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进程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加速,日本、中日关系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一道经历着深刻变动与调整。2020年8月底,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将辞去首相职务,“安倍时代”落下帷幕。“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坛能否保持稳定,抑或重现“十年九相”之乱象?中日关系能否延续2017年以来的改善向好势头,进而带动区域合作逆势向前,抑或陷入“漂流”甚至再度面临动荡起伏?为深入剖析日本政权交接及其深刻外溢影响,本刊特邀相关领域八位知名专家分别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及中日关系角度展开分析,以精辟观点分享广大读者,同时推动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日本政治领域,张伯玉在《后安倍时代的开启: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政治学分析》中指出,安倍的支持是菅义伟人气飙升的关键,安倍对日本未来政局仍将保持很大影响力。徐万胜在《安倍之后: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中指出,虽然目前难以断言“安倍之后”的日本必将出现内阁更迭频繁的状况,但在制度规定、政治生态及政策路线层面上,诱发内阁再次更迭的各种潜在因素滋长,从而导致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
日本经济领域,徐梅在《安倍首相辞职与日本经济》中指出,在日本国内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处于低迷的情况下,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安倍的继任者将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贺平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中指出,相比安倍执政时期引人注目的进展和成绩,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具有诸多变化发展的可能性。
日本外交与安全领域,吕耀东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变数及走向》中指出,菅义伟是颇具过渡色彩的人物,以“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安倍对外政策与理念,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为日本政府所沿用。吴怀中在《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中认为,日本政府在安保政策上的两大政策指向,即军事安全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经济安全的“政治化”与“战略化”,即便形式与程度可能有所调整变化,但在新政权下得以继承和延续将是大概率事件。
关于中日关系,刘江永在《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面临新考验》中指出,菅内阁或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其对华政策仍将带有两面性。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上,菅内阁很可能继续采取安倍内阁的对华强硬立场,但同时也必须给自身稳定执政留有政策回旋余地。卢昊在《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指出,菅政府在稳固权力基础之后,会在继承“安倍路线”的同时逐渐体现自身政策特色,包括: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可能表现出较以往稍强的平衡感与务实度,并有重点地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对华关系上,将维持协调基调,但在沟通中将“积极表达日本主张”。
后安倍时代的开启: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政治学分析
作者：张伯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以身体健康问题突然辞职,长期执政的安倍政府落下帷幕,日本政治进入安倍影响力将长期存在的后安倍时代。由此出现的安倍继任者之争,很快形成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明显占优的趋势。从形式上看,“继承安倍政治”是菅义伟获得压倒性支持的大义名分,实际上这是自民党内以细田派和麻生派等为代表的主流派不希望在国民中拥有高知名度的反安倍“斗士”、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成为安倍继任者,以“摧毁石破”为第一要义进行应对的结果。菅义伟政府到底是过渡性质的,还是会在2021年9月的党总裁选举中再赢得一个任期,存在不确定性。
一、围绕自民党继任总裁选举方式存在争议
2020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卸任自民党总裁。鉴于新冠肺炎疫情,以二阶俊博干事长为代表的自民党执行部主张采取紧急状态下实施的临时选举方式。根据自民党党章第二章第一节第六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在任期中间总裁出现空缺的情况下,原则上要根据总裁公开选举规则的规定举行选举。但是,紧急情况下可以由两院议员大会选举继任总裁。选举人由两院议员和都道府县各支部联合会派三名代表组成。”根据该规定,选举人由394名自民党议员和47个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代表141人组成,总计535人。该选举方式便于党内派系势力在继任总裁人选的决定中掌握主导权,对党内支持基础雄厚的候选人有利。
与此相对,除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外,以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青年局局长小林史明为代表的年轻议员则要求采取“全规格”选举方式。所谓“全规格”选举方式,是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举行的选举方式。《自民党总裁选举规程》规定:“总裁由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党员、自由国民会议会员以及国民政治协会会员投票公开选举产生,即由议员投票和党员投票产生。”按照该规定,国会议员票和党员党友折算票是对等的,即自民党有多少国会议员,党员党友投票后折算出来的党员“折算票”就是多少。在“全规格”选举方式下,自民党国会议员票为394张,所以党员“折算票”也是394张,这意味着党员党友票在总裁选举中的比重大幅提高。该选举方式对党内支持基础薄弱,但在国民中有高知名度的候选人有利。自民党现任及历任青年局局长于8月31日在自民党总部向二阶俊博干事长提出要求实施党员投票的请愿书,包括选举对策委员会委员长下村博文在内的145名国会议员和22个都府县地方议员等400人在请愿书上署名。9月1日,坚持“广泛听取意见是民主应有姿态”的小泉进次郎甚至闯进正在讨论决定选举方式的自民党总务会会议室,明确表达自己的主张。但是,自民党总务会最终还是决定采取临时选举的总裁选出方式。
二、无派系候选人菅义伟拥有压倒性优势
8月29日,一直坚持“完全没考虑竞选总裁”的菅义伟向二阶俊博表明将出马竞选总裁的意向,并获得二阶派支持。之后,麻生派以及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细田派等主要派系相继表示支持跟进。截至8月31日,包括20名无派系议员在内,支持菅义伟的国会议员已经达到国会议员数的一半以上。
总裁选举在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三人之间进行。9月1日,细田派有意参加总裁竞选的下村博文、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以及干事长代理稻田朋美宣布放弃竞选,无派系的前总务大臣野田圣子也决定不参加竞选。7随后,属于麻生派的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和竹下派会长代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放弃竞选。
自民党议员派系归属情况如下:细田派98人、麻生派54人、竹下派54人、二阶派47人、岸田派47人、石破派19人、石原派11人。此外,还有无派系64人,其中有各种“组”,如前干事长谷垣祯一的“谷垣组”,菅义伟也有自己的“菅组”。9月1日,竹下派和石原派也确定支持菅义伟。至此,除石破派和岸田派外,自民党七派系中有五派支持菅义伟,加上菅义伟自己的“菅组”,七成以上的国会议员支持菅义伟。换言之,仅从国会议员票来看,菅义伟所获支持就已经超过包括141张都道府县支部票在内的全部选票(535票)的过半数8,菅义伟就任日本下届首相已无悬念。
安倍的支持是关键。为阻止批判安倍政府的石破茂上台执政,安倍一直有意让岸田文雄成为自己的继任者。2019年12月29日,安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首次公开明确谈及继任总裁人选。在采访中,安倍不仅再次否认“四选”的可能性,还以岸田文雄、茂木敏充、菅义伟和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的顺序提及继任总裁人选。但是,自民党内外对岸田继任总裁的期待一直不高,各种舆论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其在国民中的支持度远远低于石破。尤其是岸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让安倍对岸田是否能战胜石破产生了疑虑。8月28日安倍宣布辞职后对身边的人明确表示“接下来想交给菅”,该意向最迟在8月29日传达给了菅义伟。实际上,安倍在辞职之前就曾表示,“要是能够战胜(石破),菅也可以”。安倍对菅义伟的支持是自民党内各派系对菅义伟形成“雪崩式”支持的关键。
