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26军的风雨岁月
1970年8月，接上级命令，我告别了77师，调到26军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8年。
62、尽心做好分管工作
我到军政治部以后，军党委让我分管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文革”结束后，让我主管落实政策工作。
那些年，我非常重视部队的党建工作，经常和军政治部的同志深入部队了解党建情况，根据上级要求，有序推进师团营连组织工作地开展。目的是，让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部队深深扎根，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保卫工作无小事，我经常带领军机关保卫部门的同志，到部队基层单位检查指导保卫工作。在军政治部，我负责部队工作，几位副主任中，我下部队是最多的，几年时间，我几乎跑遍了全军6个师的连队，我想，部队的保卫工作，关键在基层，我把精力放到基层连队，把预防工作做到前边，把工作做牢做扎实，杜绝和减少了全军行政和违纪事故的发生。
63、"批陈整风”、“批林整风”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不久，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我们部队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我们军于1971年3月至4月展开"批陈整风”。之前，我们军政治部的几位领导，和军机关有关处的同志，根据上级要求，研究部署了这项工作。任务下达后，我们安排以团为单位，集中连以上干部进行学习，所有连队以正面教育为主。通过批陈，使我们部队广大干部战士，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认清了陈伯达的反党真面目。在批陈的同时，各级对主观义、自由主义、爱吹不爱批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整顿，收到了较好效果。
1971年9月1日，林彪反党阴谋败露，我们部队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有步骤地开展了批林整风。我们政治部先行一步，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然后采取干部办班集中学习，深入部队宣讲中央文件精神等方式，提高了全军部队干部战士对林彪反党乱军的阴谋。同时联系部队建设实际，批判了林彪鼓吹的“情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以及制造军政对立、削弱军事训练、破坏军队建设等罪行，澄清了一些是非界限。
十四、到胜利油田参加“支左"
1971年1月至1973年10月，我被军党委派去东营市胜利油田“支左"，担任胜利油田军代表、党委核心组组长。
64、胜利油田为我国第二大油
胜利油田工作区域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东营、滨州、德州、济南、潍坊、淄博、聊城、烟台等8个市的28个县（区）内，和新疆的准噶尔、吐哈、塔城，青海柴达木、甘肃敦煌等盆地。
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日产油8.1吨，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
经过多年的艰苦拼搏，胜利油田在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1946万吨，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并一直保持至今；原油产量1984年突破2000万吨，1987年突破3000万吨。1989年胜利油田结束会战体制，在大打勘探进攻仗的同时，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油田综合管理水平上来。1991年原油产量达到3355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1993年建成了中国第1个百万吨级浅海油田；到1995年原油产量连续9年保持在3000万吨以上。
1971年6月11日，“九二三厂”更名为“胜利油田”。1972年6月15日更名为“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198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更名为“胜利石油管理局”，结束了20多年的会战体制。
65、稳定形势，搞好团结
1971年，我来到胜利油田担任军代表，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当时“文革”没有结束，由于受“文革”影响，'派性”始终在作祟、干挠。油田还有几个所谓地域“派性"，如大庆派、玉门派、胜利派。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团结和工作。我从大局出发，从抓好领导班子团结入手，坚决克服“派性”干挠。我坚持五湖四海一家人，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和油田总指挥刘佩荣（曾任1军政治部主任、四机部副部长）等油田领导，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密切形成了工作合力，使领导班子成为油田坚强的领导核心。广大职工看到我们一班人如此团结，纷纷摈弃成见，不管来自哪个油田，都是一家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把胜利油田建成大油田，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团结搞好了，工作形成合力，大家把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油田建设开发中去，使各项工作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66、抓好生产，提升产量。
我在胜利油田工作期间，和油田一班人，科学规划，精准组织，新上了两个油田，一个是孤岛油田，一个是河口油田。
孤岛油田的开发，我到油田之前，已经是三起三落了。因为此地地质条件很差，不利于施工打井。夏季蚊虫盛行，这里的蚊子特别多，大白天的，人在外边站不住，不一会，一大群蚊子就会发起攻击。所以，我们在孤岛开会，都要躲在蚊帐里边。面对这些困难，上级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开发建设。我在油田领导班子会议上下了死命令，必须集中力量，克服困难，在孤岛上必须打出油井来，否则，就等于打了败仗。
胜利油田的石油工人们积极响应油田领导号召，不怕艰苦，顽强奋战，经过努力，终于打出了油井，逐步建成了孤岛油田。后来，我们又开发了河口油田。
胜利油田年原油年产量由1971年的400万吨，上升到1973年的1200万吨，成为全国继大庆油田之后的第二大油田，我为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作出一点贡献。
在油田"支左”两年零十个月，我工作努力，团结奋进，取得一定的业绩。石油部对胜利油田工作较为滿意，于1972年在胜利油田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康世恩同志到会作了讲话。
67、只争朝夕，加班工作。
我来到油田，就是“石油人”了，我把开发石油作为己任，带领油田“一班人”，不受“文革”影响，稳定形势，抓紧时间，推进工作。
我记得，毛主席曾对周恩来、陈云感慨：“要搞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石油都转不动。”周总理对石油工业浸透了心血，他亲点两位开国将军，上将李聚奎和中将余秋里先后任石油部部长。
我时刻牢记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石油人的殷切期望，只争朝夕，抓紧时间，开发建设胜利油田。
