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於長時間在東北內陸農村一個典型農業鎮的田野調查, 研究發現, 對村幹部 (尤其是村黨支部書記) 來說, 人力資本決定著其在村級權力結構中能否獲取和保持高端職位。處於村級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村黨支部書記, 是溝通國家與農民的橋樑。在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中, 村黨支部書記群體是可以貫徹國家意志最後的屏障。在國家-農民關係變遷的過程中, 擁有優質人力資本的村幹部能貫徹國家方針政策, 平衡國家和村莊的權益, 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
近年來, 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一直是社會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最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 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層出不窮, 其中也不乏針對村幹部或鄉村精英的研究。然而, 現有的研究主要側重於村幹部整個群體的研究, 而對基層政治精英內部的區隔關注不夠, 換句話說, 鮮有單獨對村黨支部書記的研究。如果要研究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在農村執行得如何、國家與農民的關係如何、國家基層政權建設等系列問題, 離不開對處於村級權力結構最頂端的村黨支部書記的研究。對這個群體缺乏深入的研究, 是難以把握國家-農民關係變遷中的農村社會現實的。這是因為, 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 村黨支部書記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改革開放之前的集體化時期, 還是後集體化時代, 儘管其職能強弱有所不同, 村黨支部書記都是國家政權深入農村不可或缺的依靠, 他們在農村制度變遷與改革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基於長時間在東北內陸農村一個典型農業鎮 (以下稱F鎮) 的田野調查, 本文嘗試回答, 在急劇變化的國家-農民關係中, 村黨支部書記是怎麼樣的一個群體?是什麼樣的制度性因素形塑了這個群體?
本文的調研基地是F鎮, 一個長達20多年的研究基地。F鎮位於東北津市, 是津市大鎮之一。方圓139平方公里, 有12個行政村, 50000左右人口。農業是F鎮主要產業, 此外還有養殖業、釀酒業和木材加工業等。F鎮在中國東北內陸農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它既是包含有一定城市度的農村集鎮, 又是包含村落度較高的糧食種植區及兩者的過渡帶, 這種立體結構可以展示東北內陸農村地區的基本社會結構要素。
在獲取數據方面,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入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法。本研究試圖採用農民的視角, 研究發現是基於筆者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筆者與一系列人士進行了開放式的深度訪談。這些人士包括鎮一級官員、當地人大代表、村支書、村長、普通農民、退休官員和當地私營企業主等。為了確保本研究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筆者還從不同角度來收集數據。舉例而言, 當採訪一位幹部時, 不僅他/她本人, 他/她的領導、同事、親戚甚至他的競爭對手也是筆者的採訪對象。這樣從不同側面蒐集同一組數據, 確保了數據的可靠性。
本研究採用的是案例研究法。本文通過在東北農村F鎮進行實地調研, 試圖研究現階段東北農村幹部是怎麼樣的群體, 為什麼是這些群體。雖然描繪的只是東北某一個鄉鎮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畫像, 反映的卻是國家宏觀政策變遷、中國共產黨用人理念及政策變化等這些宏觀因素如何形塑了這個群體。另一方面, 從這個鄉鎮獲得的經驗對理解轉型中國的巨大社會變遷也有著較重要的意義。