安倍今后仍将对日本政治保持很大影响力。日本新闻网(JNN)于9月5日和6日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比8月提高了27个百分点(62.4%),不支持率则降低了26个百分点(36.2%),安倍内阁末期支持率甚至超过了小泉内阁末期支持率(61.9%)0.5个百分点。关于安倍辞职时机的选择,认为“妥当”的受访者占比为51%;对执政七年零八个月的安倍政府的实际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和“某种程度评价”的受访者总计达71%;自民党支持率也提高了11个百分点(43.2%),创安倍再次执政以来的最高纪录。总之,日本国民对长期执政的安倍政府的总体评价是肯定的,这无疑有助于安倍继续在自民党内保持影响力。
三、石破和岸田的“第二位”之争
石破茂和岸田文雄双方都关心总裁选举的排名,如果在选举中屈居末位,则再次挑战总裁选举将处于不利之地。从国会议员票来看,支持石破的国会议员主要是石破派和无派系议员,总计约有25人;支持岸田的国会议员主要是岸田派和谷垣组的部分议员,大约有55人。双方都在地方票中寻找出路,试图通过“地方票来体现存在感”。尤其是对第四次竞选总裁的石破茂来说,“这次如果地方票没有增加而成为第三位的话,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竞选总裁”。因为在前两次总裁选举中,石破茂在地方票的竞争中表现都很出色。而对曾被安倍视为“中意继任者”的岸田文雄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即使被安倍抛弃,如果地方票只能拿到个位数而成为第三位的话,也很难东山再起”。出于这个原因,岸田派竭尽所能地通过对无派系的“浮动票”和支持菅义伟阵营的国会议员做工作,无论如何也想确保80票以上。47个都道府县联合会(简称“县联”)中,有44个都府县联举行了预选;此外,秋田县联决定将三票都投给菅义伟,北海道和新潟县分别实施党员意向调查和问卷调查,北海道联根据党员意向调查结果采取“胜者全得”的方式来分配选票,新潟县联决定以调查结果为基础、由县联干部决定选票的分配。44个举行预选的都府县中,有7个都县采取“胜者全得”的方式分配选票,36个府县采取顿特式分配方法,奈良县则采取给第一位候选人2票、第二位候选人1票的方式。在菅义伟国会议员票和地方票均优势显著以及各派系加强对所属议员控制的情况下仍若隐若现的“反对菅义伟的票”的去向,成为石破和岸田阵营关注和争取的焦点。
四、草根出身的菅义伟能否给日本政治注入独特、新鲜的内涵?
对安倍超长期执政的业绩,有不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无可争议的是,安倍不仅打破了日本宪政史上桂太郎前首相保持的合计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还打破了佐藤荣作前首相保持的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而且这一纪录未来也可能很难被超越。从战后日本政治史来看,长期政权之后迎来的或是短期政权,或是自民党下野,如佐藤之后自民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与两年一换的政权,中曾根康弘卸任六年后迎来自民党下野,小泉纯一郎卸任三年后自民党再次失去执政权。安倍长期执政之后,是否也难以摆脱这种趋势?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博弈及中美两大国博弈等激变的国际环境中,在父子首相、祖孙首相频出的世袭政治成为常态的日本政治生态中,日本将再次迎来草根出身的平民首相。田中角荣前首相“数字即力量”的政治哲学给日本政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菅义伟将给日趋保守的日本政治注入独特的、新鲜的内涵,还是只能在大的执政方向上继续沿袭安倍铺就的内政外交路线而难以拓展其独特性?或许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安倍之后: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
作者：徐万胜，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2020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由于健康原因将辞去首相职务,自2012年12月以来连续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即将终止。这意味着日本政局正进入“安倍之后”的新发展阶段。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日本战后政治史上,从未有过两个长期执政内阁相互连接的情况,在某内阁长期执政结束之后,日本政局演变均表现为进入内阁更迭频繁阶段。虽然目前尚难以断言“安倍之后”的日本必将出现内阁更迭频繁的状况,但在制度规定、政治生态及政策路线层面上,诱发内阁再次更迭的各种潜在因素“滋长”,从而导致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
一、继任首相将面临多重选举考验
在安倍宣布辞职后,执政的自民党决定通过党总裁选举的方式来确定继任首相人选,将于9月14日召开参众两院议员总会进行党总裁选举投票。随后,新的党总裁将被执政党占据多数议席的国会指名为首相。但是,对继任首相而言,此次党总裁选举仅仅是其面临多重选举考验的一个开端。
在未来两年里,继任首相将面临密集的多重选举考验,且均事关其去留。首先,继任首相将面临日期待定的众议院选举的考验。根据日本宪法相关规定,众议院选举结果将直接决定内阁的进退,且首相可决定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由于本届众议院议员任期至2021年10月届满,这意味着继任首相将面临或任期届满、或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选举的考验。其次,继任首相将面临2021年9月再次进行党总裁选举的考验。由于执政的自民党实行“党总裁首相一体制”,继任首相作为自民党总裁,其任期为安倍总裁任期的剩余部分,至2021年9月期满,仅仅一年时间。届时,自民党将再次通过党总裁选举来确定首相人选。最后,继任首相将面临2022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考验。与众议院选举不同,参议院选举虽在宪法层面上不“直接”决定内阁的进退,但其投票结果仍对自民党政权的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在自民党的执政实践中,党内已形成了总裁(即首相)应承担参议院选举惨败的责任而辞职的惯例。
在上述各种选举中,自民党总裁选举与参议院选举的日期是确定的,唯有众议院选举尚有赖于继任首相的政治决断。在日本,由于2021年上半年例行国会需要完成年度预算案等国会立法,加之考虑到举办夏季奥运会与实施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等政治议程,继任首相在2020年下半年选择有利时机提前解散众议院并举行选举,将是大概率事件。对执政党而言,这或许是日本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时间窗口”与机遇期,不仅符合以往通常在下半年举行众议院选举的政治惯例,也可有效利用广大选民对继任首相刚上台的“政策期待”,趁重组的在野党势力尚立足未稳之际,力争取得更好的选举业绩。自民党的众议院选举业绩如何,将对继任内阁执政的稳定性产生直接影响。
二、党内权力斗争与朝野抗争均将加剧
在自民党内部,安倍的辞职是“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彻底终结,预示着党内权力结构正在重构。为争夺首相位置,在官房长官菅义伟、政调会长岸田文雄与前干事长石破茂三人之间展开了自民党总裁争夺战。其中,菅义伟在宣布参加竞选后,迅速获得了自民党内七个派系中五个的支持,事实上已早早锁定“胜局”。显然,这是自民党内各派系相互妥协与平衡的结果。在当选后,如何分配党内及内阁中的重要职位并避免权力纷争,同样需要菅表现出更加高超的派系平衡技巧。
而且,党总裁与首相的位置由现年65岁的安倍传给71岁的菅,导致自民党内年轻一代实力政治家继续“积压”,并未能在世代交替的意义上实现真正的权力“交接班”。毋庸置疑,从安倍时期就已“积压”多年的年轻一代实力政治家,为了“轮流坐庄”以实现个人的首相任职志向,必将合纵连横而展开新一轮权力斗争。并且,与归属或统率某一派系的岸田文雄、石破茂等实力政治家相比,菅此前在自民党内属于无派系,因此在缺乏自身所属派系强力支持的背景下,菅作为党总裁对党内权力斗争的掌控是颇为困难的。
在自民党外部,以实现“政权交替”为目标,在野党势力也正在重新集结。就在自民党展开党总裁竞选之际,两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计划于9月10日进行投票,决定合并后的新党党名与党首人选。新组建的政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将致力于通过国政选举来不断扩充党势,以期重现类似2009年自民党下台、民主党上台的“政权交替”愿景。尽管在朝野政党之间能否实现“政权交替”的愿景尚无法预测,但随着在野党势力的重新集结与安倍的辞职,自民党与在野党势力对比的“一强多弱”政党格局恐将发生改变,朝野政党在国会立法层面上的抗争力度亦将不断加大。
三、安倍路线的继承及其限度
在安倍内阁执政时期,作为官房长官的菅义伟是安倍的“大管家”。在安倍辞职后,作为首相候选者的菅又以安倍路线的“继承者”自居。
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安倍内阁形成了以“安倍经济学”、“印太构想”、安保法制建设、积极主张修宪以及官邸主导决策等为核心内涵的所谓“安倍路线”。在安倍卸任首相之际,如何认知安倍路线的功与过,在自民党政权内部存有分歧。例如,在党总裁选举过程中,菅表现出对安倍路线的全面继承姿态,岸田倾向于进行局部调整,而石破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立场,他们也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认知。显然,如若石破当选,安倍内阁的许多政策都将改弦易辙。
应当承认,菅义伟提前锁定“胜出”,与其作为安倍路线继承者的政治姿态密切相关。对于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高层而言,将总裁之位稳妥地传给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安倍内阁的政治遗产。对于菅个人而言,只要其强调继承安倍路线,就可暂时获得安倍系的党内势力支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既是菅赢得选票的“招牌措施”,也有利于消除党内外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安感。
