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3600年前的夏王朝，被中国各种文献典籍记载于历史文献中，是中国华夏文明的起始。夏王朝470年的历史与554年历史的商王朝被明确记载于《史记》中，商王朝已经通过殷墟考古遗址的发掘、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以及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得到了考古实证；但通过考古遗址对夏王朝的求证，至今仍一无所获。
虽然黄河伊洛盆地的二里头考古遗址，被少部分考古学家推定为夏商交替时期的夏王朝末期遗址，但更多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二里头考古遗址，长期以来都徘徊在商代遗址、前夏后商时期遗址、夏末遗址的争论中，三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统一结论。从考古遗址研究来说，如果完全否定二里头考古遗址为夏末期遗址，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将无容身之地，夏王朝的存在将会被否决。中国考古学将面临着自我否定自我历史的窘境，成为诞生于中国夏商历史研究，又被夏商历史逼入困境的学科。中国考古学家也对夏文化研究，唯恐避之不及，无人敢轻言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虽然在目前黄河流域的众多考古遗址中，无法发现夏王朝的踪迹，但也无法就此得出结论，夏王朝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即使在黄河流域发现不了夏文化，甚至在长江流域也无法发现与夏王朝时期对应的考古遗址，也不能得出中国夏王朝不存在的结论。在我国的黄河与长江之间，还有一个被中国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所忽视的淮河流域，等着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考古。淮河流域的考古探索将是解困中国考古界的无尽宝藏。
主流学界认为，夏王朝与商王朝同是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王朝，甚至是同一地区二里头考古遗址上的前后时期王朝。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将二里头遗址定位为夏朝国都的基本思想与基础。没有这一观点的影响力，就无法使二里头考古遗址的从开始发现的商代遗址，发展为前夏后商遗址，到今天的二里头遗址全部时期为夏代遗址的演变。只要认真细致的研究中国典籍文献，就会发现这一观点的错误与荒谬，把整个中国历史界与考古界引入夏商研究的死胡同。
《史记•夏本记》“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尧舜禹时期，大禹奉尧舜之命解救天下百姓，让天下百姓种植水稻以恢复生产，以稻米调剂诸侯百姓。向我们展现了尧舜禹的天下百姓生活在气候温暖、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地区。是原始时期南方热带地区水稻可以生长的地方，而南北交界的淮河沿线就是南方的最北端，北方的最南端，是原始自然环境下水稻种植的最北地区。
《史记•周本记》记载：“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当周武王在黄河北岸的朝歌灭掉商纣王时，赈济商地百姓的只有商纣王储藏的北方旱粟。
这些历史记录，实际上是向我们显示，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是南方的水稻文明，而商汤建立的是北方黄河的旱地粟黍文明。夏王朝与商王朝在人民生产的农作物上的根本区别，展现了夏王朝是以淮河流域为基础的南方水乡文明；而商王朝是建立在北方旱季作物粟黍基础上的北方文明。
夏王朝与商王朝在地域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南北方农作物的稻与粟的区别，在禹建夏与周武王灭商建周时期，为天下解除禽兽之害上，面对的害虫也显示了南北地域，南方水乡泽国与北方旱地山林环境的差别。
《孟子》中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大禹建立夏朝时，人民主要遭受的是生活于河流湖泊沼泽环境下的蛇与扬子鳄（土龙）；而周武王灭商在黄河商王朝地区，人民遭受的猛兽主要是生活于山地森林地区的虎、豹、犀、象等大型动物。商末期的虎、豹、犀、象等动物与大禹夏时期的蛇、扬子鳄等，显然是两种自然地理环境下的动物，显示了夏王朝建立的地理环境与商王朝的地理环境明显不同，夏王朝与商王朝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气候环境下建立的王朝。
《史记》与《孟子》通过不同的植物、不同的动物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向我们展现了夏王朝与商王朝是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不同气候环境下的两个政权主体。将二里头遗址作为前夏后商的观点，或者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全部为夏文化遗址都是根本错误的。6公里外的偃师商城遗址决定了二里头遗址为夏文化的可能性，同一纬度下、同一河流下、同一地理环境下的郑州商城同样否决了二里头遗址的夏文化属性。
因此，学术界一厢情愿地把夏文化的中心定位在商王朝的中心区域去寻找、研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不见夏王朝的踪迹，要么否定夏王朝的存在，要么是中国考古学存在出现了根本错误，导致中国考古学在夏文化探索研究方面的束手无策。
夏王朝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于黄河流域商文化不同地理、不同气候下的淮河流域；夏王朝不是证明不了，而是中国考古界被蒙蔽了双眼，天真地认为商取代夏是在同一地理环境下的改朝换代。而事实是，北方黄河流域的牧农文明取代了南方淮河流域的渔农文明，危害淮河华夏先民生存的龙蛇，在历史的演变中成为我们今天华夏民族文化的图腾——扬子鳄（土龙）与蛇一体的中国龙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