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期的皇帝御用璽印，具有不同於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的特點。據《乾隆寶藪》及現藏實物來粗略估計，乾隆帝一生所刻制的璽印數量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多達一千八百餘方，令人深深折服。
作為清朝入關以後的第四代皇帝。乾隆皇帝是在長達六十餘年卓有成效的統治期間創造了清代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同時也使他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帝王而名垂史冊。乾隆盛世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同樣在其御用璽印中也有充分的體現。乾隆皇帝的御用璽印數量巨大，用材多樣，再加之乾隆皇帝對御用璽印製作的重視和參與，使得其御用璽印呈現出強烈的時代和個人特色，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乾隆時期宮廷典制和藝術水平，是研究乾隆皇帝本人思想及文化生活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本次春拍的兩方乾隆早期璽印極為殊特，是乾隆皇帝諸多御用寶璽中相當特別的兩方。
兩方寶璽皆於《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有著明確的記載及製作時間，其一為乾隆三年所制的銅點金三螭鈕“乾隆御覽之寶”寶璽，另一為御製壽山洞石“乾隆宸翰”寶璽。
清 郎世寧 乾隆朝服像軸 絹本設色
故宮博物院藏（繪於乾隆元年）
1735年，雍正皇帝薨逝，皇四子弘曆繼承皇位，年號乾隆，歷史從此進入“乾隆時代”。按照通例，每當新皇帝繼位，都要鐫刻相應的寶璽，以為書墨染翰藝文鑑賞之用。這種早期刻制的寶璽，雖因鈐用方面的不同印文會有差別，但大部分會含有新皇帝年號，表明其專有的屬性。一般包括“某某之寶”、“某某御覽之寶”、“某某御筆之寶”、“某某御覽”、“某某御筆”、“某某鑑賞”、“某某宸翰”等。如康熙帝有“康熙御筆之寶”、“康熙御覽之寶”、“康熙宸翰”、“康熙御覽”等；雍正帝有“雍正御覽之寶”、“雍正御筆之寶”、“雍正宸翰”等；乾隆帝則有“乾隆御覽之寶”、“乾隆御筆之寶”、“乾隆御筆”、“乾隆宸翰”、“乾隆鑑賞”等。當然，每一年號璽都會刻制不止一方，質地不同，大小各異。這類寶璽專為某位皇帝所獨有，單從印文便知其所屬，皇帝前後不能繼承鈐用，在皇帝閒章中使用頻率較高。新皇帝繼位後多把其當作前朝遺物妥善保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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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銅點金異獸鈕“乾隆御覽之寶”寶璽
L9.1×9.1cm, H10.1cm，重3770g
估價待詢
備註：
1.巴黎Hôtel de Drouot，Octave Homberg收藏專場，1931.06.03-05，Lot238；
2.巴黎Hôtel de Drouot，Marquis De Ganay（Ganay伯爵）收藏專場，1952.05.07，Lot36，落錘價80000法郎；
著錄：《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乾隆卷一，頁七
印面
印文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 乾隆卷一 頁七
首先，作為乾隆皇帝御用璽印中唯一一方銅質印章，此銅點金三螭鈕“乾隆御覽之寶”選材特殊，為精銅鑄造。雖然銅是中國製印的傳統材料，運用廣泛，但到了清代則多用於製作各級政府機構的官印，用於製作皇帝御用璽印的情況則極少，可謂鳳毛麟角。而此方“乾隆御覽之寶”恰恰是以不太常用的黃銅製作，這在以玉、石為主要材質的清代帝后寶璽中顯得極為特殊，頗引人注目。
乾隆三年正月刻字作檔案，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 08》，頁160
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檔案記載：“司庫劉山久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交出銅寶一方，傳旨：著刻‘乾隆御覽之寶’，欽此。於正月初十日篆得陰文、陽文字樣二張，司庫劉山久持進交太監毛團呈覽。奉旨：著準陰文，欽此。於二月二十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理白世傑將刻完字銅寶一方交太監胡世傑、高玉呈進訖。”（乾隆三年正月刻字作檔案，《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08》，頁160）
