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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关于“鲍某明被指性侵”的案件，引爆了不少人关于未成年人侵犯的愤怒。
事件一波三折，看的人心里发慌。
虽然目前已经立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通知会对这一案件进行督导。
但能不能查明真相，能不能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大家心里都没底。
谁来为未成年人发声？谁又能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
01
她是法律援助律师
她一直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
她叫郭建梅，来自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从业多年来，多次为妇女及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被业内人称为“中国女性公益律师第一人”。
她帮助过因为不堪忍受家暴，杀掉丈夫的家庭妇女李彦。
按照当时的法律，李彦必死无疑。
当时没人愿意接这个案子，郭建梅接了。
她知道这些年李彦遭受的苦痛，常年被家暴，身上留着烟头烫伤的疤痕，手指也被剁掉了一根。
维权路上，不少人都跟她说，李彦杀了人，没救了，可她不放弃：
“她是杀了人，但要看看她为什么杀了人！”
她在网上发起了避免死刑的联合署名活动，最终，李彦免除死刑，被判死缓。
她拯救过被丈夫挖掉右眼的小夏。
26岁的小夏，原本有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2004年与本市农民牟某结婚，同年11月生下一子。
谁知就在产后的第十七天，丈夫牟某提出要与她同房。她以身体未康复为由拒绝，牟某一气之下，竟顺手抄起一把螺丝刀，将还在月子期间的小夏右眼挖出。
“我都能听到神经断裂的声音”，小夏后来回忆说。
一瞬间，小夏的天塌了。
可在维权的过程中，丈夫却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免遭法律追究。
得知真相后的郭建梅，迅速和团队组织各种捐款活动，为小夏换上了最好的冰晶石义眼。
她还解救过被“困”在工厂的女工们。
那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女工，她们被困在工厂里，没有工资，只扔给她们过期的方便面。
生病了也没人管，工厂门口的两条大狼狗，一直在门口守着，想逃都逃不出去。
郭建梅取证过程中
侥幸跑出的女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申请法律援助，她找到了郭建梅。
从此，郭建梅开始了漫长的取证过程。
整整三年，她东奔西走，四处取证，被不少人拒之门外，还差点被狗追着咬。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这场案子获胜了，郭建梅为25名女工争取到了工资和赔偿金。
除此之外，她还接手过不少案件：
“结婚十月被丈夫家暴致死”案；
“山木集团总裁强暴数名女员工”案；
“农村土地克扣女性赔偿金”案；
……
02
逃离了重男轻女的环境后
她希望帮助更多弱势群体摆脱困境
这些年，为了帮助更多的女性维权，郭建梅付出了不知多少精力。
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因为不赚钱，有时还得贴钱打官司，在中国，公益律师的数量少之又少。
2019年登记在册的人数只有区区289名。
他们的救助对象，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社会背景，有的人连证据都没能保存下来。
很多案件往往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暗中势力盘根错节，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对方挖好的陷阱。
更重要的是，从事这一行的律师，大都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压力大、事情多、收入低，成了公益援助律师们的现状。
很多人都说，这就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这份差事有多苦，郭建梅心里也知道，可自从踏上这一行到现在，她已经坚持了整整25年了。
不敢放弃也不能放弃，因为她知道，自己坚守的意义有多大。
这样的坚持，跟她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她生长在河南一个重男轻女的村庄里。
那里有早早辍学的女孩，有因家暴致死的女性。还有她的祖母，
这些事带给幼小的她极大的冲击，在那里，她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
她想逃离那个地方。
大学填报志愿时，她一股脑的都填报了北京的学校，并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从此远离故乡。
毕业后，她在司法部研究室待过，还去全国妇联担任过法律顾问，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当过《中国律师》杂志社的编辑记者。
一直在和法律打交道。
可虽然一直从事相关工作，也频繁接触不少弱势的、被欺凌的女性群体，但她始终没有找到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个群体，为她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直到1995年，机会来了。
当时，郭建梅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
一入场她就震惊了，原来自己心中幻想过无数次的事情，已经有这么多人身体力行的走在了前列。
