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小二述哲文
图/网络
《清平乐》一经上映，便引来网友的阵阵惊叹，一方面，这部剧确实十分用心，在人物服饰上，甚至是身上的小饰品，都力求还原历史，光凭这种在细节上下足本钱的“真诚”，就足以说服我们期待《清平乐》这部剧接下来的剧情。
从《清平乐》这部剧中，我们也大抵了解了一下宋仁宗时期的北宋风貌。但是，大家知道吗？历史上，北宋之前，可是经历了一地鸡毛一样稀碎的年代-----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只有短短的五十年，却属后人公认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这种黑暗深入骨髓，给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带来了巨大伤害。
宋朝初年，北宋的风气多少还是受了些五代十国的影响，比如当年真宗就被鼓动进行劳民伤财的封禅。但是到了宋仁宗时期，也就是《清平乐》这部电视剧所处的历史背景，北宋社会的文化、经济等又呈现出一个直线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文化，一大波了不得的人物涌现，比如范仲淹、王安石、程颢、程颐等等。北宋可能不是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但是该时期的文化，绝对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高峰。
那么，经历了黑暗的五代十国，文化、经济、政治等都深受打击，北宋君主凭借着什么让这么一个看上去积贫积弱的王朝安然延续百年之久，并让五代十国时几近断裂的文化重新衔接，并再一次达到高峰，而且还能让北宋的百姓生活得相当富裕？观察北宋君主的处世之道，我们大抵可以看出一个字“畏”。因为心中有“畏”，所以才能格外“包容”。
1、从春秋战国齐的稷下学宫，看北宋的“崛起”：包容不同的声音，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要因素
北宋是一个看上去十分矛盾的王朝，百姓生活富足，明明有盛世之景，却又时刻被邻国强敌威胁，岌岌可危已然常态。但是，就是这种时刻处于岌岌可危的紧迫之中，北宋的富裕，才是一个惹人思考的话题。
一个富裕的年代，文化一定会高速发展，某种程度上说，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支持文化灿烂发展的基石。而文化的发展，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是什么促成北宋在经历五代十国这般黑暗年代以后，依旧能够快速发展他们的文化和经济？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北宋掌权者对士大夫的宽容，当属主要原因。
在历史上，凭借着对“士”的宽容，一跃成为文化中心，并成功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争霸，齐国不仅一开始是春秋五霸之一，即便是在战国时期，也有段相当长的时间属于诸侯国中的强国，若不是后期齐闵王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这统一天下的霸主是秦君还是齐君，就未可知了。
齐国，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耀眼的明星，它的文化和强大经济实力、国力等等，曾让其它诸侯王望而却步。齐国有什么秘诀吗？其实我们观察一下就能发现，让齐国如此强大的主要原因，是齐国历代君主的“礼贤下士”。齐国一直便有“养士传统”，更是在战国时期建立了稷下学宫，“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
而稷下学宫的学者们，不仅可以享受齐国君主提供的优厚待遇，还能“议论”齐国国事，这里的议论，更倾向于“批评”。或者换句话，齐国花重金招揽天下名士，甚至创办了稷下学宫，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便是让齐君在众多“名士”的批判议论中，及时改正自己在政务上出现的问题；一个呢，也是让齐君得以和众名士们议论一些重大问题，商量对策。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齐国君主对于“士”十分友好，也很宽容，不仅好吃好喝养着，而且还虚心听取批判，批评对了有赏，批判错了也不会被罚，在这样的风气之下，齐国想不强大都难。只可惜，到了齐闵王时期，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仅不听取稷下学宫先生们的劝说，一个不开心，甚至还动了杀心，以至于稷下的人才最后走了大半，甚至有不少名士去了秦国，为秦国统一天下做了不小的铺垫，而齐国也自此走向衰败，最后被秦吞并。
可见，春秋战国时期齐的富庶与强大，与齐国历代君主“礼贤下士”有重要关系。齐国多位君主鼓励“士”议论朝政，提出批评意见，齐国对“士”是十分宽容的。
无独有偶，我们回到北宋。北宋虽然经历了几乎把经济、文化、政治等等毁于一旦的五代十国时期，但是却成功恢复民生，而且还把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什么？因为北宋君主对“士大夫”的宽容。
北宋时期有三条太祖立下的家法，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条“家法”，被宋朝历代君主恪守，这无疑极大程度上抬高了“言事官”的地位。所谓的“言事官”就是“谏官”，主要职责就是给君主提意见的，他们的“功能”就类似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士”们给齐王提意见一样。
