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众所周知，欧洲社会由几股不同的力量组成，这几股势力时而相互联盟，时而相互攻击，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局面。久而久之，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也厌倦这种无谓的纷争，开始努力寻找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力图从意识形态上消除各国之间的分歧。然而，在文化分歧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纠纷，欧洲文化的大一统也就成了一种口号和宣传，根本没有事实基础。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
实际上，欧洲学者自古就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如何通过文化来区分自己人和外族人，并在后来衍生出一种宽容外族人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发展起初被抛给了基督教，基督教也因成功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而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可惜到了16世纪以后，强大的基督教内部开始分裂，自身问题已经让基督教疲于应对，帮助欧洲社会维持和谐繁荣的文化任务也就无从谈起了。
基督教的精神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学者开始改变以往的思路，将消极对待变成积极面对，尤其是对于一些和自身观点相左的思想，纷纷被学者们纳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可惜，学术研究只能把问题解决于学术层面，当各国君主的权威和利益受到侵犯时，所谓学术研究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比如在公元1589年，欧洲学者曾促成法国国王发布《南特赦令》，但是后来，赦免对象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以致侵犯到了国王的利益，于是国王立即下令将这些人再次逮捕或驱离了法国。
南特赦令的签署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真心希望打造统一的大欧洲，他们主张恢复古典文化时期的联邦制度，将中央集权改为民主共和。为此，基督教会甚至列出了一个具体的清单，分别给出了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具体的议会席位，甚至还给出了伊斯兰国家的席位。对于这出近乎闹剧的事件，当时的很多欧洲学者都无法接受，各国统治者也就更觉得荒唐了。但是这一文化却并没有因此泯灭，而是在此后的欧洲历史上被数次提出，并且最终促成了今天的"欧共体"。
如此一来，这一文化的具体内容也有了实际价值。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自由，因此必须具有强大的力量来保护自由，具体来说就是正义的力量，也就是国家军队等武装力量。在此，基督教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进步，即提出了关心并容纳非基督徒的观点，但条件是基督教必须站在正义的一方。事实上，这一进步有很大水分，因为正义与否的判断标准始终掌握在基督教手中，所谓异教徒要站在正义一方，实际上就等于站在基督教一方，那么这些所谓的异教徒也就成了基督徒。
欧共体成员国
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最初阶段还想和印第安人和睦相处，并得到了印第安人的热心帮助，体现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但是，由于利益矛盾的不断激化，欧洲人很快将枪炮对准了印第安人，而只有长矛和弓箭的印第安人自然不是敌手。因此，除大量被杀和被俘外，剩下的印第安人很快消融在了基督教文明当中，当初的理想社会也沦为殖民地，并最终蜕变成了今天的美国社会。在此基础上，此次文化运动也关注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将其提高到了社会必要组成部分的高度。
哥伦布踏入美洲大陆
文化和政治的融合
自公元16世纪开始，欧洲社会以民族单位建立起来的国家纷纷出现，国家概念和民族概念也就此重合在了一起。至于文化的发展，自然也要适应这样一种新形势，欧洲文化界不仅及时捕捉到了这一历史信息，而且迅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在这一时期，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现象，是
新古典主义代表油画
在此之前，欧洲学者还想着复兴古典文化，但是当他们放眼欧洲数百年的文化发展之后，发现当时的文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古典时期。因此，如果想要恢复古典时期的繁荣，就必须在古典主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这就是新古典主义文化诞生的历史契机。而且当时的学者也清晰地认识到，虽然统治者标榜文化是为了给政治加分，但是学术界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发展文化，从而与统治者达到一种双赢的目的。
随后，由于文化界的巧妙腾挪，文化发展很快被统治者纳入国家体制内，艺术学院、科技学院和大学等文化机构相继出现。作为交换条件，文化界也开始大肆帮助统治阶级装点门面，以加强统治者的权威。首先是篡改历史。所谓统治者，都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正统情结，于是文化界便开始按照统治者的意旨编写"正史"；其次是艺术发展。艺术虽然可贵，但艺术家也要吃饭，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支持，而当时愿意并有能力资助艺术家的只有统治者，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作品，自然也就不能违背统治者的意旨了。
在法国，统治阶级尤其善于利用文化光辉美化政治，并且将七大艺术的学者全部纳入官僚体制，死死地将文化和政治绑在了一起，从而开了学者进入官僚体制的先河。比如在公元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科学院，不仅成为整个法国的科研中心，也成为统治者对法国科学文化的控制枢纽，从而将整个法国的文化活动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逐渐趋于民族化。此外，德国也紧紧追随法国脚步，建立了很多学术机构，但时间上要略晚于法国。
法兰西科学院夜景图
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融合后，主要促生了建筑和音乐艺术的繁荣，并且以复兴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风格为标榜。这里之所以说标榜，是因为英国并没有盲从当时的艺术潮流，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加以流行艺术风格的选择和开创，实际上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当然，为了表现自己的文化正溯地位，英国的艺术风格也号称继承于古典文化，尽管它们的艺术风格实际上直接来自其他欧洲国家。