再次，此寶的製作在清宮造辦處檔案中有明確記錄，為其鑑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同樣是銅寶，都是“乾隆御覽之寶”印文，都是陰文刻法，可以肯定檔案記載製作的銅寶就是即將拍賣的這方“乾隆御覽之寶”。通過檔案可知此寶製作於乾隆三年正月至二月，單是印文的刻制就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
其次，此方銅寶9.1釐米見方，印紐為形態各異的三隻異獸，皆四足，獸身，強健而有力，頭部各不相同，或龍頭，或獸頭，或鳳頭，樣貌兇猛，應為傳說中神獸。三獸雖相互糾纏在一起，但各自體態造型交待清晰，體現出製作者高超的鑄造技藝水平。三螭身上的雲紋、身後的花尾，與雍正時期壽山石璽印的藝術風格一脈相承。此種肌肉有力的瑞獸應為乾隆帝所喜樣式，如乾隆時所建的北京十七孔橋，橋上石雕極其精美，每個橋欄的望柱上都雕有神態各異的獅子，大小共544個。兩橋頭還有石雕異獸，十分生動。又如景山壽皇殿前的三座牌樓，建於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距今已有二百餘年，其建築形式是典型的皇家牌樓，也是牌樓中規制最高者。牌樓為四柱三洞九樓制式，下雕石獸。
清雍正 壽山石雕瑞獸鈕“敬天尊祖”方璽
故宮博物院藏
清雍正 壽山石雕瑞獸鈕“朝乾夕惕”方璽
故宮博物院藏
十七孔橋上的石獸
北京景山 壽皇殿牌樓下的石獸
其表面處理的技術非常之高，先是在獸身和印體表面做出暗紅色皮殼，其上再敷以棗紅色、綠色鏽斑和金色斑紋，各種顏色之間搭配巧妙，過度自然，相互間粘結非常牢固，與自然鏽蝕的狀態非常相似。根據檔案記錄，在清宮造辦處內有專門的工匠從事這種銅器或其他器物的做舊工作，被稱為“燒古”或“燒色”。這些燒古匠都具有相當高的技術水平，其作品多進入宮廷收藏系列。此寶表面的燒色技術純熟，非常精緻，是考察清初銅器表面燒色技術的範本。
清乾隆 銅四輪天雞尊
故宮博物院藏
清乾隆 獸形水注
美國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
清乾隆 仿澄泥虎伏硯 原藏文源閣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Octave Homberg 一世 & Octave Homberg 二世
最後，此方“乾隆御覽之寶”寶璽遞藏有序，傳承脈絡清晰。根據現在已有的拍賣資料，可知此寶最早為法國收藏家Octave Homberg收藏。Homberg家族是法國一個十分顯赫的家族，歷史上曾出過多位重要人物，包括官員、商人、銀行家、金融家、軍事家等。其家族中的Octave Homberg一世（1844-1907）和Octave Homberg二世（1876-1941）父子在收藏界一直聲名卓著，與巴黎各大博物館都有較為密切的聯繫。
1931年Octave Homberg 收藏專場圖錄封面
本品所在頁面
Ganay家族是法國為數不多的一直延續至今的貴族家族，歷史上也曾出過多位政治家、軍事家、教士、外交官和藝術事業的資助者。這個家族後代一直擁有法國巴黎近郊的Courances城堡，其內一直保存並展出很多珍貴的家族收藏。該家族中的Hubert de Ganay（1888-1974）伯爵是法國著名收藏家，法國國家博物館理事會成員，盧浮宮之友協會的副主席。其家族的藏品亦曾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多次以專場的形式被拍賣。後來此寶被法國北部敦刻爾克一家庭購買，並被其後人保存至今。這些拍賣資料表明此寶二十世紀早期即流失法國，為多個著名收藏家依次遞藏至今，流傳有序。
1952年5月7日Ganay伯爵藏品專場拍賣的封面
1952年圖錄首頁標題：遠東藝術藏品玉器和銅器的發掘
拍品所在頁面
清乾隆四年（1739年） 郎世寧 乾隆大閱圖軸 絹本設色 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皇帝寶璽種類繁多，包羅極廣，單就印文所顯示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爵位姓名年號璽、宮殿璽、鑑藏璽、嘉言詩詞璽等。這些寶璽儘管種類不同，顯示出各自不同的特質，但在反映皇帝的思想、意趣方面的價值卻有共通之處。特別是爵位姓名年號璽，由於歸屬明確，頗受收藏愛好者的青睞。此方乾隆皇帝的“乾隆宸翰”璽，就屬於乾隆皇帝的一方爵位姓名年號璽。
“乾隆御覽之寶”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五冊 乾隆卷一
根據北京故宮所藏《乾隆寶藪》（乾隆玉璽印譜）一書記載，除了本件銅點金三螭鈕寶璽外，乾隆在位期間共刻制了七方“乾隆御覽之寶”。材質、尺寸各有不同。“乾隆御覽之寶”之所以要刻這麼多，因為它大有用場。乾隆皇帝酷愛收藏，編有《石渠寶笈》等多部著錄，為其所欣賞的書畫作品登記造冊。