问题的关键在于,仅仅依靠继承安倍路线,是否就能满足日本国家发展及自民党执政的战略需求 2020年初以来,日本政府对内面临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恢复经济增长的困境,对外面临着中美战略博弈与国际秩序重构的课题挑战,恐难以完全依赖安倍路线进行应对。并且,根据最近的舆论调查,日本国内半数以上受访者均主张修正“安倍经济学”,且认为没必要继承积极修宪姿态。因此,若菅在竞选中胜出,随着身份定位由内阁的“大管家”转为“首脑”,他必须在施政过程中提出自身的政策主张,完成从“安倍路线”向“菅路线”的转变,否则难以维系执政地位。某种程度上讲,“继承”或许只是一种谋求权力平稳交接的策略,而“调整”则将是菅执政后的必然选择。
总之,关于“安倍之后”,由于上述制度规定、政治生态及政策路线层面上的动荡诱因相互叠加,继任内阁的执政难度加大,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内阁组建之初将调整内外政策,加之2020年下半年日本国内或将举行众议院选举,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党内政见分歧等因素相互交织,这可能对通过领导人访日来进一步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时间窗口”造成牵制性影响。
安倍首相辞职与日本经济
作者：徐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一、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当前复苏势头微弱
2020年9月8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第二季度经济速报修正值,4—6月份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7.9%,换算成年率是-28.1%,为二战后以来的最大跌幅,自2019年10月提高消费税率后日本经济已连续三个季度呈现负增长。其中,民间消费支出、企业设备投资分别下降7.9%和4.7%,出口下降18.5%,内需外需双双下滑。据日本政府的最新预测,2020年度日本实际GDP增长预期为-4.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6月下旬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也将2020年日本实际GDP增长预期下调为-5.8%。这意味着,安倍政府提出的“2020年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无法如期实现。
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并广泛影响生产和消费的情况下,日本企业收益普遍下降,丰田、索尼、日本航空等大企业纷纷下调2020年度营收预期,国内破产企业及失业人员数量明显增加,家庭收入减少,民间消费萎缩。2020年5月,日本的失业率从1月的2.4%上升到2.9%,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降至-0.2%,通缩加剧。
由于疫情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2020年上半年,日本对外货物贸易出口额下降了14%,进口额下降了10%,观光旅游等服务贸易遭受重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贸易明显好于总体状况,上半年对华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在日本对外出口和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1.0%和24.5%,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有所上升,表明中国也将是日本摆脱萧条、促进疫后经济复苏难以忽视的庞大市场。
随着2020年5月25日日本全面解除紧急状态、复工复产扩大以及政府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经济政策逐渐显现效果,日本经济出现触底回升迹象。6月,日本国内零售额同比降幅收窄,环比增长13.1%,工矿业生产指数环比上升1.9%,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失业率开始止跌趋稳,但势头较弱。8月25日,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希望在2022年3月之前使日本经济恢复到疫前水平。可见,日本经济的疫后复苏会是一个缓慢过程。
二、经济衰退和安倍辞职,并不意味“安倍经济学”失败
随着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首相因健康问题而宣布辞职,“安倍经济学”的成败再次成为广泛热议的话题,质疑和批评安倍及“安倍经济学”的声音不断。诚然,安倍政府设定的GDP、通胀率、财政重建等政策目标屡次延迟,至今未能实现,国民对日本经济增长缺少“实感”,国内通缩状况持续,政府债务有增无减,但是如果以此全面否定安倍及“安倍经济学”,未免偏颇。
回顾自安倍2012年底执政以来七年多的发展变化,日本经济保持了近六年(71个月)的持续增长,2013—2019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1%,明显好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至2012年的年均增幅。安倍政府推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助推了日元走低,从而促进企业出口和收益扩大,降低法人税率则直接减轻了企业负担。在各项政策措施的影响下,日本股市向好,到2019年,日经平均股价从安倍执政前的不到10000点上升到23000点以上;全国企业破产8383件,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第二低点;失业率从超过4%降至2.3%,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负转正。另外,结构改革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七年多来,安倍政府在促进劳动市场开放、女性就业、农产品贸易以及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战略、扩展和深化对外经贸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提升了日本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主动性。
横向比较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现状,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和蔓延,导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负增长,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集体下滑。以2020年第二季度数据为例,英国经济下跌20.4%,创下1955年有该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欧盟经济下降11.7%,美国下降9.5%。在这种大环境下,日本经济的降幅明显好于欧美。
三、首相易人但政策方向暂不会转变,未来经济难题众多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政府采取了取消年购债规模限制、扩大公司债额度、降低金融机构贷款门槛等措施,以保持充裕的流动性,营造易于增加企业融资的环境。鉴于日本经济前景不确定,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必要时将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同时,安倍政府还推出了约117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国内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安倍的继任者将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除非日本国内通缩、失业及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至于安倍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构改革,也将是新内阁促进日本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有可能改变的仅仅是提法、细节内容和形式。目前来看,最有可能接替安倍担任日本首相的是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他已明确表示,如果当选将延续安倍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努力促进日本经济复苏。作为疫情下的一项经济对策,菅义伟积极推动“Go To Travel”旅游项目,希望通过旅游业带动交通运输、酒店餐饮、零售以及制造业的恢复。
从当前形势来看,无论谁继任首相,新内阁在发展经济上都会面临诸多难题。首先,要控制国内疫情反弹,防止疫情给日本经济带来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同时大力促进国内就业及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做好举办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相关准备。其次,在2021年9月秋季大选之前,新首相组建的内阁很可能是一个过渡政府,政权不稳定会弱化投资者在日投资信心,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顾虑对日外交意向的可持续性。再次,外部市场的恢复还需要一些时间,加上日本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形势、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有限的宏观调控余地,以及中美博弈的长期化、笼罩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均将考验新内阁的执政能力。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
