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因为对宋代社会的高还原度而时常被人提及，服化道的精美设计、场景构图的高超审美，甚至是文白相间的台词把握，便有朋友开玩笑说：“没点文化知识，还真看不懂这场《清平乐》！”
这话当然是夸张了，《清平乐》的主创团队还是比较贴心地考虑到这些问题，许多难懂的名词术语都有专业解释，尽量做到易懂。
不过，即使有解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漏掉一些有趣的信息，原因无他，主要是该剧信息量太大，一个小小镜头，背后便可能牵扯到一大段的历史。
比如在某一集中，欧阳修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对试题的理解拿不准，“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里的“司空”，到底是周司空，还是今司空？
为了搞清楚状况，免得写偏题，欧阳修便在考场上求见主考官晏殊，当面请教，如何破题？
而晏殊也给了比较明显的暗示：全场考生，只有你提出这个问题，看到我暗设的陷阱，孺子可教也！
言下之意：小子，你猜对了！大胆地往下写，保你高分！
我们总结一下这段剧情：欧阳修在考场上拿不准题目意思，当场请教主考官，主考官还回答了，欧阳修因此明确方向，写出的文章大获好评。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考场上请教主考官的做法，真的不违规吗？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就得从头撸一撸。
01 另类的宋代科举考试
后世说起科举考试，往往第一反应就想到明清的八股文，接着便是范进中举，又或者是诸多影视剧中关于举子们恶劣考试环境的刻画，比如进贡院搜身制度，只能带上小篮子，装着必备的文房用具，以及干粮、食水，再扛着被褥；又比如考试期间不得外出，被拘在小格间里，连上茅房都要特批，更不可能出贡院大门，一连三天，吃喝拉撒都在考场解决；再比如主考官与考生不能见面，否则便授人以柄，有作弊嫌疑。
然而，在宋代真的如此严格，提防考生作弊犹如提防小偷窃贼一般？
答案是：并不
在科举考试史上，宋代堪称最人性化、对考生最友好的时期，各种在我们后世看来特别惨的科举考生待遇，在宋代都是不存在的。
从隋唐创立科举考试制度以来，搜身检查制度便随之而生，主要是防止考生夹带“小抄”作弊。唐代时设有兵卫，对入场考生严格搜身，“解发、袒衣、索及耳鼻”；明清除了进场搜身，更严格限制考生所携物品，禁止自带纸张以及文字资料，一旦发现夹带，立即取消考试资格，还要带枷示众。
宋代呢？
这种搜身制度被统一着装制度取代，保障了考生的基本人权和尊重，经过沐浴更衣后，考生们穿着制式服装进入，虽说同样是不可夹带，却做得更加人性化。
而且宋代考生是可以自带纸张考试的，因此造成各地举子所用的纸张颜色、规格参差，阅卷颇为不便，直到宋孝宗时期，朝廷才下令统一采购、发放考试纸张。
徐松《宋会要辑稿》记载：“四方举子，纸色参差，深恐未便，欲依旧下所属增价买高厚连纸，务令如法，仍将纸样从本部（礼部）印押，封送主司并誊录所。”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此前的考试，普遍存在举子自带考试用纸的情况，如果有人存心想在试题纸上作标记，并非不可能，但宋人对此检查并不严格。
在一些影视剧中，我们还常看见考生自带干粮，甚至有人拿着小锅在考场做饭，这样的剧情合理吗？甚至某部电视剧里，提到考生为作弊，找工匠在米粒上雕字，进考场后用放大镜看参考答案，是为“米雕”。
考场上还要带生米煮饭，换作今天的考生，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古代，居然也是一项考试技能，生活不能自理的世家子们，进入考场果然是种折磨。
不过，如果生在特别人性化的宋代，这种吃喝之事，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宋代考生根本不需要自带干粮，考场上自然有成熟的“外卖”提供。
吴自牧《梦梁录•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中记载：“其士人在贡院中，自有巡廊军卒赍砚水、点心、泡饭、茶酒、菜肉之属货卖。”
也即是说，贡院中的考生，并非完全不能接触考试之外的其他人，考试期间，巡廊的军卒可以向考生有偿提供饮食吃喝，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点心、泡饭、茶酒、菜肉等，文房用具，比如砚水等不够用，也可以向军卒付费购买。
考试还能吃酒、喝茶、用点心？这种待遇，今天的高考生也羡慕不已吧！
虽然吃得好不好，与考生荷包里银钱是否丰厚有很大关系，有钱的考生可以喝酒吃大肉，没钱的考生只有冷水泡饭、就着别人家的香气下饭，相当影响考试情绪，但是，考场上能够提供如此周到的服务，军卒还可靠这服务赚点小钱花销，谁还能说官家不仁？
另外，关于科举考试我们还有一个印象：连考三天，不能出贡院，非常折磨人，不少身体虚弱的考生甚至因此而病倒。
对此，宋代的考生们仍然不必担心，宋代的科举省试虽然也有三、四场，连考三天，但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并不算过分折磨，而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原因很简单，考生们每天都可以离开考场，离开贡院。
宋代科举时实行锁院制度，但锁的对象是考官及考场工作人员，而非考生。
考试期间，考生们每天早上进入考场，傍晚时离开，可以自行回家，或前往投宿之所，如果不怕影响考试，甚至可以出去花天酒地，无人拘束。