最后，俄罗斯为了摆脱自己的孤立地位，同样接受了新古典主义文化运动的洗礼，其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在建筑方面，同时夹杂自身的民族特色。比如克里姆林宫的建筑风格，就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色彩，而宫墙外的圣巴西略教堂，又带有十足的俄罗斯民族风情。
克里姆林宫夜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洲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文化，但主要还是在发展自己的文化。以欧洲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市为例，到公元18世纪，只有不到4%的书籍使用欧洲通用拉丁文刊印，其余则全是民族语言和文字。
文化界的"潜规则"
游学和朝圣行为的兴盛，最终促生出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平台，并且整个"平台"还希望促生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大欧洲。然而由于国家轮廓的日益清晰，这些学者和艺术家最终还是被国家形式和民族意识隔断，基本上只能靠书信进行交流。如此一来，印刷术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书信不仅可以传递信笺，还可以传递书籍等一应信息载体，从而保障了欧洲始终存在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阶层。
在这些通信的学者中，有曾经谋面的，也有素未相见的，但只要进入这个文化阶层，就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学习和交流。
早期的欧洲书信
此外，这些学者的通信大多具有公共性质，即某位学者收到信笺后，内容并不是给他一个人看的，而是给他所在的整个文化圈子，所以他们都会将信中内容公诸于众。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阻挠，学者之间的信笺传递也可能无法送达对方手中，比如政治审查或者气候阻隔等。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学者们通常会把同一封信复制若干份，然后寄往同一个文化圈子中的不同学者，以此来保障信息的及时传递。而且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当时的书籍价格大幅下降，因而底层民众也具备了一定的购买能力，从而大幅促进了信息和文化的传播。当然，促成这股文化潜流的还有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就是资产阶级。商人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存在的，由于文化界能够消耗大量文化商品，商人和学者的利益就绑在了一起，因而在学者和统治者的博弈过程中，商人至少在文化商品上站在了学者一边。其中，
初期阶段，意大利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传播中心。这不仅因为威尼斯商人建立了覆盖整个欧洲的商贸网，还因为当时逃亡到意大利的东罗马帝国学者，带来了最纯正的古典文化，意大利因此成为古典文化的根据地，以及新古典文化的发祥地。后来，由于占领东罗马帝国的奥斯曼统治者不允许基督教出版书籍，所以东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只能到位于西欧的意大利求购，这无疑再一次加强了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一体进行做好了铺垫。
后来，随着意大利经济的衰落，文化传播中心曾一度转向其他国家，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总而言之，由于这股文化潜流的存在，欧洲社会不仅始终延续着正统文化（即古典文化）的传承，而且从未放弃过统一欧洲的伟大构想。
文化交流的几个知名群体
通信方式将欧洲各国的文化界连成一体后，学者之间的交流便从此开始，各种文化不以国界为限制，形成了一个文化层面的共和国。紧随其后，整个欧洲文化平台出现了几个文化群体，并且由他们共同组成了统一的欧洲文化。不得不说，当时欧洲各国的底层民众对外界知之甚少，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带有盲目的傲慢，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充满偏见，如果不是这些学者积极奔走，他们之间很可能连基本的沟通都无法完成。
17世纪末，以克里斯逊·康斯坦汀·鲁姆夫为首的文化群体首先成形，此人常年穿梭于荷兰和瑞典的政界高层，同时又与两国的文化界多有接触。鲁姆夫当时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帮助瑞典学者购买所需书籍，因为当时的瑞典在出版和印刷方面还比较落后，政府在书籍方面的禁令也比较严格，而且瑞典及周边国家常年处于战乱之中。如果没有政府背景庇护，即使从境外购得所需书籍，也很难安全带回国内，而鲁姆夫作为荷兰外交使节，则能够轻易办成此事。
与此同时，鲁姆夫与其他文化圈子也保持联系，其中就包括一位重要人物——斯拜·库伯。
和鲁姆夫一样，库伯也和多个文化圈子保持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荷兰富商尼古拉斯·韦森。韦森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本身具备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不仅收藏了各种书籍和文物，还将这些东西对外开放，从而为荷兰民众的文化教育作出杰出贡献。在韦森的资助下，荷兰学者得以拥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从而开始思考一些世界性的问题，并且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东方。
尼古拉斯·马夫洛克达托斯
到了公元18世纪20年代，希腊著名学者尼古拉斯·马夫洛克达托斯与荷兰大学者尚·勒柯勒克开始接触，从而组建了一张全新的文化网络。其中，马夫洛克达托斯也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并且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古典文化，其学术研究成果也曾轰动一时。
最后，在公元18世纪末期，荷兰藏书家格哈特·梅尔曼也组建了一个文化圈，同样受新古典主义文化影响很大。梅尔曼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藏书家，同时又是一位外交使臣，早年还曾到欧洲各地游学。其中，对梅尔曼影响最大的是西班牙著名学者格列高里欧·玛扬思·西卡斯，二人虽然一生未曾见面，却保持通信长达20余年，彼此之间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帮助。就这样，在国家概念日益强化的欧洲，却由各国学者组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并且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才宣告结束。
结语：欧洲文学的繁荣是欧洲逐渐走向联合的一种标志。其实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时候，欧洲的文学融合就开始处于一种萌芽状态，而到了近代之后欧洲的文化融合与民族交融进入了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