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国际关系学者
近来，在各国与新冠病毒进行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听到了一些极其不和谐的声音。个别西方政客无端挑起“中国病毒论”、“对华索赔论”和“对华调查论”。美国甚至以世卫组织“偏袒中国”为由，决定暂停对其供款。在本应将精力放在本国抗疫和全球合作的时刻，个别西方政客却摆出这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架势，乍一看让人难以理解。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西方领导人发起的“战争隐喻”对国际关系的紧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按照定义，战争隐喻是指以战争术语，描写各类非战争事件，赋予其以强烈的对抗性、紧迫性和修辞性。在本次疫情期间，各国领导人普遍采用了战争隐喻，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与看不见的、难以捉摸的敌人宣战”；英国首相约翰逊告诉英国人“他们的斗争要求每个公民‘直接入伍’”；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把自己塑造成一位“ 战时总统” 。这些战争隐喻不同程度地团结了本国民众，提高了民众对于隔离等防疫举措的认同感，减少了因失业和限制自由等带来的反抗情绪。但是，当战争隐喻与个别西方国家防疫不利的现实相结合，就在国内外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就国际关系而言，战争隐喻带来的严重危害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剧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对立。战争隐喻使得人们在无意识中用一种“区分敌我”的战争思维去理解非战斗性的社会问题，但在谁是敌人、如何对敌问题上，隐喻缺乏清晰度。最初，西方政治领导人将“新冠病毒”设定为敌人，其团结民众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民众对抗疫措施带来的影响日益感到不满，他们将民众的目光引向了中国和世卫组织身上，通过将后者放在“我们”的对立面，缓解民众对于其防疫不利的不满情绪。原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就这样被人为地划分了阵营。战争隐喻不仅在这些国家内部助长了排斥亚裔和少数族裔的浪潮，造成国内社会撕裂，而且导致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加剧，给国际抗疫合作制造了障碍。
其次，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树立个别领导人“英雄”形象。在信息高速传播的当今时代，西方民众由于隔离而带来的焦虑和不安情绪，容易被政客和媒体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点燃。即便没有任何证据，西方政客批评“敌人”过失和不义的言论，在“战争状态”下往往也被民众视为是“政治正确”的。美国带头将疫情暴发的原因甩锅给中国即是一例。而且，在战争隐喻下，对敌人的批评不仅可以赢得民众的同情，还可以树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在美国的大选之年，这种英雄领导人形象则意味选票和执政。不过，极端民族主义可能会超出政治领导人的控制，这无疑会给西方国家内部以及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对抗埋下伏笔，使得各方都成为输家。
再者，以抗疫为借口，为己方不义之举赋予合法性。战争隐喻会塑造十恶不赦的“敌人”的形象，因此己方的任何报复行为都很可能被看作合理的。即便这种行为有意或无意造成他国人员、财产和名誉损失，本国民众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美国的反恐战争导致所在国无辜平民的死伤不在少数，但是在“战胜敌人”、“赢得战争”的隐喻保护下，少数人作出牺牲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甚至是无法避免的。换句话说，此时结果决定手段的合理性。在此次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威胁暂停对世卫组织供款，鼓动世卫组织接受台湾。这些违反国际道义之举在战争隐喻的背景下，都被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背地里却是在实现抗疫以外的政治目的。
新冠疫情使许多西方多国面临死亡人数上升、经济下行加剧、社会矛盾凸显和社会撕裂加剧的压力。这使不少国家执政党的形象受损，甚至未来执政面临调整。因此，利用战争隐喻在国际社会寻找假想敌，有利于释放国内压力，转移民众视线。但是，战争隐喻的启动很容易，但是收场可能很难。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对抗氛围可能在疫情平息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消除，对未来的国际合作增加了障碍。作为中国来说，要警惕美国政府沿着战争隐喻越走越远，甚至基于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企业和个人采取“长臂管辖”式非法制裁，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责任编辑：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