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讯】4月30日，纽约叶史瓦大学宪法学教授理查德·韦斯伯格（Richard H. Weisberg）在《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上发表题为《我所知道的武汉：新冠病毒暴发前对这座中国城市的一瞥 如今人们不再这样看它》的文章。文中，作者借自己2008至2013年在武汉担任荣誉教授的经历告诉美国国民，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抗疫经历还有许多值得美国学习。
图为3月18日，武汉大学内绽放的樱花。（图片来源：中新社）
全文摘译如下：
在武汉大学担任荣誉教授的经历，让我对中国尤其是对武汉有了新的认识。这些都发生在武汉被安上引号、在美国多地遭受唾骂之前。
没被安上引号的时候，武汉是一座幅员辽阔、雄心勃勃的城市，是一座集复杂、奢华、庆典、悲伤于一体的城市。武汉的科研，正如武汉的高校一样，可以同美国相匹敌。
这个话题揭示了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揭示了两国人民之间潜在的联系。美国的诽谤法根植于宪法这一更大的框架之中，旨在通过减少说话人的话语选择保护他人的名誉权。中国的诽谤法则是为了强调社会和荣誉规范，但后者的独特也使得中国和美国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不是更加疏离。对我在中国的同事们来说，年老与死亡理应受到尊重，而这些只会令西方人感到奇怪，直至西方人亲历这次疫情。
突然间，我打开了一个新视野：东方文化能够让我们学会如何尊重和保护老人。
新冠肺炎疫情将美国养老设施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这些应该遭到谴责。一个不太明显的趋势是，“群体免疫”的支持者当中，有一些人在决策早期进行的取舍似乎更倾向于保住年轻人、抛弃老年人。
在我思考这一问题时，我的中国学生和同事们提醒我中国有孝道。孝道从孔子时代提出，深入到每个家庭当中，又延伸到我们今天所称呼的“老年人”群体。
面对当前的危机，我们不应创造出一个尖锐的二元对立（像总统他们使用的那种）：中国并不总是“坏中国”，我们也不是总是“很伟大”。
武汉的官员似乎接受了经济损失，同时对市民施加了严格的限制，保证他们的健康。
武汉显示出西方个人主义和中国集体主义之间那种微妙的紧张关系。
我在中国的同事最终都受益于他们所受到的行为限制，而美国国民却对这种限制深恶痛绝。
如果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了这些准则的价值，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应该如何履行公民责任，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公民则更愿意“保持自由”。武汉抗疫中对集体的关注或许能够让美国人强烈的“自我和自我权利”意识变得温和。
在武汉的农贸市场重新开放之际，我希望中国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让我们将老人视作智慧之源，尊重这些比我们年长几代的老人，并对那些牺牲自我成全集体的人表示尊重。
美国“重启”之时，让我们从古老的文明中受益，让我们将安在“武汉”之上的引号摘去。（陈沉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