一、F鎮村黨支部書記類型分析
鎮一級政府屬於中國政府建制中最末梢的政府。村莊不是一級正式政府, 而是在鎮政府領導下的一個自治實體。傳統的村莊權威中心是村黨支部書記, 由村裡的黨員選舉出來, 然後經由鎮黨委任命。1987年, 村莊選舉制度把村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有著潛在競爭性的權威引入到農村治理結構中。在同一個村莊中, 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這兩個基層權威並存, 且有著複雜微妙的關係1。村委會主任是村民選舉產生的。村黨支部書記可能被鎮政府直接免職, 但通過合法選舉產生的村委會主任則只能通過村民大會才能被免職。
除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之外, 村一級主要幹部還包括村會計、村婦女主任。村婦女主任非核心領導層, 一般不參與村事務的決策。與鎮一級幹部不同的是, 幾乎所有村幹部都是農民身份。對所有村幹部而言, 到上一級政府 (鎮政府) 任職的機會微乎其微。這與中國的戶籍制度是相關的, 如果成為鎮幹部, 就意味著擺脫了農民身份。但為了激勵一部分表現非常突出的村幹部, 中國共產黨組織部門也推出一些制度, 為優秀村幹部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 比如說津市實施的“掛職幹部制度”2。
與周雪光3等學者在南方及東部沿海或在北京附近農村考察不一樣 (這些村莊, 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主任與村黨支部書記平起平坐, 有時影響力甚至超過村黨支部書記) , 在F鎮, 雖然很多村村民選舉過程很激烈, 成功當選的村委會主任也具有較好的群眾基礎, 但是村黨支部書記依然是權力“一把手”, 對村事務有著最後的決定權。接受筆者深入訪問的樂村村支書YYY就曾直言:“如果村主任權力更大, 我就去競選村主任了。”王雅林將東北農村這一現象總結為“九九歸一”的村級權力體系4。本文以F鎮各村村黨支部書記為考察對象, 試圖描繪村黨支部書記這個群體的特徵, 並從制度分析視角探究什麼因素形塑了這些特徵。
從表1可得出, 在F鎮村一級政治精英中, 傳統權威型和年輕知識型佔了絕大多數 (83.3%) 。相對而言, 因為擁有“社會資本”而當選的社會型村黨支部書記所佔比例極低 (16.7%) 。相對於普通村民, 前兩種類型的政治精英接受了良好教育 (見表2) 、具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和領導力, 或者說他們具有較好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傳統上是用教育和工作經驗來測定的5。而在本文中, 人力資本被定義為在校時間年限及工作經驗。而學術界則對社會資本有不同的定義。林南認為, 社會資本指投資並運用嵌入於社會關係中的資源以獲得期待的回報6。社會資本可以進一步操作化定義為行動者 (個人, 或組織, 或群體) 通過其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 能夠進入或利用的資源數量和/或質量7。社會資本其實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整體層面的 (Aggregate Level) , 一個是個人層面的 (Individual Level) 。前者強調社會網絡的規範能力, 後者強調橋樑關係和結構洞8。而本文主要是從個人層面來討論社會資本的。個人層面上社會資本的一種特別類型就是家族/血緣關係。彭玉生認為, 中國鄉村生活中, 家族/血緣關係網絡頗具特色、特徵顯著。家族網絡關係在當代中國鄉村中體現著強關係、文化認同、領導力及親疏關係。在中國的文化建構中, 血緣關係被定義為強關係, 這種強關係還可以根據親疏遠近, 比如說這種關係是不是家庭成員、近親還是遠親關係, 來進一步劃分9。在本研究中, 社會資本被定義為家庭或家族/血緣關係。後文中社會型村幹部LYW的社會資本均是在此定義的基礎上展開的。
(一) 傳統權威型 (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
正如表1中所述, 傳統權威型村幹部具有以下特徵:
首先, 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村民中享有高威望。在能力範圍內, 他們儘量幫助村民們排憂解難。村民們也願意聽從他們的領導。這為農村社會穩定打下良好基礎。在當今中國, “穩定壓倒一切”。社會穩定成了各級政府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 這是因為它實行的是“一票否決”制, 如果社會穩定出現問題, 無論在其他方面成績再出色, 既不能參加各項評比, 更影響他們的晉升。
表2 F鎮村黨支部書記教育背景
其次, 這些幹部是上級黨委政府在基層的守候者, 或者說他們能比較忠實地執行上級的方針政策。在鄉鎮領導的眼中, 他們不是“麻煩製造者 (Troublemakers) ”, 而是社區“穩定維護者 (Peacekeepers) ”。當然, 他們執行上級任務的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大的自由度, 所謂的“陰奉陽違”。這是與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多重角色相關的。一方面, 他們需要執行國家的方針政策;另一方面, 他們還得維護村民的利益。同時, 他們自己也需要養家餬口。楊善華認為, 村幹部肩負著三種主要角色:國家代理人、社區守望者和家庭代表人10。這些角色有時可以很好地調和, 有時是相互衝突的。而這一類型的幹部有足夠的經驗和智慧去調節這些衝突。
最後, 這類型的幹部大部分具有強勢的人格特徵。在中國的一些農村地區, 離文明社會還有一定的距離。村幹部們有時會面對一些不太講理的村民。在這樣的場合裡, 光是講道理是不起作用的。這時候, 有些村幹部就會使用軟硬兼施的辦法, 有時甚至是拳腳怒罵的方式。當然, 這些方法雖然有效, 但也是侵犯人權的, 不應該得到提倡。
在F鎮的12名村黨支部書記中, 平村的ZD是這類幹部中最典型的一位。以下就以ZD的案例來詮釋這類型幹部的特徵。
ZD出生於195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過7年學。之後他在平村第一生產隊務農。20世紀70年代末, F鎮已經處於一種半開放狀態, 許多敢於冒險的村民開始做起了小生意。ZD也加入他們的行列, 挨家挨戶賣魚、豆腐和蔬菜。他每天的收入是普通農民的10幾倍。後來, 他成為了一名屠夫。1992年, 在他的倡議下, 他與F鎮政府聯合成立了F鎮屠宰公司。用他自己的話, 就是通過“打打殺殺”的方法迫使其他的屠夫統一到F鎮屠宰公司做生意。在當時, 這是該省農村第一家合資屠宰公司, 引起了該省農業委員會的注意。1992年, 該省畜牧會議就在F鎮召開。之後, ZD的生意越做越大。1999年, 他投資60萬元人民幣建立了自己獨資的屠宰公司。2003年, 他又投資80萬元人民幣建立了儲藏肉食品的冷庫, 他將羊肉遠銷到瀋陽、北京、鄭州等地方。他也成了F鎮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
ZD所在的平村由原平村和東門村合併而成, 共有10個小隊, 828戶農民, 總人口是3557人, 耕地面積為12699畝。平村村務一度進入空轉狀態。一大批農民天天到鎮政府去上訪。村幹部根本無法辦公, 因為辦公室讓農民佔領著。村長WCS在處理村集體財產糾紛時, 被村民痛打一頓。
面對這困難的局面, F鎮黨委和政府不得不開始物色一位具有堅強領導力、能夠處理這些棘手事件並能保持平村穩定的村黨支部書記, 他們就想到了ZD應該是最合適的人選。最初ZD對此一口拒絕。F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只好不停地做他的思想工作, 但他一直不鬆口。後來, 平村的其他老黨員和ZD的許多朋友都來做他的思想工作。最後突破口還是平村的老黨支部書記LRD親自請ZD吃飯, 並勸他必須在平村關鍵的時候接受這個崗位, 擔負起處理複雜村務的責任, ZD只好答應試一試。
在平村全體黨員投票一致通過並經F鎮黨委認定之後, ZD正式成為平村黨支部書記。ZD開始著手處理棘手的村務。比如說, 由於與村委會存在農用地糾紛, 一位農民把自家的被子放在村長的辦公桌上, 妨礙村幹部辦公。ZD上任之後, 叫村幹部把該村民的被子扔到外面。知道情況後, 這個村民就給ZD打電話, ZD讓他來F鎮屠宰公司見個面。在聽完村民對事情的陳情之後, ZD嚴肅地告訴這位村民, 前任村黨支部書記已經將一塊地劃分給他作為失地補償, 他沒有理由再次向村委會要地。ZD告訴這位村民:“如果你同意我的調解並給我面子, 把你的被子拿回家去, 咱們還是哥們;如果你不同意, 要不要去上訪你自己決定, 無論如何, 村委不可能再給你地。如果你還敢和村裡鬧事, 不要怪村委不客氣。”通過勸說和施壓, ZD迅速平息了這一糾紛。他如法炮製, 在短時間內全部處理了複雜的村務。如今, 平村幾乎再也沒有村民去上訪, 平村很快恢復了穩定。
