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68年乔治·罗梅罗的《活死人之夜》上映伊始，「僵尸(丧尸)片」作为一种亚类型的电影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迅速受到观众青睐的同时，也在僵尸片鼻祖罗梅罗后续几部作品(《活死人之夜》、《活死人黎明》、《丧尸出笼》合成「僵尸三部曲」)中确立了本类型影片的一些固定套路：诸如僵尸没有思想、通过噬咬传播感染病毒、杀死僵尸的唯一方式是摧毁大脑、幸存者总是在狭小或密闭空间内勾心斗角、政府总是扮演无能的角色等等。
这一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便成为了电影素材库里最受欢迎的素材之一，各种有僵尸元素的恐怖电影层出不穷，还发展出了与悬疑、爱情、动作等其他元素混搭的作品。甚至在游戏领域，「僵尸」也是被折腾得最多的怪物之一，各大游戏厂商花样百出，留下了许多金字招牌，而其中像《生化危机》这样的大IP还能反哺电影。但相比在西方的繁荣昌盛，僵尸片在东亚文化圈里始终没激起多少浪花(香港的僵尸电影非同一范畴)，特别是在类型片体系最为成熟的韩国，也未有导演对其进行本土化完善，直到2016年《釜山行》的异军突起。
很难想象这么一部千万观影人次级别的现象级电影居然出自一个从无真人影片执导经验的菜鸟导演。随着《釜山行》在短短数月内的传播、发酵和好评，延相昊这个名字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而非之前动画电影的小众圈。他特别有创意的一手是将两部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作品以背靠背的形式推出，如此一来无论是前传性质的动画电影《首尔站》，抑或后篇性质的真人电影《釜山行》都得到了翻倍的宣传效应，不得不说是相当聪明的商业安排。
我们常说如今过分工业化的电影环境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亦连带着使得某些类型片走向了衰落。别看僵尸片时至今日依旧不乏人气，但不能否认大多数僵尸片在满屏的血浆和暴力背后，很少会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其实已然背离了罗梅罗运用僵尸这一题材来隐射社会事件的初衷。《活死人之夜》反越战、批评政府无能、挞伐资本主义、为少数群体呐喊。而在《活死人之地》中，罗梅罗的讽喻更进一步：僵尸和人的界限模糊了，产生了思考能力的僵尸似乎比三观陷入崩坏、终日缩在高墙后狂欢的人类更值得生存。
而从前人那里汲取灵感似乎正是延相昊和《釜山行》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在以末世的人性博弈与社会构建为内核的美剧《行尸走肉》上也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对《釜山行》的评价，更应同其姐妹篇《首尔站》放在一起来看。作为前传的《首尔站》反而是在《釜山行》之后上映的，对后者中没有交代的「僵尸是如何出现的」等问题作了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对韩国政府、社会和人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辛辣嘲讽。现实生活中常年在首尔市中心区域露宿街头的流浪者人群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焦点，病毒正是从这群人中间开始蔓延的。社会不同阶层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执法者的无所作为被生动地一一还原。穷人生不如死，唯一的反抗途径就是变成僵尸，这是多么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