作者：贺平，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经济外交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最大的亮点之一,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倡议、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比较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就。这是安倍政府强势政权和“官邸主导型”决策体系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表现。也恰因如此,在后安倍时代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格局和国内政局中,日本经济外交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反差和变化。从短期、中期、长期来看,大致可能呈现三个阶段的演变趋势。
首先,在短期内,继任政府将大体继承安倍政府的政策主张,推进部分尚未落实的前期动议。已胜券在握的菅义伟“萧规曹随”固然是意料之举,后任的自民党政权在经济外交上也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政策动能和机制惯性,基本延续安倍时期的政策路径,只是节奏和速率会略有变化。
这其中,原定于2020年8月底结束主体谈判、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日英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近期最主要的一个议题,也有望率先取得成果,其象征意义和后续的外溢效应不应低估。此外,在2020年底前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启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扩容等,均存在较大可能。这些议题的推进,有可能使菅义伟政府享受安倍政府留下的红利,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也有所助益。
其次,在中期内,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可能相对收缩。经济外交与国内政治须臾交织,民主党执政时期在经济外交方面也不乏激动人心的政策主张,但基本停留于理念和口号,难以真正落实,已是明证。从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历届政府的执政历程来看,经济外交的重大成绩主要是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等相对长期政权下取得的。
高调的经济外交是“安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也得益于强势政权的大量战略资源投入,承担了可观的潜在成本。同时,这也是“官邸主导型”决策体系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使其有能力补偿某些受损的利益团体,甚至在必要时予以压制。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协调各方,动态平衡和有效整合来自利益集团、社会团体、政官之间的不同声音,这一点尚存疑问。但可以想象的是,如无法维持相对长期和稳定的执政基础,其在经济外交上的战略意愿和资源投入也将相应地有所减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力争在恢复经济和有效防疫之间取得平衡,是后安倍政权的重中之重。日本民众对于安倍政府抗疫措施的正面评价只有30%左右,随着疫情常态化的发展以及阶段性的反复,日本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不断加剧。如果在秋冬季出现疫情大规模复发且应对不力,或日本经济进一步低迷,在野党和民众的反对声音有可能使菅义伟政府疲于应付,甚至得咎下台。
遏制经济衰退的颓势、纾困中小企业、提振国民信心将是后安倍政权的当务之急。2020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长暴跌28.1%,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根据日本政府测算,东京奥运会延期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29万亿日元。而奥运会最终能否如期举行、将以何种方式举行,都仍是未定之数,其最坏结果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可能更为惊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倍政府在针对个人的补贴、面向企业的就业调整补贴、聚焦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无息无担保融资等方面投入了巨额政府支出,在疫情未有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为维持政权稳定,这些政策在后安倍政权的初期极有可能继续维持,甚至加码。部分自民党领导人提出的调整所得分配不公、重视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等理念和倡议,也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这些议题都不是纯粹的、孤立的国内经济议题,既能够与对外经济政策形成有益的互动,也有可能在客观上侵占经济外交的资源和投入。
最后,从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外交的调适势在必行。这既与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中美对立态势的复杂变化有关,也是日本在全球生产链、价值链中所处地位的必然要求,迫使日本重新思考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经济舞台中的最佳角色。这一调适的目的在于趋利避害,即便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也要力争损失最小化。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留下的一些后遗症,特别是“大胆的金融缓和”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所导致的长期负效应,需要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府去承担和消化。另一方面,在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从口罩到汽车,日本在各条全球供应链上所面临的风险有目共睹。因此,在维持乃至深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有效缓解现有生产布局的风险、增强生产链的多元化和强韧性,将是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大课题。
日本经济产业省为鼓励本国企业产业回流、转移生产基地提供补助金,只是一时的刺激措施和尝试之举,但其背后所反映的趋势值得关注。对日本而言,中国是近在咫尺的巨大市场和成熟的生产基地,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和战略伙伴,这些基本事实在中短期内不会有根本变化。因此,如何在不同的国际经济集团、利益框架、议题领域中长袖善舞,极大地考验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超越静态的桥梁作用,扮演起更为动态的铰链和轴承作用,固然是理想的状态,但在现实中也面临诸多掣肘,需要反复地试探乃至试错。在数字经济规则制定等近年来日本用力甚勤的若干重要议题方面,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领导人能否推陈出新,继续在区域乃至全球起引领作用,也值得期待。
上述短期、中期、长期的三种演变趋势并非首尾接续,而是重叠交错、相互影响。同时,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自然也非日本自身能够完全左右,极大地受到美国政局、中美竞争等域外因素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拟议中的“经济安保”将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具有何种价值判断和利益指向,深刻关系到日本经济外交和中日经济关系的走向。相比安倍执政时期引人注目的进展和成绩,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提供了诸多变化发展的可能性。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变数及走向
作者：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的官房长官菅义伟提前锁定自民党总裁选举“胜出”,将继任日本新任首相,“后安倍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面对日本政坛突如其来的变动,国际社会开始对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国内外政策展开诸多猜测。在安倍的政治同僚中,也不乏标新立异、谋求胜选之人,但安倍为何对菅义伟格外看重,显然是觉得将内政外交大权交给自己的“大内总管”更加放心。就外交领域而言,菅义伟是颇具过渡色彩的首位“后安倍时代”首相,很难在为期一年的短暂任期内为日本外交设定新航线。换言之,尽管“菅内阁”会根据国际局势适当调整对外关系,但以“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安倍对外政策与理念,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为日本政府所沿用。
一、安倍外交理念注定会影响“菅内阁”的对外关系
9月2日,菅义伟正式表示自己将参加定于14日举行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并表示“将竭尽全力去继承安倍首相在任时全力推进的各项政策”,展现出“继承安倍路线与方针”的姿态。具体到外交领域,菅义伟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演讲中就明确表示,要坚持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外交政策与理念。
