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極難繼，這是擺在中唐詩人面前的嚴峻考驗。盛唐詩人，一路高歌著理想和抱負，用天賦的才氣在詩歌的領域裡縱橫馳騁，他們的人生本身就像一首昂揚的詩篇。世異時移，中唐詩人們再也沒有了盛唐時代的豪邁胸懷。伴隨著社會的鉅變，詩壇也經歷了一個從迷茫到務實的轉變。大曆詩人們的創作，最早體現了與盛唐詩歌不同的風貌。“白首相逢征戰後，青春已過亂離中”（劉長卿《送李錄事兄歸襄鄧》），十餘年漂泊動盪的經歷使他們再也沒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沒有了用生命去踐行理想的巨大勇氣。大曆詩人或多或少都有消極避世的心態，與意氣風發的盛唐詩歌相比，“氣骨頓衰”（胡應麟《詩數》）。
大曆時代成就比較高的詩人是錢起和劉長卿，他們的詩歌往往充滿了一種哀傷低沉的情調，最早透露出中唐的氣息。正如胡應麟在《詩數》中說：“詩到錢劉，遂露中唐面目。”經過了相對沉寂的大曆詩壇後，元和時期，伴隨著政治、經濟上的中興，中唐詩歌也終於建立起自己的風格特色。盛唐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他們創造了後人無法企及的詩歌輝煌。特別是杜甫，博採諸家之長，“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所獨專矣”（元稹《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因此，杜甫對後代的影響至為深遠，開後代詩歌之無限法門。
中晚唐各種流派幾乎都是對杜甫某一方 面的發揮，如韓孟側重其奇崛排募，李商隱側重其錘鍊精工，劉禹錫側重其雄壯蒼鬱，白居易等人更多繼承了杜甫的新樂府詩緣事而發、描寫民生疾苦的特點。在李白、杜甫已臻極致的詩歌高峰上，中唐詩人向不同方向深人發展，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唐詩壇最有影響的是兩個創作主張截然不同的詩歌流派：一個是以韓愈孟郊為代表的重主觀尚奇怪的韓孟詩派，主張“不平則鳴”和“務去陳言”，在詩歌史上別開生面；另一個是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的重寫實、尚通俗的元白詩派，大量創作新樂府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
“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趙翼《甌北詩話》）。韓愈、白居易等大詩人不但自身成就很高，而且還團結了周圍很多懷有同樣審美理想和創作觀念的詩人，互相提攜，互相唱和，互為支援。他們深厚的友誼和創作的詩歌作品一起，成為千古流傳的文壇佳話。同時代還有兩個頗有特色的詩派：是以韋應物、柳宗元為代表的韋柳詩派，遠紹陶淵明謝靈運，近續王維、孟浩然，風格清麗淡遠，在山水田園詩歌的創作上成就斐然。
二是以李益、劉禹錫為代表的追摹盛唐詩派，他們的創作氣勢闊大，風格悲涼豪放，有詩人勃然不滅的主觀意志體現在其中。白居易在寫給元稹的一首詩中說：“詩到元和體變新。”比較而言，盛唐詩是理想化的，中唐詩更加生活化；盛唐詩是充滿激情的，中唐詩更趨於理性；盛唐詩追求渾融的意境，中唐詩則講求字句的錘鍊；盛唐詩像熱血沸騰的青年吹響了號角，中唐詩則像成熟的中年充滿了哲理性的思考；盛唐詩宛如秀峰迭起的山巒，而中唐詩則更像一座異彩紛呈的百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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