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0月以来，乌兹别克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接触备受世人瞩目。先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瓦莲京娜·马特维延科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正在考虑加入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不久，俄联邦委员会的另一位高官法里德·穆罕默德在访问塔什干后也宣称：乌兹别克斯坦或将于2020年先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国。
早在欧亚经济联盟筹备之初，俄罗斯就向乌兹别克斯坦发出过入盟邀请，联盟成立后，俄罗斯也再次表达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欢迎态度。面对俄罗斯的“热情邀约”，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反应冷漠，甚至摆出一副“打死我也不加入”的坚决态度。因此，当马特维延科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不禁好奇：原先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什么对欧亚经济联盟如此抵制？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又为什么突然想要入局？难道连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堂堂国家也逃不过凡人的“真香定律”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欧亚经济联盟到底是“何方神圣”？然后再分阶段地探寻乌兹别克斯坦“真香”的利益真相。
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1月1日，前身是成立于2010年1月1日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是在独联体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俄罗斯领导的制度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现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五个成员国，在成员国间设立了最高理事会、政府间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联盟法院等跨国家的一体化合作机制与管理机构。欧亚经济联盟旨在加强成员国间的经济联合，努力实现区域内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建成一个涵盖2亿人口，面积超2000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市场，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在经济、政治、外交、防务等领域高度一体化的欧亚联盟。
相比起松散的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程度高，发展目标明确，各成员国的合作态度也较为积极，特别是俄罗斯，在联盟的成立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但也正因为如此，欧亚经济联盟在外部世界招来了许多非议，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并不平等，俄罗斯“大权独揽一切”，更有甚者，直接将欧亚经济联盟视为俄罗斯“阴谋复辟苏联”的尝试，而这一点正是“敏感的”乌兹别克斯坦所害怕的。
（图1：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
“敏感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相对收益考量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乌兹别克斯坦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卡里莫夫。自乌兹别克斯坦独立起，卡里莫夫就一直担任国内总统，直到2016年9月2日逝世，执掌乌兹别克斯坦政坛长达25年之久。卡里莫夫执政的这25年正是现代意义上的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的时期，因此，在卡里莫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对自身的政治独立与主权完整极为敏感，在外交事务上着力维护自身的政治、安全利益。而在具体的国际合作上，乌兹别克斯坦关心的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非常在意自身所得能否多于他国所获，极为看重相对收益。
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乌兹别克斯坦便将俄罗斯视为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密切关注着俄罗斯的国家动向，尤其是俄罗斯在中亚的一举一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俄罗斯提出要在独联体的基础上建立跨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想法时，乌兹别克斯坦就极为警惕，担心着沙俄帝国或是苏联的“复辟”，后来发生的南奥塞梯冲突、乌克兰危机以及克里米亚问题等一系列事件更是加深了乌兹别克斯坦对于俄罗斯的担忧。所以，当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立时，乌兹别克斯坦选择了“横眉冷对”，因为在彼时的乌兹别克斯坦看来，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实际上是将自己的经济主权“拱手让给了”俄罗斯。除此之外，更让乌兹别克斯坦害怕的是，随着政治、外交、防务等领域合作的开展，乌国内主权的其他方面也将一步步被俄罗斯所“蚕食”，直到最后，等待乌兹别克斯坦的是重新并入“大俄罗斯帝国”的“悲惨命运”。
第二，作为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区域拥有较为突出的国际地位和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独立以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整个卡里莫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对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满怀骄傲，对自身的综合国力充满自信，一直以“中亚领导国”的身份自居。在浓厚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乌兹别克斯坦一度认为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将“稀释”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威胁自己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如果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就意味着自己承认了俄罗斯的领导，这是一直强调自身特殊的文化优越性和历史使命感的乌兹别克斯坦不能接受的。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在外交上始终奉行“大国平衡”政策，引入美国的力量来对冲俄罗斯在中亚强大的影响力，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不但将削弱“美国牌”的威力，而且会引发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不满，阻碍乌美关系的发展，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灵活性大大受限。
（图2：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文化古迹）
第三，现实的一点考虑是彼时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其加入任何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独立之后，卡里莫夫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在大量继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基础上，采取了向市场经济循序渐进的过渡措施。在渐进式的经济改革的“保护”下，乌兹别克斯坦并未经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但也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运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指令，导致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发育很不成熟，企业严重缺乏效率意识和竞争意识。因此，与经历了“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相比，卡里莫夫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市场经济的管理运营方面存在明显的劣势，并不能适应欧亚经济联盟内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一体化模式，一旦开放国家边界，允许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民经济将遭受巨大的冲击，极有可能面临资金外逃、企业破产、产业崩溃的局面。