在總結處理複雜村務的體會時, ZD說到:
“首先, 我沒有私心。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並不是想獲什麼利。我自己是做生意的, 有房有車, 沒有必要從村裡拿一分錢。現在大部分村都很窮, 有的甚至處於破產的邊緣。說實話, 平村一年的開支還不夠我自己買菸和請客的開銷。為了做生意, 我幾乎天天上飯店, 但我從來沒有叫村會計給我報銷一分錢。可以說, 我從來沒有因為我的職務而獲得任何利益。我把平村廢棄的小學廣場租下來做玉米生意。我按市場價付給村委5000元錢租金。”
“其次, 我處理村務公開、公正。我的家屬、親戚、朋友沒有人因為我獲得額外的利益。比如說, 在我上任之前, 由於我母親殘疾, 每年還從國家獲得低保補貼。我上任之後, 把她的低保停了而把名額讓給其他貧困的村民。為了不讓我的母親來村裡鬧事, 我自己拿出和低保金一樣的現金, 每月讓村幹部給我母親送過去。”
“第三, 處理複雜的村務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手段。農村離文明社會距離還很遠。你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村民。對那些講理的村民, 你儘量與他們講道理, 把國家的方針政策告訴他們;而對一些一心想鬧事的村民, 如果你勸說他們無效, 他們還要鬧事, 我也不慣他們。我是屠夫出身, 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打打殺殺。如果他們想找麻煩, 我一個也不怕。”
(二) 年輕知識型 (Young and Knowledge-based)
與傳統權威型村幹部相比較, 年輕知識型的村幹部有如下特徵。他們相對來說比較年輕, 大部分處在30多歲或40多歲。他們有創新性思維, 尤其是在打點村集體資產並讓其增值方面。此外, 與傳統權威型以較粗魯手段處理村級事務相比較, 年輕知識型的村幹部更顯示出聰明的領導技能。他們善於發覺村民的潛能, 創造機會與條件讓村民在勞作之餘有一定的娛樂活動, 注重提高村民的素質。在這類型的幹部當中, 滿村黨支部書記LFQ是最為典型的一位。
LFQ出生於1966年。高中畢業後曾當過一年瓦工, 當時他一天僅能賺2元錢。1985年, 受做生意的姑姑的啟發, LFQ開始做生意。在接下來的12年裡, 他開辦了雜貨批發店, 從山東購進大量日用商品轉手批發給F鎮的商店。也正是這段經歷讓他跑遍全國各地, 親身體會到東部沿海地區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這些經歷影響了LFQ日後成為滿村黨支部書記的領導風格。
滿村由原滿村和合興村於2001年合併而成, 共有12個小隊, 881戶農民, 3703口人, 耕地面積11224畝。滿村擁有大量的集體土地, 包括2197畝耕地, 1600畝林地, 以及F鎮中心十字街邊上的房產。這些集體資產大部分是由滿村老黨支部書記SBZ留下的。SBZ曾在20世紀60年代被選為全國勞模而獲得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1997年, 由於生意下滑, 開批發店利潤越來越薄, 在原滿村黨支部書記、現F鎮財政所所長LCH的介紹下, LFQ關閉了自己的雜貨批發店, 出任滿村民兵連長。他被分派到滿村最麻煩的第四小隊去徵收農業稅。第四小隊有不少被當地老百姓稱為“無賴”的村民, 他們年年抗拒交農業稅, 其中以外號為“宋三”的村民最為典型。LFQ知道如果強迫讓宋三交農業稅, 很難收上來。他從側面瞭解到宋三這個人特別好“面子”。在那一年收農業稅的時候, LFQ就用自己的錢先把宋三應該交的農業稅給交上了。村裡廣播播放還沒有交農業稅村民的名字時沒有宋三, 宋三知道後深受感動, 不僅以後每年按時交上了農業稅, 直到2005年國家取消農業稅, 而且還與LFQ成為了好朋友。
2002年, DGX辭去了滿村黨支部書記職務。如果按資歷, 時任村長的LHF比LFQ豐富得多, 不僅任村幹部的時間早, 而且擔任村長時間也很長, 若論資排輩, 無論如何, LFQ也不可能接任村黨支部書記。然而, LHF竭力推薦LFQ出任此職位。在LHF的大力推薦下, 獲得了滿村大多數黨員的票而成為了滿村黨支部書記。LHF繼續擔任滿村的村長。LHF主動讓賢的最主要原因是, 他認識到要成為F鎮最富有的滿村當家人必須具備一定的人力資本, 而LFQ正好符合這方面的要求。以下的一些例子就是LFQ具有優質人力資本的具體表現。