她觉得自己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她知道要做的就是这件事！
大会结束后，郭建梅和会上的好友们合作建立了一个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他们打算帮助弱势群体打官司。
后来，又创办了千千律师事务所。
03
公益援助律师这条路很难走
但再难也不能放弃
确定了方向，意味着打开了这扇大门。
她没想到的是，理想很丰满，往后的路却千难万阻。
辞掉稳定工作，断了社保，没了收入，家人质疑她。
缺少资金来源，只靠着每年几万块钱的基金资助，她交不起房租。
没有知名度，更是无人问津，想帮别人打官司，却没人肯相信他们。
日子过得很煎熬。
直到半年后，靠着发传单，贴小广告，有了更多人了解他们后，才慢慢有人找上门来，请求他们帮助自己。
但很多时候，结果都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她接待过一位伤痕累累的母亲。
她的儿子是被打死的，为了给儿子鸣不平，母亲跑遍了当地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她一个人前往北京寻找最后的生机。
没想到北上途中，她被一辆大巴撞得满身骨折，眼睛也被手术摘掉一只。
虽然最终判定大巴负全责，但她只拿到了三万块存款。
更悲惨的是，这仅有的三万块钱也被人偷走了。
她被安置到收容所里，在那里，她知道了还有法律援助这条路可走。
抱着最后的希望，她找到了郭建梅。
同情她的遭遇，也想尽快帮她伸张冤屈，郭建梅跑了不知道多少地方取证，还写下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可惜，最终还是败诉了。
有法官问她说：你怎么代理这样的案子，你是律师吗？
她不服气，反问道：这不就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吗？
全国有14亿人，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有几个呢？
遭受不公对待，有冤不能伸的弱势群体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有时接了别人眼中“不该接”的案子，她会遭受威胁、恐吓，逼迫她停止追究。
可即便这么难，她也从未想过放弃。
在她眼里，自己也是弱势群体，但正是弱势的人，在做强势的事。
她还知道，自己很多人心中唯一能依靠的对象，是他们心中的明灯。
哪怕案子败诉，她也绝不能倒下。
哪怕没有办法找到更有利的证据打赢这场官司，她也要坚持为她们发声。
就像这次的李星星一样。
在《南风窗》的采访中，早在14岁第一次遭受侵犯时，李星星曾经在网上查过自己为什么会痛。
在一位老奶奶的指引下，她选择了报警，叙述了被强暴的经过，还提供了“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等很多线索。
她是勇敢的，遗憾的是，没有人重视这件事。
她再三的给警察局打电话，一次又一次被搪塞过去。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背后是怎样一股势力让李星星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三年来报案未果。
但我们知道，这绝不是一个个例。
在李星星的背后，有多少未成年人遭受侵犯却无法说出口？
又有多少女性遭受暴力却无处咨询？
还有多少弱势群体，一次又一次面对不公的对待，只能选择沉默？
还好有郭建梅这样的人在，有这群公益援助律师们在。
有她在，那些走投无路，只能用沉默，甚至以自杀来摆脱掌控的女性，心中就能燃起一盏明灯。
因为她们信任她，也因为她值得她们信任。
04
25年，12万人，4000多起案件
是她和团队共同的付出
从事法律援助这些年，郭建梅和团队累计为12万人提供无偿法律帮助，其中有关妇女权益的案件，高达
这不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它的背后关系着5000多个家庭能否和睦，关系着更多的女性能否被真正看见。
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仅靠几名公益援助律师，完全弥补不了这个缺口。
他们也转变过思路，出版过书籍、举办过公益活动，不断推动公益律师群体和女性维权运动的发展。
因为在公益事业上的突出贡献，2019年，她被评为“诺贝尔替代奖”（又称正确生活方式奖）得主。
现在，在律师事务所相对稳定后，她还将法律援助的范围由女性扩展到了残疾人、老年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还开设了女工普法工作坊。
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更多人
在他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对
就像这次的李星星一样，哪怕报警三年未果，她依然选择说出真相，直到真正的被人看见。
我们希望，这次李星星的案件，能在舆论的监督下，在公益援助律师的介入下以及在最高法的督导下真相大白。
正义虽然迟到了，但迟到的正义，也能照亮未来很多女孩的路，让她们不再畏惧，不再被侵犯。
只有更多的人重视这件事，才能让她们真正生活在属于自己的阳光下。
而为这件事不断奔波的郭建梅，今年已经60岁了，为公益事业埋头苦干25年，她还依然坚守在一线。
她崩溃过，也想过放弃。甚至还有人质疑她，说她是故意炒作。
但她都认了，也挺了过来，因为在她眼里：
“这是一件比太阳还光辉的事业，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意义。”
谢谢郭建梅的坚守，也谢谢那些在公益事业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更多人！
本文系益美传媒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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