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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民辉.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4):194-200.
人们追逐高学位是为了获得高薪职位的目的,也由于有些人通过这样的途径达到了目的(不管机遇和比例),从而进入富裕阶层。于是,人们已经看到了教育水平确实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在今天的中国,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不同的教育层次使劳动力市场分成相应的领域,劳动力市场的用人标准以学历制定;而劳动力市场的用人信息又会及时传达给学校,学校将迅速作出反应,调整课程结构和专业方向,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当教育机构生产越来越多的文凭时,这时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显得紧张和微妙。最近几年,持有大学文凭的“待业者”越来越多,人们也似乎发现,教育仅提供给人们一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它的作用并不是像教育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个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何种位置并不取决于其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社会环境、性别),而取决于其后天获得的特征,尤其是教育水平。
大家都知道,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除此之外,社会流动还有一种潜规则:获得高收入、高地位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今天,潜规则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
从性别来看,在可比水平,女生的失业率总是更高一些,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上升,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会减弱,但不会消除。在大学里,女生的学习兴趣还比男生高,因为对她们来说,没有文凭会加大找工作的困难。就是这样,许多女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仍然面临着不平等待遇,许多用人单位限制招女生名额或根本不招,而男生相对于女生来说,有更多的被雇佣机会。虽然人们将这一事实解释为女生们集中在文学或第三产业职业教育而导致的相应结果。毋庸置疑,女生就业的一部分障碍来自于其主要定位在竞争激烈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持有学历的女生越来越多更加剧了竞争的程度。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社会出身环境对就业分配的影响略高于性别影响。在学历可比的情况下,社会出身低微的青年就业状况不如出身殷实家庭的青年,他们从事的多是社会阶梯中不受“重视”的职业,因此收入不高。社会出身对就业的影响会通过促进个体与职业环境的社会网络途径表现出来。在同样的教育水平,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较少能求助于亲朋来找工作。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的青年随着父亲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从事更加多样的职业,选择机会多,工薪阶层或贫民阶层出身的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通过会考竞争招聘的公共部门,虽然招聘是公开的并面向社会的,但实际能被招聘的机会太小了。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似乎除了文凭以外,某些“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享用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获得某种工作也被人们所认识。这样,资本的运用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文化资本),还要调动物质获得(经济资本)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于是,真正的“再生产策略”被利用起来,也就是各种实践活动。“个体或其家庭通过这些实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保存或改善其遗产,并同时维持或提高其在阶层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在就业现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10)
上述情况说明了劳动力市场运作的一般情况,其实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贡献被忽视了。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不同人员的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涉及到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教育的选择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对此的研究一直是教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共同兴趣和主要关注点,也因此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内容,是教育社会学渐成为显学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人们发现关于机会不平等的问题有两种趋向并做了分析:（11）
其一,机会不平等的减少是发展的一个功能。为了说明这一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共时性与历时性。在共时性的研究中,有关人士对1960年和1985年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美与非洲的机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1960年和1985年的数据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不管年龄和性别如何,都出现了社会发展程度越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越大的情况。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对入学态度的性别差异都会影响学生进入学校的状况和入大学的动机强度。在历时性的研究中,研究者描述了1960年和1985年的地区变化情况,并举了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美国于1940至1985年间根据不同性别和肤色所受到的不同教育水平的变化;另一个例子是法国于1962至1980年发生的关于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的入大学的变化。这两个例子都可以看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降低了,虽然还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情况的不平等现象,但总的趋势是降低了。
其二,教育水平提高反而增加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研究人员通过对法国、前苏联和波兰的研究发现:学生的学业成就与他们的家庭社会背景(社会阶层)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的学业成就水平上,这种不平等也容易引起学生对继续学业的兴趣出现差异。对来自富裕家庭的14—16岁的高成就学生来说,在学校接受时间较长的教育是可以承受的,他们的家庭也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如果在更高级水平的学业失败,拿不到学业证书或是无法进入更高级的教育机构(大学)学习,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学生和他的家庭所受到的打击比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和家庭要大得多。而社会背景较好的家庭的孩子则可以从家人、亲戚等社会网络中得到补偿和帮助,如转到别的学校、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到国外留学等。
教育选择的过程包含了一系列步骤,在学校教育的每一阶段都会有学生分流。在现实中,造成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分流现象不仅有经济和社会因素,还有智力水平、非智力因素、教育系统在每一教育阶段规模的控制和质量的要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学生成绩的评估方法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拨款政策等。
这样看来,教育确实对某些人来说有向上社会流动的作用,教育可能一直采取的“过滤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把大部分学生过滤掉了,只留下少数人继续更高的教育,从而有可能进入到社会精英阶层。但是从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来看,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遇到了明显的就业困难,中等教育文凭持有者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在劳动力市场中,他们常常是在最后接受服务,大部分人被流放到次要的位置。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文凭的相对贬值归咎于文凭持有者流量的增加。即使是这样,青年们不得不接受“不断延长的教育”,这样似乎能为个体提供一种躲避失业的不可争辩的保护。人们知道,文凭最低,排在“等候队伍”之尾的人将最后接受服务(他们甚至实际上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12)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资本,而成了就业或躲避失业的基本条件。人们一方面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经济吸收文凭持有者的能力”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又在考虑除文化资本外,还有哪些资本是向上社会流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样,在一个日趋复杂和分化的社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就成了人们通向职业场所的“必经的”途径,而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惟一资本。
(10)(12)见玛丽·杜里—帕拉、阿涅斯·冯·让丹:《学校社会学》,汪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1页,第56—57页。
(11)这部分采用的材料来自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马冬玲的“教育选择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一文,该文专门介绍了英国学者RogerGirod在1990年出版的《Prob2lemofSociologyinEducation》一书的有关内容并做了分析。未刊。
钱民辉. 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 2004(4):19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