安倍在第二次执政时期提出了“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价值观外交”以及“战略性外交”等诸多新名词,足见其在外交领域是何等煞费苦心。从其外交遗产看,虽然安倍未能实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条约、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等“夙愿”,与近邻韩国的关系也龃龉不断,但是,以稳固的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安倍通过构筑同部分大国领导人间的良好个人关系及签订一系列双边、多边经贸、防务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的外交自主性。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与反复。即,从上任初期的对华遏制,到2018年前后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再到近来就新冠肺炎疫情、5G、“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东海、台海、南海及“五眼联盟”等技术、安全领域问题批评、打压中国。其主要原因是,身为日本新一代鹰派政治家的安倍,在外交领域始终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他既可以按照“政经分离”的固有认知在政治、安保、技术等领域追随美国遏制中国,也能够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使用派遣特使、视频拜年等手段改善对华关系,以便维持两国基本的双边贸易往来与人文交流。每当遇到诸如“森友学园丑闻”“加计学园丑闻”等国内政治危机时,安倍又非常习惯于通过实施出访等外交活动来应对与排解。或许对安倍而言,熟悉的外交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其挽救政治危机、实现长期执政的便捷工具而已。
菅义伟之所以能够获得自民党内七大派系中的五派支持,显然,安倍是背后推手。“继位”的菅义伟,虽然强调自己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交决策,有能力应对外交事务,但这些“打下手”的外交经历,不足以为其提供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的现实外交经验,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外界对其缺乏外交经验的指责。为了弥补日本朝野上下的担忧,菅义伟很有可能会留任安倍政府的“老班底”、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启用富有外交经验的安倍侧近出任要职,延续安倍的外交政策理念及路线。这也是报答安倍的最佳选择之一。
二、“菅内阁”时期日本外交的“变与不变”
早年菅义伟与安倍就在处理“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相知相惜,如果说菅义伟不善外交,只是说他一直在官房长官的位置上给安倍外交事务“打下手”,如今他将走上前台延续安倍既定外交路线,大有“萧规曹随”之意,亦不排除适度微调。
日本外交战略既定的基本路线是: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强调不断提高外交自主性,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夺取主导权。鉴于此,即便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首相能够在妥善处理好国内事务的同时兼顾外交领域,也很可能仍延续安倍基于上述日本既定外交战略的基本外交路线方针。
首先,以美国为基轴的外交传统不会改变,若有变也只是加强与深化。站在菅义伟“看守内阁”的微观视角,安倍留下的是以比肩“罗纳德—康弘”关系的“唐纳德—晋三”关系为表征、被特朗普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日美同盟关系。在2020年11月特朗普尚有望实现连任的情况下,菅义伟没有必要也无余力对日美两国关系做出巨大调整。更何况,在8月31日举行的日美首脑电话会谈中,已经决定辞去首相职务的安倍依然同特朗普就未来构筑导弹防御体系等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这足以证明日本继续巩固日美同盟的决心。若站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也不难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不论出于自身政治生命考量,还是着眼于日本国家利益,绝大多数日本内阁首脑都将巩固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前提而少有逾越。新一届日本内阁打破这一历史惯性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不可忽视的是,新内阁从自身利益出发讨好美国,可能会做出损害地区及周边共同安全利益之举动。
其次,为国内保守强硬路线服务的基本功能不会改变。在8月28日的辞职讲话中,安倍用“断肠之痛”形容其未能实现包括修改和平宪法在内的诸多政治目标的遗憾心情。的确,带有右翼底色的安倍在任内一直致力于修改和平宪法,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其对日本军力发展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修宪与外交已经形成了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就外交而言,修宪的作用在于为日本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增添诉诸武力、进行军事威慑的筹码;就修宪而言,外交的作用则体现为对内渲染周边威胁,为修宪寻找借口,向外获取国际理解,为修宪铺平道路。可以预见,只要将修宪作为基本方针的自民党继续执掌日本政权,日本外交就会在其带领下,坚定不移地为修宪这一国内保守强硬路线的主要目标服务。
最后,对于具体大国及周边国家的既定方针不会出现大幅变化,只可能微调而已。既然已经决定继续将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外交基轴,那么日本同其他大国及周边国家间关系势必只能在这一框架内展开。具体而言,中日关系层面,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很可能导致新一届政府延续安倍执政末期为迎合美国而回归对华遏制的趋势。日俄关系层面,以领土要求为底线的日本在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上显然难以做出让步,两国关系破局不易。日韩关系层面,日本既不会在“慰安妇”、岛屿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上有所妥协,也不会在取悦美国等现实问题上出现松懈,两国关系的未来岁月仍将在摩擦中度过。日朝关系层面,根深蒂固的上位心态、攫取利益的历史传统、被绑架问题与美国因素束缚的政策空间,共同决定了日朝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突破。虽然菅义伟表明将继续推进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但反思安倍内阁外交“成败”,谋求依靠外务省官僚处理对外关系的微调已现端倪。
总之,在后安倍时代,日本外交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安倍外交遗留的藩篱。这不仅印证了安倍历史性超长期执政对日本造成的深刻影响,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发展进程中,应当依然对安倍因素予以充分关注。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保障战略
作者：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2020年,日本在筹谋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显示出新的动向。6月,安倍政府决定着手修改201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负责具体推进讨论和规划,讨论方向有三:代替陆基“宙斯盾”的导弹防御系统;强化经济安全保障,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的“后疫情”形势对策。15安倍政府急于谋划新安全战略,动因是其认为依靠原有的“专守”方式和手段,已无法应对包括“导弹威胁”在内的周边险恶环境;同时,新冠肺炎疫情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的内容和性质,凸显出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新安全战略整合外交、安全、经济等领域,具有国家战略即大战略特性。从种种动向研判,此次修改显露的两大政策指向——军事安全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经济安全的“政治化”与“战略化”,即便形式与程度可能有所调整变化,在安倍辞职后的新政权时代得到继承和延续将是大概率事件。
一、安全防卫政策的转型与升级
安倍政府在2020年春夏之交开始着手修改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传统内容部分,对外表示将于9月前后拿出文本并力争年内完工。日本急于调整安全防卫政策方向,理由是近年中国、朝鲜的导弹技术已取得大幅进步或突破,光靠“专守”及导弹防御系统,已不足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也是保守政治势力和防卫族议员的共识。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系列重要影响。从种种动向研判,日本将谋求军事安全政策的“正常化”与“攻击转型”。
2020年6月,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代表政府宣布,因技术问题取消部署美国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后,安倍迅速宣布有意修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指导方针,据此,日本NSC将就新的导弹防御方式等领域进行重点讨论。安倍政府推动战略修订的具体指向是,以陆基“宙斯盾”系统部署计划停止为由,考虑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即远程打击力量。其思路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以攻代守,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近年,日本政府要人及安倍本人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这种愿望。实际上,日本自卫队已拥有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攻势作战能力,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软件”,还大胆发展高精尖武器装备等“硬件”。日本2018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多域联合作战能力”构想,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其追求目标已接近于“正常大国”水准。在此基础上谋求更上一层的“攻击能力”,其可能选项将有三种:巡航导弹、对地战术弹道导弹、中远程轰炸机加精确制导炸弹等。其中,巡航导弹(例如引进美国陆基版“战斧”、空射版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等)的实现可能性较大,到位时间也可能较快。