1.市場化經營村集體資產
在LFQ的主導下, 滿村投資35萬元人民幣興建一個農貿市場。最初, 許多村民, 包括他自己團隊的成員對此持有異議。他們對如此大額的投資到時能否收回成本表示懷疑。LFQ則從長遠收益來說服大家。農貿市場建成時, 很可能成為F鎮的經濟中心。那麼, 滿村的房子價格就會上漲。同樣條件下, 目前滿村平均房價比附近三個村高出2萬元左右。由於F鎮是一箇中心集鎮, 周邊鄉鎮的農民紛紛過來做各種各樣的小生意。處於F鎮中心的滿村房價上漲了, 村民們的房子無論是出租還是出賣, 就能獲得實在的收益。
對於滿村地處F鎮中心十字街旁邊的集體房, LFQ也有詳細的規劃。他計劃把這些房子推倒重建, 建好之後, 無論是出租還是出售給到F鎮做各種生意的生意人, 都能使滿村的集體財產進一步升值。此外, LFQ還利用新農村建設的各項政策, 想方設法從上級各部門爭取項目, 大力改善滿村的基礎設施, 比如, 開通了F鎮主幹道到農貿市場的瀝青路。目前, 滿村無論是道路、自來水, 還是村莊綠化等方面, 都把F鎮其他村遠遠甩在後面。
2.知人善任
與滿村其他村幹部相比, LFQ是一個新來者。當他正式成為滿村黨支部書記時, 在人事上他並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 而是穩定隊伍, 充分利用好現有幹部。比如說, 雖然兩村合併後, 有兩個會計, 他將合興村合併過來的王會計繼續留在他的團隊裡, 既能成為他在原合興村的重要聯絡人, 又能幫他監管滿村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用他自己的話說, LFQ的領導思想是“常換思想少換人”。他儘量讓團隊成員改變落後的工作思想, 並且根據各自的長處給大家分派他們能勝任的任務。近幾年來在LFQ的領導下, 滿村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 包括道路建設、安裝自來水、綠化亮化工程, 等等。大部分時間裡, LFQ在外面處理與工程相關的各種複雜社會關係, 而他的團隊成員則在村裡盡職盡責地監管好每一項工程的開展。
3.通過組織各項文體活動提高村民的綜合素質
LFQ通過組織各種文體活動, 為村民展現自己的水平搭建平臺, 進而提高村民的素質。滿村組織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週年大型文藝匯演活動。與其他活動用高薪邀請歌星、影星來捧場不同, LFQ別出心裁, 他邀請廣大村民積極參與, 上臺表演, 展現自己的才華。為鼓勵大家的廣泛參與, 滿村還規定, 通過審核最終能上臺表演的, 一個節目獎勵50元錢。由於廣大村民的積極參與, 文藝匯演活動取得了成功。LFQ認為這是一種提高滿村村民綜合素質的好方式。通過積極參與演出, 展現自己才華, 村民們提高了自己的自信心。演出的成功, 也增強了滿村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 滿村人人因為自己生活在滿村而自豪。
(三) 社會型 (Social Type)
與傳統權威型及年輕知識型的村幹部相比, 社會型的村幹部在F鎮村黨支部書記群體中佔少數 (16.7%) 。這類幹部爬上村級權力金字塔最頂端主要不是他們具有雄厚的人力資本或願意為村民排憂解難, 而最主要是通過社會關係, 或者說他們具有優質的社會資本。他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目的更多地是個人的經濟利益而非村民的共同福祉。在F鎮, 武村的代理村黨支部書記LYW及福利村黨支部書記XK是這類型幹部的代表。本文以LYW的例子為個案解析這種類型的幹部。
武村由原武村和東聯村2002年合併而成, 12個小隊, 671戶農民, 總人口是2990人, 耕地面積10392畝。
LYW出生於1967年。初中畢業後, 他開始務農, 同時在F鎮中心十字街開了一家粉房。在取消農業稅之前, 村幹部最核心的一項工作是收取農業稅, 有時甚至是採用武力。由於LYW身體強壯, 擅長打架, 他被介紹到村委中來。他先後任過村治安員、護林員、林業站站員、城建辦隊員, 後任村委員會副主任。
原武村與東聯村合併後於2005年舉行村委會選舉。由原武村的LYW與原東聯村的ZCS競爭村長崗位。競爭相當激烈, 最後通過一定程度的賄選及家族勢力的幫助, LYW成功當選武村村長。2008的選舉呈現出同樣的結果。2008年村黨支部選舉在村委會選舉之後舉行。經過幾輪有爭議的選舉, 最後沒有人選票過半。F鎮黨委會不得不任命LYW代理武村黨支部書記職務。
