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指出，坚决防止和纠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问题。中央纪委梳理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的典型表现，引以为戒。
类型一：“比划型”干部
主要表现
工作上下一般粗，机械式执行上级安排部署。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缺乏具体工作措施。
2017年2月，江西省九江市人社局在全市人社系统开展精准扶贫行动，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要求各县结合实际，及时抓好贯彻落实。德安县人社局在单位领导签字传阅后，就把起草全县人社系统精准扶贫行动实施方案的任务交给了刚进入单位、不熟悉政策的人秘股干部陈少峰。
类型二：“说唱型”干部
主要表现
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西阳镇政府陆续接到反映该镇太平村大陆庄葛伟木材加工场违法占用耕地问题的“省长热线”交办件1次、“市长热线”交办件16次。经西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牛华山签批，交给分管国土的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博办理4次；交给西阳国土所所长李红彬办理3次；交给原分管国土的镇党委委员杨磊办理7次；交给分管信访的副镇长刘南办理3次。
类型三：“太极型”干部
主要表现
遇到问题左躲右闪、上推下卸，推诿扯皮、回避矛盾，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
2017年，云南省个旧市扶贫办原副主任吴劲兵在负责卡房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摸底调查工作期间，自由散漫、消极推诿，多次以“调动工作”“原单位有事”“由镇上主导这项工作，我们只负责配合”等为由，擅自离岗，将工作交给他人代办，致使229户贫困户被漏评、59户返贫户情况核定不准，摸底调查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严重影响脱贫攻坚工作进程。
类型四：“木偶型”干部
主要表现
对待工作庸懒散拖、敷衍塞责，工作不推不动，推一下动一下，甚至推而不动。
典型案例
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岳普湖县畜牧兽医局在落实上级下达的扶贫项目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够，论证不充分、决策不规范，制定的实施方案结合实际不紧密，可行性、操作性不强，项目落地困难，致使2016年退耕还草项目资金、草原畜牧业转型示范建设项目资金滞留。
类型五：“打盹型”干部
主要表现
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2016年7月成立后，当地群众反映“办证难、办证慢”问题一直较为突出，中央和省有关部门明确要求进行核查处理，市政府多次召开协调会、现场办公会研究整改措施，市纪委派驻市房产局纪检组约谈了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负责人谌宏等人。但黄石市国土资源局、市房产局、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重视不够，行动迟缓，一直未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整改。
类型六：“走秀型”干部
主要表现
华而不实、弄虚作假、虚报瞒报、遮掩问题，搞形式、走过场。
典型案例
2009年，浙江省桐庐县对桐庐兴合新型墙体材料厂进行拆除关停，并同意其进行迁址技改。当年11月，在企业选定拟迁新址，县国土资源局、经信局(墙改办)等单位相关工作人员赴现场踏勘。
类型七：“梗阻型”干部
主要表现
2016年至2018年，吉林省榆树市育民乡政府原危房改造工作负责人胡显超利用负责该乡办理危房改造工作的职务便利，违规向残疾贫困户张某某等3户村民索要好处费和高档香烟共计0.63万元；以“照相费”名义向182户危房改造户违规收费2.44万元，并从中侵占2.26万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列支出、虚开发票等手段，骗取财政扶贫管理资金1.91万元据为己有。
类型八：“两面型”干部
主要表现
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贯彻上级部署打折扣、搞变通，不讲规矩，我行我素，自以为是。
三都县是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也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三都县委原书记梁嘉庚信誓旦旦：“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带领全国63%的水族人民脱贫就是天大的事”。
类型九：“三拍型”干部
主要表现
搞“一言堂”，工作脱离实际，违反规定乱决策、乱拍板、乱作为，出了问题不解决、不报告。
云南省红河州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建在长期担任一把手的过程中，渐渐养成了说一不二、颐指气使的骄狂之气。尤其是在担任红河州委政法委书记后，耍特权、耍威风，霸道、张扬的个性发展到了极致。
类型十：“佛系型”干部
主要表现
当老好人、和稀泥、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贪不占也不干。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在衡阳多名人大代表候选人其反映贿选情况时，童名谦只是召开会议对换届纪律进行了象征性的重申，没有真正对违纪违法行为“亮剑”，致使送钱拉票之风愈演愈烈，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