《梦梁录》记载：“预试人照合试日分集于贡院竹门之外，伺候开门……至晡后开门，放士人出院，纳卷于中门外，书知姓氏，试卷入柜而出。”
所谓晡后，也就是黄昏傍晚，吃晚饭的时间，当然宋人奉行一日三餐制，这个晡后更接近下午三到五点钟，未必真的到了饭点，但一定是贡院工作人员们的下班时间。
02 欧阳修算作弊吗？
前面我们列举了各种宋代另类的科举考试现状，那么，现在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欧阳修在考场上请教主考官如何破题，这算作弊吗？
如果是今天的高考，作为考生，确实可以在考场上向监考老师举手发问，但只限于考试的程序问题，比如“老师，我的试卷怎么少了一页”、“老师，我的答题纸不够，能不能加纸”，诸如此类不涉及考试的问题。
一旦与考试内容相关，比如“老师，作文题题目什么意思？是不是出错题了？好像有歧义？”，监考老师只会回你一个白眼，最多再加一句：“好好考试，别胡思乱想。”
欧阳修问晏殊如何破题，便是这种涉及考试具体内容的问题，搁在今天，是不可能被提倡的，但在古代，尤其是宋代，却与我们的认知相反。
科举考场上，考生有权利就题目问题向考官提问，考官也有义务详细解答，务必使考生正确理解，以免答错、答偏。
《梦梁录》中记载：“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随手上卷。”
从这段史料来看，考生发现题中疑难，可以在帘外向主文（也就是考官）请教，主文于帘中详答，然后考生各就各位，上卷子答题。
这与《清平乐》中欧阳修当场请教晏殊的场景，基本一致，唯一不同者，就是少了那块垂挡在考生与考官之间的帘幕，使得二者可以见面，难免有交流甚至作弊的嫌疑。
事实上，这种考生当场请教疑难的现象，在宋代已经引起统治者注意，认为有私相授受的可能性，很快便加以限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宝元二年）自今省试举人，设帘都堂中间，而施帷幕两边，令内外不相窥见。点检试卷官及吏人非给使，毋得辄至堂上。其诗、赋、论题，并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许上请。或题义有疑当者，仍不得附近帘前。”
宝元二年，即公元1039年，此时的仁宗将近而立之年，对朝政处理已得心应手；而晏殊担任主考官、欧阳修参考的这次春闱会试又是什么时候呢？
公元1030年。
即是说，在仁宗这项诏令颁布的九年前，欧阳修的确可能在考场上询问考官如何破题，而晏殊按照当时的制度，也的确应当予以解答，以释其疑惑。
不过，在宝元二年之后，仁宗便下诏，为防止考生、考官互相见面，考场上必须垂帘，而对试题理解有异议的，则不再允许向考官请示，考生也不得靠近帘幕。
如此看来，《清平乐》剧中对欧阳修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种细节都把握得非常准确，当时所考题目的确是剧中所说的《司空掌舆地之图赋》，主考官也确是御史中丞晏殊，欧阳修在考场上请教晏殊破题时的疑惑，并不是作弊违规。
当然，在九年之后，后来的考生再参加科举考试，就没有欧阳修的好命，即使遇上对题目理解有歧义的，也只能自己琢磨，而不能寻求考官提示，如果不小心理解错题义，也只能将错就错，一题泄千里。
03 考场自风流
从上面所述种种看来，宋代的科举考试并不像我们印象当中那般严格，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宋代的考场规则是历朝历代最宽松的，有很多人性化举措，对士子们也更加尊重，保留了文人清高潇洒的本钱。
宋代的统治者们，既看重科举取士的形式，却又并不过度神圣化一次考试，给考生增加无形压力。
在宋代，起初并没有专门的科举考场，会试场所有时候在佛寺，有时候在太学，有时候在官衙廨舍，场所选择随意，直到北宋徽宗时期，才在建立礼部贡院，使得考试更加规范。
与中央机构类似，当时的地方各州同样没有贡院，而是将考场临时设在佛寺、学宫或官舍等，后来才逐渐建起专门的贡院。
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开宝寺试国之学进士，景德寺又为别试所……诏以太学为贡院，再令引试。”
而宋代的考官们也相当随意，尽管为了避免科场舞弊，大臣们被指定担任某届考官后，要提前进入贡院，与外界隔绝联系，但事实上，这些考官们考试期间经常登楼观灯火，一起饮宴唱酬，甚至文集传世。
比如《清平乐》里曾连中两元的欧阳修，文名出众，当他成为考官后，与同事们一起被锁院隔绝，四五十日后，这帮考官们竟然整出一部《礼部唱和诗集》三卷，共计173篇，创作精力之充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欧阳修《礼部唱和诗集序》记载：“嘉祐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其间，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诗歌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
按欧阳修的说法，考官们虽然提前被锁进贡院，但通过燕饮唱和来打发时间，一次科举考试，考的不仅是学生们，考官同样暗自较量才学，胸中无丘壑者，很难在这种文学氛围下自处。
这种朝廷命官的严肃中，又带着一丝名士的风流潇洒，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抱负，抑或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气度。
也许，正是在宋代文人的这种两面特性之下，才能滋养出许多既强硬又多情、既务实又感性的政坛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