在油田工作，我基本上没有节假日，天天上班，不是开会，就是下油田，白天工作沒做完，晚上继续干。，经常是晚上开会或处理公务，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休息。有时候早晨我还没有出门，门口一群油田工作人员，在等待向我汇报请示解决问题。
1971年春节，由于工作紧张，我在胜利油田过了个春节。春节期间，和平时上班一样，研究工作，深入一线，抓好生产。这一年，我没有回济南和家人团聚，节日期间在油田和领导班子一起加班加点工作，给油田广大干部职工带了个好头，大家都憋足了一股劲，一定要把胜利油团建成我们国家的大油田。
68、我认识的康世恩同志
我到胜利油田担任军代表，认识了康世恩副总理。康世恩，河北人，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120师民运部工作员，山西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晋绥八分区专员，晋县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1野3军9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兼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华北石油勘探会战部总指挥，石油工业部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江汉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燃料化学工业部主要负责人，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 国务委员兼石油工业部部长等职。
六十年代初，康世恩同志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为我国石油自给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国家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困难，苏联又撤走专家，中断我国的石油供应，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作为石油会战总指挥的康世恩，代表石油部党组向党中央表示：下决心拼命也要拿下这个大油田。他亲自组织调遣各油田力量，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展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工作。
期间，康世恩同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住帐篷，战严寒，带领几万名会战工人，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严”作风，敢打硬拼，艰苦奋斗，夺得了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开创了陆相地层寻找大油田的先河。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康世恩挥师南下，进入地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渤海湾地区，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康世恩被誉为“石油赤子"第一人。
我在胜利油田工作，和康世恩同志在石油战线共同工作了三年多。后来，我离开油田返回部队，他一直有让我转业去胜利油田工作的想法，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军队，康副总理和石油部领导几次让我去油田，我都推辞了。
69、在北京开会的日子里
1971年至1973年间，我在胜利油田工作，每年都要去北京几次，主要是参加燃料化学工业部的会议。年初的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研究各大油田石油生产和产量问题，因为是计划会议，对第二年的生产指标和保障措施，研究的非常细致，所以，会议开得的时间比较长，有时一开就是20多天。当时主持会议的是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康世恩同志。
我的印象是，康世恩是个懂经济懂石油业务的领导干部，他在长期领导石油工业的过程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中国的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他善于把石油科学的一般原理和中国地质条件结合起来，解决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石油地质、油田开发的理论和应用科学。他对石油生产开发非常在行，且记忆力超众，各大油田数据，都记在他脑子里。每次开会，我们汇报工作，涉及数据，丝毫不敢马虎，有时哪一位同志数据说不清，康部长立马给予纠正。
那个年代，开会是连轴转，白天开了一天，晚上又接上开，自然要加个夜餐。有一次开会很晚了，会议代表吃夜宵，康部长见我没到餐厅，专程把我请到餐厅，陪我一起吃了夜宵，我从心里十分感激这位领导同志。
有一年开会，春节赶不回去了。康部长交待把伙食费提提标准，除夕夜晚，康部长和石油战线各大单位会议代表一同会餐，显示了对石油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节日关心和问候。
70、巧遇粟裕大将
有一次，我在京西宾馆开会，巧遇粟裕大将。
粟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2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1师师长，后兼6师师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那一天，我们在京西宾馆散会后，在餐厅吃饭，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桌客人，我向这一桌其中一位客人看了好几眼，我总觉得像我们华野的老首长粟裕，他和工作人员在一张桌上吃饭。我认准是粟裕首长，乘饭后，粟裕首长向餐厅门外走来，我赶上前向老首长敬礼，粟裕问我，是华野几纵的？，我说8纵的，粟裕点头笑了笑，说8纵能打仗。接着，我和粟裕首长一起说起孟良崮战役。解放战争攻打孟良崮，全歼国军74师，这是陈毅和粟裕亲自指挥的。那一年，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见74师孤军深入，态势突出，与左右邻之间出现较大空隙，便毅然定下决心，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1、3、4、8、9等5个纵队16个师，全力围歼敌74师。当时，我在8纵77师230团任炮连指导员，这一仗打得不容易，因为74师战力不一般，我们全歼74师，非常不容易。
和粟裕首长说了十几分钟，首长要离开宾馆了，我目送他坐上车远去，心里总有一种不舍。
71、看望26军老领导
七十年代，我经常去北京开会，只要有空，我一定要去看看在京的26军老领导，他们是李耀文、陈宏、刘立封、韩友庆等同志。
李耀文，开国少将，时任外交部军代表。陈宏，开国少将，时任装甲兵司令员。刘立封，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韩友庆，时任二炮政治部主任。他任26军77师政委时，我任副政委，在一个班子共事过。
我每次在北京开会，和李耀文、陈宏等同志说好了，我在和平饭店散会后和他们见个面，结果，每会都是我在开会，他们在休息室里等我，散会很晚了，才和他们见个面，说不了几话，他们就告辞了，因为夜里十点多了，怕影响我休息。
有一年夏天，我去外交部看望李耀文政委，我刚坐下，和他说了几句话，他吩咐工作人员切好西瓜，他拿起一块西瓜还没吃，工作人员赶来，说周恩来总理找他有事，他和我匆忙告辞，去见总理了。当时，我想，外交部工作那么忙呀，李政委吃个西瓜的空都没有。
现在，每次想到我在北京和26军老领导见面的场景，都会让我十分想念这些老领导。
wP老马根据父亲刘乃晏口述、有关资料整理
2020、1、9