可以看到,在军事安全方面,正在讨论的新战略意图实现重要禁忌事项的明文化、政策化与“正常”化,正面突破“专守防卫”国策。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打压持续发力背景下,美国可能会允许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下的常规防御角色,包括讨论获得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可能性。为了巩固这一发展方向、敦促新政府就此进行推动,安倍在8月底宣布辞职后即对外流露有意发布“安保谈话”的预告,有可能主张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及陆基“宙斯盾”替代方案等纳入新的安全防卫方针。截至9月上旬,在安倍接班人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的是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其在多个场合已表示要继承安倍“衣钵”。所以,以上安倍路线的延续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二、经济安全保障的强化与走实
此次疫情,某种程度上确实重新定义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和意义,日本认识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问题在国家安全思维中也极为重要。在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紊乱和医疗卫生商品短缺的刺激下,日本内部加速展开关于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政策辩论。尽管近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逐步改善,但安倍政府仍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我们供应链的坚固性和韧性”。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应对中美“脱钩”的长远考虑也是重要的刺激因素。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对华消极政策和措施,对日本国内的政策辩论走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京仍需与华盛顿站在同一阵线,将新的综合安全战略重点放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上。从当前的动向看,在经济安保方面,需要注意日本有调整战略并将经贸事务战略化、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倾向。
2020年春夏之交,日本NSC开始讨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的重头戏就是经济安全战略,具体由国家安保局下设的“经济班”负责制定,目标是整合对外战略中的各种经济举措,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施策的一致性、统筹性和最大效力。安倍政府设想的经济安全战略五大支柱是:发展科学技术和保护敏感信息、保护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权益、消除5G等下一代电信标准的潜在威胁以及打击网络袭击、外商在日投资的出口管制制度和措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16当今的大国竞争是一种综合博弈,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与科技领域,因为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成功和科技领先。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需要改进政府治理能力,实施更明智的经济治国之道,其中,日本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第一个实际改变其核心安全决策部门机能、使其专门关注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协调的国家。
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已展示了很多的具体政策举措。仅以2020年8月为例,就有: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甘利明担任本部长的政策小组“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向政府建议,应强化对经济、科技、教育的相关职能,加强与美英的情报交换;文部科学省意图在国立大学设置管理出口的专业部门,以防止可用于军事的尖端技术外泄;等等。除了政策文件修订外,日本政府还加快修法以配合这一战略调整进程,如2020年6月7日《外汇与外贸法》修正案生效,旨在进一步构建围绕外国投资的经济安全措施。同时,日本政府也正在继续推进生产链、供应链回归国内,并逐步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度,确保经济上的战略“自立性”。
9月5日,菅义伟在表明有意参选自民党总裁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要重新认识依存于特定国家的产业链体制”,17强调他本人一直参与决策的经济安全保障将保持现状,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中心继续研究对策。这也意味着,获胜概率较大的菅如果当选,将继承安倍政府推进包括产业链重组、对外技术管控等在内的经济安保强化路线。
三、影响评估与趋势前瞻
9月8日,日本自民党发表总裁选举公告,菅义伟、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和政策调查会会长岸田文雄三人正式提交参选申请。日本各界普遍认为,菅已得到五大派系的支持承诺,有望斩获70%左右的选票。如果菅当选,其更多的是对安倍的继承和延续,日本将总体呈现一种“没有安倍的安倍时代”。当然,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其执政也不排除一些特色和新意,对安倍路线采取总体继承、部分修正的做法。
菅如果当选执政,正如其本人所称,将更加重视经济安全。除产业链重组外,未来日本将可能在高科技领域追随美国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在涉及“国家安全”保障基础的技术领域将采取严格管控政策。为此,日本政府未来可能出台更具体、更严苛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措施。实际上,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日本自2019年秋以来一直在加强经济安全保障措施,例如对电力、军事装备、软件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与合作进行审查制度等,疫情则促使其进一步加大相关资源投入。这种新定义的安保及限制措施,揭示了日本在疫情大流行下对商业贸易的一种态度,容易使正常经贸交流产生障碍和挫败感,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负面仿效模板。其中,对华高科技的部分脱钩、战略产业转移及供应链重组、规则和标准的竞争,也将持续影响中日经贸合作关系。当然,菅已表示要构筑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一般性的经济合作、互利互惠的经贸往来持积极赞成态度。对以恢复经济为要务的新政府而言,恐怕只能在经济的自我安全保障与对外正常往来之间取得一定平衡,而不是走得过远。
在美国日益强硬的要求及自身需求的推动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进一步发生重大改变,应该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结合近期的动向看,日本安全防卫战略调整的特征将表现为进一步加强“自主防卫”18、强化日美同盟、施行安保站位“西移”(例如意图加入“五眼联盟”等)、组建中等强国和伙伴国合作网等,具体操作方向则体现在发展远程打击力量、高新边疆安保能力建设、推动“中导”入日、积极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包括印太沿线、南海周边)、夯实东海前沿战场营设与部署要塞化等方面。当然,其实施进程并不会一马平川,安倍所称2020年底前确定新安全防卫战略方略的目标未必能如期实现,这主要取决于形势变化和两种政治势力的博弈结果。一方面,无论下任首相是谁,其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复经济,再加上自民党执政盟友公明党的牵制,在安全防卫领域提出过于大胆突进的新方针的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另一方面,如果菅上台,由于其在党内缺乏强力固定的支持基础,为选举或执政,向急于变更政策的少壮鹰派及保守势力做出让步或无法“按住”这股势力的图谋及作祟,也不是没有可能。因而,综合而言,新政府对待上述安倍路线,进行一种折中或部分实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9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面临新考验
