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自导自演了一场“黄袍加身”，一跃成为天子，定都东京，创立宋朝。但登基之后赵匡胤立刻要面对一连串难解的问题。
首先，他要顾虑四周的处境，因为自后周承袭来的土地只有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部分，它的北方是辽国与北汉，西部是党项民族与吐蕃诸部，南边最为混乱，有荆南、吴越、后蜀、南汉、南唐等政权，宋国实可谓众敌环伺。
960年北宋疆域
再来就是社会经济部分，自前朝废去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以后，征税的对象已由人丁税转为田产税，经过接连战乱，人口流动量大，华北地区很难从事去完全生产，国家的税收来源成为一大隐忧。
那么，作为一个开国者，赵匡胤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如何使赵氏政权稳固，毕竟就连他自己也是以殿前都点检的军人之姿“黄袍加身”的，本就得位不正。而当时的掌权者主要分军权、相权以及地方行政权权三类，所以他做了几个动作削弱其他掌权者的权力。
杯酒释兵权就这么上演了。
在执政的第二年赵匡胤将禁军中资深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职解除，改任节度使的虚衔，腾出的位置则由资历较浅的人继任并时而调动，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实则使“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兵无常将，将无常兵，使两者不能合一。
同时，赵匡胤有感晚唐以来州郡长官辖区太广、权势太大，许多地方俨然成为不受中央所统的独立王国。因此，他对此也着手对此进行改革，包括缩小州郡辖区、收夺地方政府财权、削弱其军事实力、将地方长官改由文官担任，且在长官之上添置通判，使其能互相牵制，借此改变地方尾大不掉之势。
另外，赵匡胤又在宰相之下设置参知政事，并沿袭晚唐五代的三司使与枢密使，参知政事为宰副职，三司使分掌盐铁、户部、度支三权，枢密使负责军政但不直接统领军队。
安内以后则攘外，赵匡胤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如何消灭割据在帝国各地的独立政权及收复燕云十六州。当时的各政权中契丹国力最盛，故赵匡胤深知若以当下实力，强收燕云十六州而与契丹正面相抗实为不智之举，加上南方各割据政权内部之间不乏内部斗争，军事力量较薄弱，都是些好捏的软柿子。因此，他对北边采取的是一种“防御性”的布置，反而将矛头指向南方。又因南方诸政权所占之地物产富饶，非中原地区所能及，如巴蜀地区为天府之地、南汉首都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若能统一南方则对国家财政有极大有裨益，故“先南后北”的政策除了军事上考量，经济也是一大因素。
赵匡胤于是采先取西川，其次对荆广、江南等地用兵策略。先取得两湖地区，再灭后蜀，之后兵及两广地区，吴越和福建两地便自动归附，最后在公元975年灭南唐，正式统一南方各割据势力。
975年北宋疆域
至于北边，赵匡胤也曾于公元968年和969年先后向北汉派兵，但皆因契丹发兵救援而宣告失败，契丹十分明白，北汉与燕云十六州其实是一体的问题，一旦赵匡胤征北汉成功，燕云十六州必是下一个收复地区，只可惜赵匡胤在976年底不明不白地死于“烛影斧声”，剩下的只得由赵光义去接棒。
“烛影斧声”
回顾赵匡胤的“先南后北”政策，从结果来看会发现他是睿智的，因为契丹的实力不容小觑。说辽穆宗昏庸无道在位时政治混乱是北伐的好时机其实不对，968、969年宋廷二度出兵北汉铩羽皆因契丹阻挠，此期正逢辽穆宗遭“亵御”小哥等人弑杀，契丹政局动荡之际，如果连此时征北汉都无法成功，又何谈收复燕云十六州？
再者，周世宗柴荣收回的瀛、莫、宁三州
红圈为柴荣拿回的瀛、莫、宁三州
更何况赵匡胤未曾忘却收复燕云十六州，当初设“封桩库”的原因就是要以金钱赎回此地，在这种情况下，“先北后南”必定是情势使然，赵匡胤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是相当值得肯定的。
然而，赵匡胤在处理社会经济上究竟还是犯了一些错误。从北魏起就实施均田制度授田给百姓，中唐后均田制受到破坏，然宋朝开国以后“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则更加速了土地私有化与土地买卖，可是地主官绅多有免税免役之特权，如此造成租税徭役都集中在最下层的农民身上，而宋廷又未授田给农民，遂使得大量受到土地兼并之祸的百姓走上迁徙流亡之路。
面对这些可能起来反抗的流民，赵匡胤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兵”政策。即把失业的人口加以收容豢养使其能够听从朝廷的指挥，目的在使“兵”与“民”分离，如此每逢凶年饥岁时，纵有“叛民”而不至有“叛兵”。赵匡胤以为此策为“百代之利”，实则不然，宋廷每年招募大量士兵，遇荒年则更最。
其他农民为了躲避苛税，又千方百计地设法庇荫于大户豪强之家以隐瞒户口，最后剩下的那些农民又因走上流亡之途，导致国内人口流失，军队人数的急剧上升则连带的使官僚体系也随之扩大，冗兵、冗官使国家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只是，赵匡胤还未看到其弊就已撒手人间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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