度”的花结出来的一种果实，是时间和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恰好也由此而奠定了“儒学+政治”的并轨路线，使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与士族共天下”成为惯例，并由此将“宗教政治”的可能性彻底消除（这是另外的话题，在这里可以省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