作者：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2020年9月,随着安倍晋三因病辞去日本首相职务,日本政局迎来重大变动。这与其说是“后安倍时代”的到来,不如说是日本“幕后安倍时代”的开启。安倍保留了国会议员身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再度引人瞩目。这里仅从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做一观察和分析。
第一,安倍时代对华政策调整与中日关系现状。安倍的对华政策充满内在矛盾。从2006年起,安倍两度执政,其对华策略调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安倍2006年首次上任后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是迅速实现访华,改变了小泉纯一郎任内因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领导人交往中断的局面。第二阶段,安倍2012年底再度执政后于2013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使野田佳彦内阁“购岛”事件后恶化的中日关系如雪上加霜。第三阶段,从2014年起,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安倍不再前往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努力谋求钓鱼岛海空危机管控,通过多边国际会议恢复了首脑接触。2017年以来,特朗普执政之初中美关系呈现改善趋势,在中日双方努力下,以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为标志,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席20国集团大阪峰会,似乎是这一阶段中日关系恢复的顶点。第四阶段,2020年3月以来,伴随中美关系趋于恶化,日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安倍对华政策紧随美国,开始倒退。同年5月,美国发表对华战略方针报告,系统提出美国“全政府”(WOG)对华打压战略,安倍内阁也开始同中国拉开距离。日方邀请习近平主席2020年4月访日因疫情影响而延期,日本自民党内借口钓鱼岛问题、香港问题等出现反对中国领导人访日的不和谐声音,原安倍内阁防卫大臣河野太郎甚至公然把中国称为“威胁”,直至安倍辞职前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未通电话,中日关系明显“从温到凉”。
毋庸讳言,菅义伟执政前后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浓重的阴影。在政治关系方面, 2020年以来,日本一直积极协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出席世界卫生大会(WHA);李登辉去世后,安倍首相委托前首相森喜朗率团赴台吊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出台后,菅义伟曾表示担忧。在安全战略方面,安倍积极推动“日美澳印四国联盟”,形成对华地缘战略牵制。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日本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并放风称愿加入“五眼联盟”。在中国同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后,日印缔结《物资与劳务互换协定》。在经贸合作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日贸易一度大幅下滑,中国赴日游客急剧减少;日本政府效仿美国,禁用华为5G产品,并斥资鼓励部分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在人文交流方面,安倍内阁拟定的“2020综合创新战略草案”提出,强化赴日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审查,限制外国科研人员访问日本有关敏感大学及科研机构。这些做法均属前所罕见,必定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后继内阁或许是“没有安倍的安倍内阁”,其对华政策仍将带有两面性。首相继任者热门人选菅义伟在自民党内属于无派系政治家,曾是安倍内阁忠实的“大管家”,其之所以有望成为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离不开自民党内最大派系“细田博之派”即安倍派和安倍本人的青睐与支持,未来其决策注定受到无形制约。菅义伟本人曾是安倍内阁内外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坚持安倍的修宪路线;他宣布将贯彻安倍内阁的政策,并非是所谓不得已之举,而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他是安倍信得过的人。
在历史问题上,尽管菅义伟本人未必会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内阁成员有可能前往参拜。在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归属认知争议上,菅义伟内阁很可能继续采取安倍内阁的对华强硬立场。与此同时,菅义伟也必须给自身稳定执政留有政策回旋余地。例如,在对外政策方面,菅义伟表示,要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稳定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这是因为,菅义伟虽获自民党各大派支持极有可能登上首相之位并暂时稳坐江山,但若他在2021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前内外政策出现重大失误,也可能被换马。
第三,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可能对中日关系产生新影响。尽管中美矛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长远的,但两国之间仍有共同利益,美国不同领导人也会采取不尽相同的内外政策。无论安倍晋三还是菅义伟,都不能不密切关注美国大选结果并努力建立日美高层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如果特朗普连选连任,菅义伟在安倍原有政策轨道上推行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可能性较大。日本决策层认为,中美关系恶化将迫使中国更加重视日本,日本没必要对华做出让步或主动谋求改善关系,反而可以从中渔利。相反,如果拜登获胜,近期内中美关系可能出现调整,对日本来说不确定因素将增多,估计日本领导人将首先要求拜登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从而塑造对日本有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战略格局。
无论特朗普能否连选连任,都可执政到2021年1月20日,在特朗普任内,菅义伟内阁将继续同美国加强战略合作及对华政策协调。其中,可能对未来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1)菅义伟内阁是否批准在日本部署美国中导系统?(2)日本是否加入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情报系统?(3)日本是否继续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与中国争夺钓鱼岛?(4)菅义伟是否继续推进对抗中国的“美日澳印四国联盟”?(5)菅义伟是否通过安倍渠道与蔡英文当局加深关系?(6)日本是否继续伙同美国干预南海,推进所谓“印太构想”?
第四,中国的发展与外交努力对中日关系也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推进和发展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是中国的既定外交方针。中国是仁爱之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针对日本政府、民间和地方友好城市向中国提供的捐赠防疫物资,中国媒体都给予了积极报道;当日本疫情蔓延时,中国政府、民间、在日华人华侨又以各种方式向日方捐赠了更多数量的防疫物资。中国是法治国家,坚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法规则处理两国的关系。中国希望中日两国共同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两国关系各项原则,推进与新时代相契合的中日关系。
中国是第一个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阴霾并恢复经济增长的国家,这将为中日经贸回升创造有利条件。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显示,2020年5月日本出口总额同比减少28.3%,其中对美出口减少50.6%,而对华出口仅减少1.9%。如果菅义伟内阁真正把本国的防疫和经济回升放在首位,争取2021年办好东京奥运会,同中国加强合作就是符合逻辑的政策选择。只有疫情早日缓解,中日才便于实现首脑互访。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国。中日两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应积极支持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发挥作用,共同维护开放的自由贸易体制,在防止气候变暖、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日两国领导人可通过2020年11月由沙特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以及韩国主办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多边场合,进行必要的沟通与协调。