LYW的姐夫是八一農墾大學副校長, 並且與津市市委副書記SJS關係密切。他曾試圖利用其姐夫的關係影響F鎮黨委書記而希望正式當上武村黨支部書記, 但沒有成功。
雖然LYW成了武村代理黨支部書記, 但他並不能勝任這個工作。在他任職期間, 武村村務一團糟, 上訪的村民絡繹不絕。正如前文提到的, 獲得經濟利益是社會型村幹部的最主要動機。據一位知情者介紹, LYW曾讓村會計給他兒子辦婚宴酒席買單。他也擅自把村委會辦公房前的廣場提供給他的朋友做生意。村委非但沒有收到任何租金, 反倒要為他朋友負擔每月好幾百元錢的電費支出。一位曾在武村兼職的F鎮經管站幹部告訴筆者:“很顯然, LYW得到他朋友的不少好處, 而這是建立在村集體財產損失的基礎上。”由於LYW並不能勝任武村黨支部書記職務, 他的代理村黨支部書記一職也被剝奪, 但保留村委會主任一職。
二、制度變遷對村黨支部書記群體的形塑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 在東北內陸農村F鎮, 相對於社會資本, 人力資本對大部分村幹部獲取並保持在村級權力結構中最頂端位置起著更決定性的作用。在此, 筆者將從制度分析視角, 解讀這一現象背後的機理所在。
(一) 壓力型體制
榮敬本認為, 中國的縣級政府用“壓力型體制”來控制和監督下層官員的行為11。所謂“壓力型體制”是指, 為了實現一系列經濟和政治目標, 上級政府將任務層層分解。下層官員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上級政府分派的任務。對下層官員的考核建立在對任務完成的基礎上。只要有一項任務沒有完成, 那麼無論其他工作完成得多出色, 對該幹部的全年考核都為零, 也意味著沒有希望得到獎勵和晉升。
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 鎮政府是最低級別的政府。村政府是在鎮黨委領導下的一級自治政府。然而, 由於鎮黨委依然有權力決定村黨支部書記的去留, 因此, 鎮政府與村黨支部書記領導下的村政府存在權力制衡關係。在“壓力型體制”下, 村政府是最後一級執行各項國家方針政策的部門。在F鎮, 由於村黨支部書記依然是村級權力金字塔中最頂端的人物, 他有責任貫徹並實施上級政府要求的各項任務, 村黨支部書記的人力資本決定了任務完成的質量與進度。
(二) 社會穩定的考量
維護“社會穩定”是壓倒一切的目標, 這一目標是上級部門明確強調的, 也是下級部門全力貫徹的。這在“一票否決”制度上充分體現出來, 即一級政府無論在其他領域的成績是多麼突出, 只要在“社會穩定”上出現問題, 其他領域中的成績一概棄之不計。
近年來, 農民“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作為與廣大村民直接接觸、處於村一級權力金字塔中最頂端的村黨支部書記, 必須具備一定的人力資本, 才能有效處理複雜的村級事務, 維護社會穩定, 如本文介紹的平村ZD。如果只擁有社會資本, 而沒有應付複雜社會情勢能力的村黨支部書記, 在位的時間不會很長。比如說, F鎮武村的村委會主任、原代理村黨支部書記LYW擁有社會資本 (其姐夫與中共津市市委副書記孫某關係好) , 但由於LYW不能很好處理武村事務, 其代理村黨支部書記職務已經由F鎮組織委員WY接替。
(三) 變遷中的國家-農民關係
國家-農民關係開始出現變化, 以往國家-農民關係的邊界開始模糊, 而新的國家-農民關係邊界尚未形成。在這個轉型期中, 作為直接與老百姓接觸的村黨支部書記, 必須具有一定的人力資本, 才能平衡好村莊中各種勢力, 幫助理順新形勢下的國家-農民關係。
以往, 不僅國家向農民徵收農業稅, 鎮村兩級政府還以不同名目向農民徵收、攤派各種稅收費用。農民的負擔在不斷地加重, 國家與農民的關係也日趨緊張。
2005年, 國家取消了農業稅。國家還開始向農民提供各種補貼, 包括糧食直接補貼、種子補貼、農機補貼, 等等。農村全面實行免費9年義務教育。據統計, 99%的農村參加了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80%以上的農民參加了農村養老保險。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係得到緩和。
與此同時, 農民與鎮村兩級政府的制約關係也出現變化。取消農業稅之後, 鎮、村兩級幹部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 任意巧立名目向農民收錢。制約農民的資源、手段逐漸減少。農民的維權意識在上升。信訪、上訪事件逐年增加。這也許是中國農村走向公民社會的第一步。