也就是说，北宋时期，对“士大夫”这类人议论朝政的容忍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北宋本来就有养士的风气，这便进一步鼓励了士大夫人格精神的提升。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下，士大夫们可以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看法。
国君能听到更多批评意见，而且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相当大限度的包容心，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大抵也不会太差。毕竟，以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前车之鉴，我们不难看出，真正腐坏一个国家根基的，是容不下多样声音的“刚愎自用”。而北宋也以实际告诉我们，包容不同的声音，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要因素
2、包容氛围下的盛世隐忧，激发北宋士大夫改革精神，也进一步刺激国内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同时，北宋民间虽然生活比较富裕，但是却时刻面临外敌，这种盛世之中的危机感，再搭配北宋对士大夫议论朝政的包容氛围，士大夫之中涌现出了许多忧国忧民之辈。北宋年间，无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在这种忧国忧民高尚的情怀中，北宋的文化和经济，也一并被推向高峰。
而对于北宋时期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要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抵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我们来整理一下思路，首先，北宋比较富裕，民间百姓生活富足，但是，北宋却很“弱”，弱在哪里？北宋的“弱”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如此富裕的北宋，在军事上却这么弱，那么处于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们，便不自觉会在盛世之中时刻为国家之岌岌可危而忧心。
这种在盛世中的亡国之忧本也不是说一定会激发有才之士的改革精神，毕竟要敢喊出改革口号，也得时代允许。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之中，又有多少君主允许官员对自己治国理政指手画脚呢？汉代因进谏被诛杀的宰相级人物，就不在少数，比如汉武帝时期。
但是北宋偏偏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太像，他们对于臣下议论朝政，有比较大的包容。在这种包容心下，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便积极思考、探讨，甚至说是“争吵”，而这争吵之中，无疑会不断促使士大夫们思索摆脱“盛世隐忧”局面的方法，于是北宋的士大夫大多颇具改革精神。比如，从范仲淹开始，就一直强调改革，而王安石，更是态度强势的改革派。不得不说，要求政治上作出一些改革，其实是北宋士大夫的一个共识。而正是这种“改”的共识，让即便军事力量不太强大的北宋王朝，一定程度上也能在文化上不断推陈出新，并进一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3、北宋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崛起”，源于北宋王朝对不同声音的“包容”
那么写到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性的整理。虽然宋朝大轮廓给人的感觉颇有些“积贫积弱”，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北宋以前，可是经历过足以将唐以前的文化，以及唐以前一直以来积累的财富等等折腾完的五代十国。北宋开国君主所面临的的局面，以“一地鸡毛”来形容，也不为过。面对这“稀碎”的局面，北宋却以“弱”的态势延续百年之久，而且还能维系国内百姓生活的富庶，并出现了一大批类似范仲淹、王安石、二程等等这类在中华文化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这绝非偶然。
其实，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兴起，也可以看成是北宋的“崛起”。而让北宋能够形成“盛世隐忧”局面的，则与北宋对士大夫的“包容”有关。北宋时期的君主，对于士大夫议论朝政给予了相当大的“包容性”，一方面，士大夫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方面，北宋这种虽是盛世而又岌岌可危的特殊时局，也催生了士大夫们忧国忧民之精神人格，促使他们在“忧”下积极探寻改革良方，渐渐都以各种形式，走上了“改”与“革”的路。于此，在这种有才之士可以发声，并皆主张“改”与“革”的年代，文化和经济得以昌盛，也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北宋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崛起”，某种程度上说，亦是源于北宋王朝对不同声音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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