第五,中日关系的未来既需要高层引领,也需要两国民意做基础。近十年来中日两国民间感情改善受到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朝野各界和广大民众并不真正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与法理。在这种背景下,中方公务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常态化被日方污蔑为“入侵日本领海”,必然会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强烈不满。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又会导致日本对华显示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博得较高人气,政治选举的结果是对华强硬势力上台,从而使两国关系再度陷入结构性对立的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局面,促使日本对华民间感情发生根本改善,就需要中日双方通过对话,核实问题的真相,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这一过程中,中方对日方进行耐心细致、有针对性的解疑释惑尤其必要。那种认为实力决定一切或单方面“搁置争议”便可万事大吉的想法,都难以将中日关系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作者：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中美日三边中的日本
当代国际体系中,由多个全球或区域性战略力量组成的“三角关系”或“多角关系”并不少见,中美日三边的影响权重日益凸显。当前,中美日三边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亚太的战略格局形势,在全球经济动能及大国力量博弈集聚于亚太的背景下,还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全球战略格局走势。
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美日三角形成于20世纪初,到70年代初,以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三方间战略互动意识及行动日益明确化。截至目前,尽管形式上并不存在一个运作明确的中美日三边机制,但中美日各自战略性调整及相关对外政策,无不以其他方的战略行动或政策为参照,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具有战略互动效果的三角关系。20无论从各方实力还是从彼此合作或竞争的战略指向看,中美日三角总是不均衡的,但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三方相互影响制约,并保持协调合作,维持着这一三角关系的总体稳定。
中美日三角中,日本的地位不断变化,其自身能力、意志与外部国际体系的变化成为引起变化的主因。冷战体系背景下,中美日三边战略互动具有共同遏制苏联意图。日本经济实力迅速崛起,但在战略上完全成为美国附庸,与经济薄弱但保持战略自主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日本经济力量由盛而衰并被中国超越;美中实力差距缩小,中日差距却迅速扩大。21同时,中美竞争日益取代冷战时美苏对抗这一“外部矛盾”,作为“内部矛盾”导致中美日三边关系张力增强,形成“美日对中”态势。美国利用日本遏制中国,使日本的“战略价值”与政策空间反而增长,而日本摆脱政治不稳后,在安倍晋三“超长期执政”时期保持了内外战略连续性,展现出对战略自主的积极追求。日本战略自主性的增强提升了其在中美日三边中的角色,并使这一三角战略互动日趋活跃。
战后日本外交有意彰显其国际主义、自由主义色彩,但本质仍是高度“古典现实主义”与实力取向,敏感于国家权力及地缘政治的战略性变化,并表现出适时调整的能力。22进入21世纪,日本对美、对华两条主线的调整不仅反映出其实用主义的多变性,亦反映出日本对中美两国战略心理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日美同盟对日本不仅构成行动规制,更制造了心理依赖,在日方看来,只要日本地缘条件和本地区力量平衡不变,日美同盟对日本的价值就不会丧失。但由于战略自主意识增强,日本亦尝试逐步摆脱这种规制或依赖,以工具性思路看待同盟,在日本战略观中,“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逐步朝“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发展。23另一方面,日本逐渐认识并接受了中日经济力量逆转、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大的现实,优势心态与“安全感”主导的传统对华心理也因此瓦解,且始终难以实现理性调适。这导致日本在重视中国因素、保持对华协调的同时,对华竞争性、防范性心理显著增强,并保持在较高水平。
二、“安倍路线”下日本在中美间的选择
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上台后,高调提出诸多政策理念及口号,实质上仍将“大国协调”这一“经典权谋”置于自己“战略性外交”的核心。有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指出,安倍从建立有利于己的实力均势出发,实施了多边制衡的“俾斯麦外交”,试图主导大国间协调并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24
在中美间,安倍的策略调整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上台至2017年左右。此时,奥巴马政府深化调整“亚太再平衡”,利用盟友加强对华制衡,安倍亦积极响应美方,加强对同盟“战略性利用”以助推日本安全乃至国家总体战略转型,同时利用周边外交组织“对华包围网”。第二阶段即2017年至今。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对日美关系造成冲击,“对华包围网”难以维持,中美关系一度改善更让日本危机感增加。为此,安倍一方面利用首脑外交重建对美战略沟通,并通过强调中国崛起带来“挑战”彰显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获得了美方认同;另一方面则转换方向,以“一带一路”合作等为抓手,推动改善中日关系。此后,尽管中美关系再度紧张,战略竞争态势凸显,安倍仍基于应对特朗普不确定性等考虑,在日美同盟与“日中协调”两端同时发力,保持了大体平衡。
可以看到,在安倍路线下,日本在中美间不断调整站位,争取相对有利位置与行动空间。总体上,安倍仍将对美外交视为优先选项,“即使在特朗普施压的最困难时刻,仍然坚定地强化日美同盟”。25但同时亦借助对华协调合作,改善自身外交处境。另外,作为分散风险手段,日本积极在中美之外拓展战略选择,强化与全球“中等力量”特别是印太区域及欧洲大国的全方位合作,“在中美因矛盾而很难携手引领新国际秩序形成的情况下,在‘美中以外的世界’探索可能性”。26作为最有可能成为安倍继任者的菅义伟,已明确表示在外交上将继承安倍路线,特别是对美、对华政策。日本在中美间的当前选择,是基于以下形势判断: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化且深刻化,日本不会被“抛弃”且有条件两面取利,但中美对抗升级情形下,日本亦有很高的“被动卷入”风险。因此对日本而言,在中美间保持相对平衡、不过度倒向任何一方仍是优选,但在中美矛盾激化且难以调和时,日本会倒向美国。事实上,这也是安倍执政中后期日益形成的判断与对策。
目前,日本新政权亟须优先抗击疫情并复苏经济,外交在其总体政策中的紧迫度相对下降,但更需以“经济实用”且“稳妥延续”的方式加以运营。在稳固权力基础上,菅亦会在继承安倍路线的同时逐渐体现自身政策特色。比如,在中美间可能表现出较以往稍强的平衡感与务实度,并有重点地进一步拓展周边外交,解决“外交悬案”。对美方面,菅倾向于以朝核问题为抓手,强化日美战略协调;在安全合作之外,还将在经贸、高科技与数字经济等领域重点加强与美方在规则制定方面的协作。对华方面,菅将维持对华协调,但亦将在沟通中“积极表达日本主张”,在争议问题上“坚决捍卫日本利益”。在国内经济困难情况下,菅看重对华经济合作的价值,但又重视高新技术及供应链安全,支持以上领域对华“局部脱钩”,相关政策的防华制华色彩可能增强。在地区事务中,菅仍将利用“印太构想”并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形成对华多边牵制,但也不期望牵头强化对华地缘政治竞争乃至军事对抗框架。总体上,以上施策不会大幅偏离安倍外交中大国协调、制衡与对冲的基本思路。
三、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边
美国国内政治与中美战略竞争形势的变化,构成中美日三边眼下最大不确定性来源。但从中长期视角看,后安倍时代的中美日三角仍将维持“不均衡下的平衡”这一总体态势,并将表现出更强开放性,即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区域秩序规则构建产生更密切的关系。三方仍将在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中,综合利用协调与对冲,力争保持扩大己方战略主动。一方面,持续发展的中国将在中美日三角中渐占优势,但尚未建立起稳定战略主导性;另一方面,美国体系掌控能力的相对衰退与战略收缩已成长期趋势,但其庞大的战略资产以及遏制战略对手的意志能力均不容低估。基于此,日本将在坚持日美同盟“基轴”前提下,更主动推进外交战略多元化,积极介入并影响区域乃至国际秩序重构进程。其对华政策将保持稳定,但协调合作与竞争牵制的两面性亦将持续存在。考虑到以上基本形势,以及菅目前为止的政策表态,仍可谨慎期待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可能性。
日本在中美间不断调整站位,是国际政治现实与日本式实用主义主客观结合的产物。日本在中美间的取向事关自身经济与安全、国家力量与国家自主目标之间的平衡维持,这也是日本政治精英有关大战略“新共识”欲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27对于日本而言,中美两国不仅是影响最大、关系最密切的大国,还日益成为己方生存所必需的两种体系秩序的核心。有观点指出,后冷战时期特别是最近十年,日本外交基本上体现出两种交错共存的方针,即以日美同盟为中心、共享价值观的“民主盟国”合作和以中日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作。28显然,日本将继续在以上两种方针间寻找平衡点。不过,基于“追随最强者”的传统战略路径,至少目前日本仍将日美同盟置于其他双边关系之上,甚至加深了对西方主导的规则、价值体系的依赖,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扭曲状态”及结构性矛盾。但日本也意识到,在危机时刻,日本所依靠的很可能不是美欧,而是中国等东亚邻国。29未来,随着中美日实力对比、战略取向及互动的流转变化,日本的站位与取向也将持续调整,而作为三角关系中的关键变量,日本的战略选择也将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亚太战略格局继续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转自：日本学刊. （排版定稿）网络首发时间：2020-10-19 11:2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