然而, 農民對權利與責任的邊界並不清晰, 有一部分信訪、上訪事件是無理取鬧。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瞭解到, 無論是與政府有關無關的事, 農民動不動就會找政府要求解決。筆者親眼看到有一位農婦因為家庭糾紛來到鎮政府之後, 直接就去捶打鎮黨委書記辦公室的門。知道黨委書記不在之後, 才悻悻地離開。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集體化時代, 這簡直是難以想象的。當時農村幹部享受著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 很少有農民敢這樣冒犯他們。而如今, 情況大大不同。一位幹部在採訪中提到:“國家-農民關係在變化。與以前相比, 這種關係變得更加鬆散。過去很容易召開村民會議。而如今, 組織村民會議變得很困難。很少有村民願意聽村幹部的話。農民們只強調他們的利益, 但不管他們應盡的義務。擔任村幹部變得越來越難。當你在處理村務中影響了某個人的利益, 不管他有理沒理, 他就會夥同其他村民, 到鎮裡或市裡去上訪。”
以往的國家-農民關係開始模糊, 而新的國家-農民關係的邊界還尚未形成。在這樣的轉型期, 村黨支部書記的位置顯得舉足輕重。村黨支部書記必須平衡好村莊中各派勢力的關係, 處理好村務 (包括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糾紛) , 儘量減少或避免農民的無理信訪、上訪。在這種形勢下, 必須要求村黨支部書記具備一定的人力資本才能勝任這個工作。
三、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F鎮12個村的黨支部書記為研究對象, 分析他們的背景經歷與性格特徵。根據他們的領導風格與工作傾向, 筆者將12位村黨支部書記劃分為三種類型:傳統權威型、年輕知識型和社會型。正如文中案例所描寫的那樣, 在處理村級事務中, 不同類型的幹部有他們不同的風格、傾向和動機。本文發現, 在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內陸農村, 為獲取並保持在村一級權力金字塔中頂端的位置, 相對於社會資本, 人力資本顯得相當重要。
本文從制度分析視角來解釋這一發現背後的原因。本文認為, 作為處於村級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村黨支部書記, 是溝通國家與農民的橋樑。在自上而下的“壓力型體制”中, 村黨支部書記是可以貫徹國家意志最低級、也是最後的屏障。當前中國的政治氣氛是“穩定壓倒一切”, 保持所在村莊社會穩定是各村黨支部書記首當其衝的任務。隨著民眾維權意識的高漲, 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上訪或信訪的方式去維護自己的利益。然而, 據統計, 只有不到3%的信訪最終能得到解決。一些通過上訪但問題未得到解決的農民, 有時會採用極端甚至暴力的方式來維權, 這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威脅。在國家-農民關係變遷的過程中, 只有擁有人力資本的村幹部才能貫徹國家方針政策, 平衡國家和村莊的權益, 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
一葉落能否知秋到來12, F鎮的經驗發現不能代表和推廣到中國南方農村, 甚至也不能代表東北沿海地區農村。同時, 也不能武斷地認為中國的農村沿著同一條路徑變遷。然而, 從這個小鎮獲得的經驗, 對理解轉型中國的巨大社會變遷有著積極的意義。
原標題：國家-農民關係變遷中的基層政治精英——以東北內陸農村F鎮為例
作者簡介： 林亦府, 哈爾濱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黑龍江哈爾濱150001) ;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公共政策執行中運動型治理的發生機理與轉化機制研究” (項目編號:19YJA63004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社會資本視角下農村基層幹部職業流動機制研究” (項目編號:71303068) 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社會科學2019年04期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