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在那个中西文化碰撞异常激烈的年代，不少下过西洋、东洋，“开过眼”的军政界、文化界人士，都曾经走向了一个极端——认为很多东方文明和传统都是落后的，必须得摈弃，甚至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腐败，就是因为旧的传统文化在作祟；而旧传统文化之所以这样顽固正是因为汉字的存在。于是号召废除汉字，用拉丁字母重新拼写一套“西化”的中文。
新文化运动中的拉丁化课本
这种大环境下，连承载着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汉字差点都给灭掉了，何况被视为“封建残余载体”的春节。
从表面上看，不让过春节，其实是受到了日本的启发。
明治维新前，日本与中国国情大体类似，闭关锁国，被动的让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日本搞了近代化改革，发奋图强，脱亚入欧、文明开化，没几年效果就杠杠的。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刺激下，中国的有识之士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出现了向日本学习、处处效仿日本的数次高潮。
1907年，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合影，规模壮观
日本自7世纪末（中国唐代）开始，就一直坚持使用中国历法，春节属于日本举国欢庆的最重要的节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过得十分有年味儿。
然而，在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改革中，从1873年开始，明治政府强制推行了国际公历，正式废除农历，把元旦定为迎接新一年的“正日”，严禁民间私自“过春节”。从此，日本人再“过年”，就是过公历元旦的一月一号了。
下图是建议效仿西方，强行改变日本人“过年”习惯的福泽谕吉，被尊为启蒙思想家，头像上了一万日元。不过，福泽谕吉本人却是位汉学家，曾经把《左传》通读了11遍。
当年，日本民间也曾表示过极度不满，但在革新的大环境下，加上政府的一系列非常严苛的强制性法令政令，从此，日本在“过年”方面，就正式”脱亚入欧“了。
再回到咱们中国。民国初年，临时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历法，但也考虑到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视、最隆重的一个节日，民众生活的需要和传统习惯的影响，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公务员们都是按公历元旦放假，春节还得照常上班；但对于民间“过年”的行为，政府是不太管的。
然而，到了国民政府时代，手段就明显“激进的多了。
民国政府曾一度不满二元历法结构的存在，试图全部统一使用公历，将传统节日习俗全部搬到新的历法系统中，全国范围内禁止农历新年，想”拜年“的，就放到元旦去“拜”好了。
比如，1930年，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公历）新年前后举行；(二)由党政机关积极施行，并先期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办理，废历新年不许放假，亦不得假藉其他名义放假.....”
在行动上，国民政府也曾一度雷厉风行——春节期间派警察到关门停业的商店，强迫其开门营业，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捣毁，勒令不改的，还要处以罚金，甚至连大集上卖年历的小贩都被抓到了拘留所；在敏感的那几天，喊“恭喜发财”，就会被视为反动的旧势力。
当年，一篇报道称“大年初一”为“腐化名辞”
不过，即便如此做法，效果还是非常不理想，民间依旧坚持过着自己的春节，当局也无可奈何。到了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农历的法令，只是还执着的坚持公务机关人员元旦放假，春节不放假的作法；而民间呢，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
还有一次，春节也险些被当成“封建残余”灭掉。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和“移风易俗”为口号，号召全体国民废除农历新年。
还好，这回，仅仅是喊了喊口号，没有放假而已，并没有采取什么强制措施。
到了现在呢，别说咱们自己高调过春节，把“过年”当成了拉动内需消费的“黄金周”。甚至当今的春节，已经成为带有浓重中国风味的世界性节日，几十个国家主动把春节定位了自己的法定假日。剩下的呢，中国人过节的时候，他们也都没闲着，花了不少心思，变着法子的来营造“中国节日气氛”，来吸引中国游客“买买买”，有头有脸的政客们，都要去唐人街去拜个中国年。
比如，最著名的段子——再有权势的小孩儿，也避免不了被家长拉出来“背唐诗”的命运，指的就是2016年春节，特朗普当年4岁外孙女阿拉贝拉，摇头晃脑的背唐诗的视频。阿拉贝拉身穿红色旗袍，背景是个大大的“福”。小姑娘用普通话背诵了唐诗《悯农诗》和《咏鹅》。
此后，逢年过节，阿拉贝拉就得穿好中式服装，赶场子似的被她妈妈或者她姥爷拎着到处“秀才艺”，中文越来越顺溜，还参与了2017年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接待工作”。姐弟两个小朋友，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背诵《三字经》和唐诗，一口一个“爷爷、奶奶”的叫着。
现在看，春节在近一个世纪来的“遭遇”，更证明了，有实力才有魅力。春节的数次险些被“废”，其实就是当年的人们迫切希望追赶西方的心情和自卑感在作祟，这让他们容易变得矫枉过正，甚至过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