本件銅質“乾隆御覽之寶”不僅尺寸頗大，其重量亦達3770克，其作為乾隆登基後最初製作的璽印，象徵身份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而非用於鈐蓋書畫。譬如故宮所藏最大的“太上皇帝之寶”從不鈐用，只是作為乾隆太上皇身份的象徵物陳設在皇極殿御案上，其餘的才鈐蓋於書畫之上，是為同一目的。
此寶銅質，異獸鈕，印面9.1釐米見方，通高8釐米。陰文篆書“乾隆御覽之寶”六字。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材質、體量大小，還是印文篆法佈局都與該書中的記載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乾隆時期的真品。
一是材質特殊，是乾隆皇帝御用璽印中唯一一方銅質印章；二是整個寶璽的鑄造焊接和表面處理技術具有典型性；三是此寶的製作在清宮造辦處檔案中有明確記錄，為其鑑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四是遞藏有序，傳承脈絡清晰。綜上所述，此寶是一方相當重要的乾隆御用寶璽，不僅印材特別，而且印體制作和印文刻制都很精彩，它的發現對我們全面瞭解和認識乾隆寶璽的面貌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郭福祥《關於乾隆帝銅點金異獸鈕“乾隆御覽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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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製壽山洞石“乾隆宸翰”寶璽
乾隆十一年（1746年）葉鼎新刻制
L4.2×4.2×9.1cm，重363g
備註：法國重要私人收藏
著錄：《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六冊，乾隆卷二，頁九十五
印面
印文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璽印譜》第六冊，乾隆卷二，頁九十五
此璽壽山石質，隨形雕山水建築景緻，印文為陽文“乾隆宸翰”四字。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堪，無論是體量大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該書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乾隆皇帝寶璽的真品。根據《乾隆寶藪》的著錄，此璽與“漪瀾堂”橢圓引首章和“意靜妙堪會”壓腳章共同組成三方一組的組璽。此套組璽印文來源、製作細節等均有案可尋，在迄今為止出現的乾隆寶璽中亦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且此套組璽中的一方壓腳章“意靜妙堪會”曾於2014年香港蘇富比春拍中出現過，可以與此方“乾隆宸翰”璽相互印證，對比觀察。這裡結合文獻、檔案和實物對此套組璽的相關情況介紹如下，以作為進一步瞭解此璽的基礎。
左：本件拍品
右：乾隆帝御寶田白雕出遊圖璽（印文：意靜妙堪會），香港蘇富比拍賣，2014.04.08，Lot3039，成交價：HKD10,840,000
首先，此套組璽的刻制源於乾隆皇帝自己的一首御製詩，反映出乾隆皇帝對古代書法藝術的深厚修養和研習實踐。按照乾隆帝的行為方式，將其作為印文，刻製成璽印，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了。此套組璽恰是在乾隆詩作完成後不久刻制的，“乾隆宸翰”與“意靜妙堪會”相互配合，正是乾隆皇帝學習古代書法藝術的真實寫照。
乾隆十一年四月牙作檔案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彙 14》，頁297
其次，此璽的具體制作雕刻過程有案可尋，是清宮造辦處著名牙匠葉鼎新的作品。
據《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文件》的記載，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凍石素圖章二方、凍石花引首一方，傳旨：將圖書磨一般大，照引首花樣，著葉頂新做，欽此。於本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凍石圖章二方內一方照引首畫得山水、人物、房屋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高些的照腰圓引首一般高，做出山峰。其矮的隨形亦做出山峰。欽此。於五月十九日，司庫白世秀將改做得凍石圖章二方、花引首一方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如果我們將檔案中的描述和此方“乾隆宸翰”璽以及“意靜妙堪會”璽進行比照，就會發現二者之間高度吻合：首先在組合上，檔案中所記的是圖章兩方、引首一方，而且磨成一樣大小，很顯然是為了做成乾隆通常使用的那種一方引首、兩方壓腳的三方一組的組璽，而且指明引首章的形狀是腰圓形。而根據《乾隆寶藪》著錄，此方“乾隆宸翰”璽正是三方組璽中的一方，與之相配的另外兩方璽分別為“漪瀾堂”橢圓型引首和“意靜妙堪會”方形壓腳章。組合方式和印章形狀都與此條檔案一致。