综上来看，对于卡里莫夫时期“敏感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极有可能使得自己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外交上“受人牵制”，经济上“被人掠夺”，即使能够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但与“大是大非”的问题相比，这些“恩惠”也“微不足道”。所以，在相对收益的考虑下，乌兹别克斯坦对欧亚经济联盟“避而远之”。
“实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绝对收益考量
2016年9月2日卡里莫夫逝世以后，原总理米尔济约耶夫接任总统职位，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最高领导人。与“保守”的卡里莫夫不同，米尔济约耶夫在内政外交上更加“实在”，上任不久，米尔济约耶夫便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着重推进市场自由化建设，努力提振国民经济。米尔济约耶夫改革所营造的新形势使得原先的相对收益观念逐渐淡化，绝对收益观念的地位上升。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只关注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图”，便可以考虑予以合作。于是欧亚经济联盟所能带来的经济红利开始吸引乌兹别克斯坦的眼球，入盟事宜进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考虑之中。
在乌兹比克斯坦二十多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中，卡里莫夫时期保守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一是市场营商环境较差，经济自由度不高，吸引外资较为困难；二是国营企业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民营企业缺乏竞争力，资本积累不足；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严重依赖资源型产业，出口竞争力下降；四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资金短缺；五是人口增长过快，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压力增大。受以上问题的困扰，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016年开始呈下滑趋势，2016-2017年间直接减少了226.19亿美元，跌幅达到了惊人的27.66%，国民经济的形势日益严峻。
（图3：2010-2018年乌国GDP与人均GDP，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米尔济约耶夫除了对内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外，另一重要举措就是积极寻求外部援助。为此，米尔济约耶夫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2018年5月，米尔济约耶夫出访美国并与特朗普举行了会晤，虽然美国承诺将给予乌兹别克斯坦一定的支持与帮助，但受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能够拿到的资金实在有限，而且西方世界的援助带有许多政治附加条件，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比较难以接受的。于是，乌兹别克斯坦开始重新权衡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利弊得失。
实际上，欧亚经济联盟的自身优势及其所能带给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实在的。首先是地理位置的优势，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联盟成员国相邻，与俄罗斯的距离也不算遥远，且在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上，乌兹别克斯坦都与联盟成员国保持着统一标准，以上优势将便利于商品的跨境运输，降低外贸成本，这对于双重内陆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意义重大。其次是语言、制度上的优势，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大力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但俄语依然是国内的通用语言之一，在具体的管理制度上，乌兹别克斯坦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存在许多相似乃至相通之处，因此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适应成本，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经济改革则对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再者，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投资、能源可以缓解乌兹别克斯坦的资金短缺和逐渐显现的能源紧张等难题，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在联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政策的刺激下，乌兹别克斯坦大量的劳动力可以前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就业，缓解乌国内日益高涨的就业压力。此外，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新加坡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欧盟、东盟等都有合作、对接意向，因此，对乌兹别克斯坦来说，欧亚经济联盟能够充当其走向世界市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具有特别的优势。最后，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随着未来联盟内部共同边界的确立，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在费尔干纳盆地的领土争端问题将得以搁置，乃至解决。
（图4：乌兹别克斯坦地图，地图来源：“地之图”网站）
撇开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相对收益不谈，从绝对收益上看，欧亚经济联盟确实能够给乌兹别克斯坦带来许多经济红利，而这正是改革进程中的乌兹别克斯坦所需要的，所以这应该也是“务实”的米尔济约耶夫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开始考虑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原因。
中乌合作的新机遇
实际上，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考虑之中，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主次之别。卡里莫夫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明显更关注自身在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相对收益，强调政治独立、国家安全和追求国际影响力；米尔济约耶夫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更倾向于经济方面的绝对收益，寻求外资援助与发展对外贸易。因此，不管是在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主导下的入盟与否的抉择，其背后反映的都是乌兹别克斯坦对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与追求，在最大化的国家利益面前，即使再“铁骨铮铮”的国家也逃不过“真香定律”。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更多是为了获取经济方面的绝对收益，但是俄罗斯在西方世界的重重制裁之下，自身经济也不景气，很难想象俄罗斯能够在短时间内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需求，另外，乌兹别克斯坦也与联盟成员国之间存在产业趋同等问题，很难形成优势互补。乌兹别克斯坦寻求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实际上释放的是其渴望提振国民经济的信号，作为外交上的战略伙伴，中国应该抓住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改革的机遇，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框架下，与其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努力实现两国的共赢发展，将中乌合作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乃至“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典范。
（作者：王凯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级博士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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