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仁宗赵祯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备受关注。在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然而，在在位的42年间，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在政治、文化领域名人辈出，群星荟萃，其中“唐宋八大家”占了六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占了三项；当时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史称“嘉祐之治”。
中国文明造极于大宋，仁宗朝则是大宋的巅峰。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已在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中提到，“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全世界。”而宋代的昌盛，则主要得益于宋仁宗时代。
电视剧《清平乐》里的宋仁宗形象。
【背景】
第一个以“仁”为谥号的帝王
在位期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
然而，正是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仁宗“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54岁的赵祯走完了他的一生，逝世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7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并非夸大之词。
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许多年之后，元祐年间，距仁宗逝世已有30年，耶律洪基对这位宋朝君主“追慕犹不忘”，对使辽的宋朝大臣说：“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说着，又动容哭泣。
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四十二年如梦觉”的集体回忆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永昭陵。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就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诗中，“农桑不扰岁常登”讲仁宗朝风调雨顺；“边将无功吏不能”讲其时四海升平，以致将士、官吏没有立功逞能的机会。严格来说，这是一种被时间与情感修饰过的集体记忆，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面貌，因为仁宗时代发生过严重的涝灾，西北、广南均爆发过战争，不过就总体而言，在多数宋人的印象中，仁宗朝确实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称治”，“四十二年如梦觉”是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的真实感受。
仁宗“庙号独称仁”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而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陈师锡认为，“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也引范祖禹奏议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定论，也是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
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
宋仁宗画像
【探因】
真实的宋仁宗到底有多“仁”
修内而安外
宋仁宗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衣食非常简朴，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
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钱主干。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仁宗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
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唤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仁宗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皇上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仁宗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29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守成贤主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意见，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人。
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仁宗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度量和推己及人之心，因此，以往历史学家们称誉他为“守成贤主”。
嘉佑二年（1057）。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文表达，他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帝王与官员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应该按“谋大逆”严惩。
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
不以兵锋威天下
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
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盛况，有宋一代，也只是仁宗朝才有。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岁岁向北宋进贡。使者回来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训高丽。宋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没有去诉诸武力。
执政才干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套机制之下，皇帝负责任命政府主要的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主导帝国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这套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的特点，有点像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既保证了宋朝可以选举出最优秀的宰辅人才，同时又能保证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职。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
其中，宋人周辉《清波别志》卷三的一条材料，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为汝降旨。”政府果执奏无法，命遂寝。后又有降御笔进官者，上于是取彩笺，戏书某官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于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元来使不得。”上但笑遣之。
尊重集体决策，缔造新的文人政治论理体系，体现了仁宗守成之君的高明之处。而且宋仁宗善于防微杜渐，最大程度上保护这种他与文人官僚一起建立起来的共治制度。（来源：《光明日报》郝立新/文、《天津日报》伍玉成/文、《济南时报》江丹/文、人民网 刘颖颖/文、《人物周刊》孙哲/文、《中华文化论坛》李强/文、《南都周刊》吴钩/文、《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