而且材質上，檔案中所記三方印章都是凍石材質，而《乾隆寶藪》所著錄的“乾隆宸翰”組璽的材質也是凍石質，都與此方“乾隆宸翰”溫潤細膩、通靈剔透的特徵一致；再次是鈕雕內容和形式上，檔案中記錄當時的兩方凍石圖章是光素的，相關人員根據引首的雕刻畫出山水人物房屋樣，乾隆皇帝又進一步指示將兩方圖章做出山峰。可知當時所製作的兩方凍石印章上雕有山水、人物、房屋等內容，外觀呈山峰形狀，具有相同的風格。
最為重要的是，這條檔案還使我們得知該璽的製作者即是內廷大名鼎鼎的牙匠葉鼎新。
葉鼎新，檔案中有時也寫作葉頂新，是雍正、乾隆年間服務於宮廷牙匠中的代表人物。從檔案的記載來看，他來自於江南，早在雍正四年（1726）就已經在內廷造辦處牙作服務。關於葉鼎新早期活動的檔案是雍正九年五月十九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奏稱：葉鼎新等人俱在圓明園長住，做活甚勤，奏聞雍正帝賞賜，雍正帝回覆“酌量按等次賞給”，同一天海望定得被賞賜的匠役花名及銀兩數目，其中葉鼎新被賞賜銀十兩，說明他在雍正朝已經獲得了高度認可。進入乾隆朝以後，葉鼎新的手藝更為精進，甚至有時候乾隆帝欽點他製作某項活計，可知乾隆時期製作御用璽印也是葉鼎新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
第三，此璽的雕刻工藝顯示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和極高的藝術水平。
在清代中早期，內務府造辦處並沒有專門雕制石質印章印鈕的工匠，一般石質印章的印鈕雕制多由牙匠來完成。內廷牙匠將成熟的牙雕工藝技法施於石質印材之上，製作出的印鈕精細而富神韻，和同時期牙雕的表現形式有許多相通之處，從此方“乾隆宸翰”璽的鈕雕便能明顯地體察到這一點。整個印鈕採用平地陰線淺浮雕技法，整體景物佈局繁簡有致，遠近的層次感極為分明；不同景物的表現方式也豐富多樣，建築、樹木多用線條刻畫，或粗獷或精細，生動流暢。山石以線條勾勒輪廓，表面微微的凹凸在光線之下給人以極強的立體感；景物之間位置的左右前後關係清晰明瞭，看似不經意，實則處處巧妙安排，不露痕跡，耐人尋味。
王獻之草書手卷《中秋帖》（局部）
紙本，縱27cm，橫11.9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 佚名 會昌九老圖卷 絹本設色
清宮舊藏 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 佚名 會昌就老圖卷（局部）
南宋《瀟湘臥遊圖》
紙本墨筆，縱30.2釐米，橫399.4釐米
南宋《瀟湘臥遊圖》（局部）
唐寅《秋林逸興》
唐寅《秋林逸興》（局部）
《敬勝齋法帖 1》，頁三五四
最後，此璽在許多清宮收藏的書畫作品上都可以看到其鈐用的痕跡。
此璽刻制完成後，成為乾隆皇帝的常用小璽，其印跡不斷出現在清宮收藏的乾隆御筆書畫作品之上。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王獻之《中秋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夏圭《長江萬里圖》卷、遼寧省博物館藏宋李公麟《會昌九老圖》卷、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南宋《瀟湘臥遊圖》卷、嘉德香港2016年秋拍唐寅《秋林逸興》圖等作品的引首或詩堂內的乾隆御題部分都鈐有此璽。
此璽壽山石質，隨形雕山水建築景緻，印面寬4.2釐米，厚4.1釐米，通高9釐米。印文為陽文“乾隆宸翰”四字。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堪，無論是體量大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該書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乾隆皇帝寶璽的真品。根據《乾隆寶藪》的著錄，此璽與“漪瀾堂”橢圓引首章和“意靜妙堪會”壓腳章共同組成三方一組的組璽。
其一，此套組璽的刻制源於乾隆皇帝自己的一首御製詩，反映出乾隆皇帝對古代書法藝術的深厚修養和研習實踐。其二，此璽的具體制作雕刻過程有案可尋，是清宮造辦處著名牙匠葉鼎新的作品。其三，此璽的雕刻工藝顯示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和極高的藝術水平。其四，此璽在許多清宮收藏的書畫作品上都可以看到其鈐用的痕跡。綜上所述，此方“乾隆宸翰”璽可以說是乾隆御用璽印中的精緻之作，具有很高的藝術和歷史價值。
——郭福祥《關於乾隆帝壽山石“乾隆宸翰”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